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在展开论述这两个问题之前，先有必要简单的来解释一下“理性”与“无理性”以及这两个问题的含义。
无理性，就是指没有按照“理性”的预期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含义简单的讲就是个体按照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则去选择自己的策略，最后导致整个集体无法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第二个问题的含义就是一些策略实现了短期的最大利益，然而，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来考虑，他并没有带来最大的利益。
要理解这个问题，先必须理解这里“集体”的含义。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
首先，这里的集体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你选择不同的个体，就会有相对应的不同的集体。就像你选择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家庭、企业、国家是可以作为相对应的集体的。当你选择家庭、企业作为个体，国家就可以作为一个集体。国家作为一个个体，世界就可以作为一个集体。
其次，集体也是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一个范围。就像你以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你可以选择家庭、企业、国家作为集体。对于研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这个问题并无本质的影响。只是受限于研究者的知识、观察的经验，以及便于更好的研究、论述问题，对于问题的不同方面、不同的层次，我们可能选择不同的集体。并不影响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性，可以应用于选择另外的集体来研究。
最后，这里的集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集体中每一个个体之和。个体是集体存在的前提，也是集体的全部。没有可以凌驾、舍弃任何个体的集体。集体利益并不是抽象的、超越于个体利益之上的利益，而是指具体的个体的利益。杰里米·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的说到 “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之个人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已。” [④]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所研究的集体利益包含所有个体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大多数的利益，对于宣扬牺牲个体利益来促进集体利益的提法我持怀疑的态度，这里的集体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按此逻辑，最终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历史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这个事实[⑤]。
所以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就可以解读为集体中的个体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原则选择自己的策略，最终却事与愿违，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甚至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一个集体，无论规模，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很容易掉进这种陷阱。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大量的这方面例子。
中国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那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个故事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个问题。所有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理性的例子都和这个故事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尽管每一个例子里的个体、集体有着天壤之别。
下面是贾谊《过秦论》里的一段话。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⑥]
李桢的《六国论》独辟蹊径，“彼六国相图以攻取，相尚以诈力，非有昆弟骨肉之亲，其事又非特财用之细也。而衡人方日挟强秦之威柄，张喙而恐喝之，即贤智如燕昭者，犹且俯首听命，谢过不遑，乃欲责以长保纵亲，以相佐助，岂可得哉!
以六国作为一个集体，显然