徐霞客·1636

祝勇

 

  我应上海文广集团之邀，加盟拍摄一部以徐霞客的行走线路为线索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霞客行》并将在这部片子中出镜。这部纪录片将在六七月份由东方卫视播出，献给世博会。以下是我在途中所写日记。

 
图片一：江西龙虎山仙水岩的丹霞地貌。绝壁上的洞穴有许多悬棺

图片二：江西龟峰。

 

 

徐霞客·1636

 

——南中国日记

 

 

 

我曾经被黑夜遗忘

然后我在黎明醒来

我曾经被天空遗忘

然后在飞鸟翅膀上醒来

我曾经被自己遗忘

然后我在爱人的怀里醒来

我曾经被醒来遗忘

然后我在梦中醒来

 

        ——节自庞培《爱的记忆》

 

 

 

小引

    中国的文化线路，我曾经走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部分），徐霞客的旅行线路，是我的第三次文化之旅。《徐霞客游记》，早年是读过的，但如同读《山海经》一样，由于对其中所述地名所知甚少，所以它的文字犹如迷宫，令我无所适从。这与大地的迷宫性质是一致的。相对于大地，我们与一只蚂蚁没有区别，我们只能看到它某个微不足道的局部，而不可能有一视角从整体上对大地进行观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对我们自身处境最准确的表达，但是，在没有卫星定位，甚至连道路系统还不完备的明代，有一只名叫徐霞客的蚂蚁就开始了他用脚步丈量大地的事业。从徐霞客的笔下，我们常会看到他对道路这样的评价：“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1]

  那是一部充满暗语的秘笈。

 

 

 

 丙子（1636）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阵雨    江阴

 

     江苏学政衙门，变作了今日江阴的中山公园；学政衙门跟前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员，变作广场上一组真人大小的铜像。他们以不同的表情面对着昔日的皇榜，从字里行间搜寻着有关他们未来的讯息。对于大多数生员来说，张帖皇榜的那道砖墙，无情地阻挡了他们的去路，这道黑色的墙，就是这些自幼苦读经书的人们道路的终点。除了刻骨铭心的失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的梦想，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道墙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超越的事物，他们命运的极限。

     Ｘ年前，在那些失望、悲痛、愤懑的面孔中，有一张是徐霞客的。那一年，徐霞客Ｘ岁，像所有殷富人家的年轻人一样，被裹携到一场险恶的骗局中。那场已经持续了Ｘ年、以“科举”命名的骗局，勒索了无数人的青春，直到Ｘ年，才有一个名叫Ｘ的人，对它提出公开的置疑。Ｘ年中，不知有多少读书人，以飞蛾捕火的精神，投入这场几乎注定了失败的赌局。在徐霞客的家族系列中，从徐颐开始，口已经有五代人，前仆后继地，在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上，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朝廷确立的奖励机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中国的官场，从来没有像明朝中后期那样混乱和无序，大明帝国的皇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炼丹爱好者，除了刻苦钻研炼丹术，朝廷的一切，已经与他无关。长期见不到皇帝的大臣们莫衷一是，宦党们则如鱼得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皇帝的默许下，明朝的政治，已经沦为少数人的圈内游戏，闲人免进。它像一个绝缘体，与绝大多数人无关。徐霞客站在江苏学政衙门前，表情像初春的水一样冰寒。他看到了身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童生，脸上像核桃一样密急的皱纹里布满泪水，年轻的徐霞客从他的脸上看到了自己早已被规定的未来。

     江阴马镇的徐霞客故居，房子是新修复的，只有庭院里的罗汉松是徐霞客的遗物。450年前，是徐霞客改变了一棵树的命运，把它从花盆里移栽到大地上，这使这株罗汉松获得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从450年前的一天出发，一路抵达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拍摄就是从这株树开始的，原因是它连接着时间的两端。我把手抚在上面，试图接通它内部流动的汁液和我身体里的血液。我把它当作徐霞客本人，出发前，向它深鞠一躬。

     是谁改变了徐霞客的命运？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人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吗？荒芜的世界中，一个人如何预报未来？徐霞客的明代，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科举，另一条是隐逸。但徐霞客两条都没有走，在历史地理学远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明代，他选择作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他的游历，已经与古时放浪形骸的诗人游宦们大相径庭。迈出家门的一刻，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大地，如清代学者潘耒所说：“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2]30年后，当他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是双足俱废——那条漫长的路，还给他的是一张沧桑的脸、一双不能行走的脚，当然，还有一部《徐霞客游记》。此前的中国，有过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元代刘郁的《西使记》、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但仍然缺少一部整体性的大地之书。《徐霞客游记》就是一部大地之书，它的复杂性、它的跌宕和迂回，无不与大地的节奏吻合。钱谦益评价它：“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3]他使人们想象中的“天下”第一次变成现实的图景[4]，使人们对“天下”的认识，与万历年间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主持测绘的《山海舆地全图》相衔接。四书五经之外，它创造了一种典范，无可超越，如陈丹青之形容鲁迅：“ 我们不会说：一朵花得开那么几次才慢慢像一朵花，真的玫瑰，一开开来就是玫瑰。”[5]徐霞客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他的道路，是从背叛开始的。他从知识分子云集的那条道路上果断地逃离，变成一个人，从此在众人的视野中去向不明。只有他自己对未来的道路了如指掌。那是一条必死之路，也是一条求生之路，是地狱，也是天堂。

    这就是徐霞客生活过的明代——政治上空前酷烈，东厂、西厂、锦衣卫大显身手的明代，从迷恋酷刑的朱元璋，到杀人如麻的张献忠，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到处风声鹤唳，它耀眼的文明是以望不到头的死尸为肥料的。洪武元年（1368）三月，朝廷下令开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至洪武三年（1370），京师与各行省开始大规模乡试，这使大明王朝的文化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但这只是表象，硬币的另一面是：自洪武年间，天下学校生徒背诵《大诰》，明朝的统治者正式下达了思想禁令，这篇《大诰》文理不通，其粗鄙的文词与蛮横的态度一看就知道出自朱元璋的手笔。永乐二年（1404），诋毁理学的饶州儒士朱友季遭到严厉惩罚，“这一异乎寻常的象征性信息传递了官方严厉的训试和规劝之后，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6]知识分子如同牛羊一般被赶进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天启五年（1625）八月，御史张讷向朝廷提出政策建议，主张拆毁天下所有讲坛，以实现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言论空间全面覆盖。在这一政策主张下，官方意识形态表现出它战无不胜的威力，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一切书院迅速在帝国的版图上消失。[7] 明朝政府打造了一条符合自身要求的知识加工厂，所有的生产车间都受到严密的监控，必须符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条流水线上出品的，都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这就是明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只能拥有死知识，而不能拥有活思想。连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高攀龙都承认：“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8]有意思的是，政府的网撒越大，它的漏洞就越多。在禁令之外，一个不受官方管辖的民间言论空间正在形成。如同张讷义愤填膺地指出的：

    “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而兴云吐雾，尺泽可以行天；朝野相望不知几十辈，而后劲前矛，登高自为呼应。其人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于亡命辈徒，无所不收，其事则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其言凡内而弹章建白，外而举劾条陈书揭文移，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所不关说。”

     在徐霞客身边，陈继儒、陈老莲、董其昌、陈子龙这些民间知识分子，业已从“体制外”的边缘地带走到明代文化版图的中心位置，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的“格物”之学也已露出了端倪，如果没有野蛮的满人马踏南中国，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可能实现软着陆。

     徐霞客用他的脚步，穿越知识的荒蛮地带，它既是现实中的旅程，也是精神上的旅程。在400多年后的雨中，我们从徐霞客出发的地方出发，400年前的徐霞客，把今天的我们又牵上了路。他所未知的大地，在今天已经藏不下多少秘密，而他已知的事物，在今天又成为未知。我们启程的时候，心里面都藏着问题，都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条曲折的道路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困惑，只是，相隔四百年，我们的困惑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对待道路的态度却如出一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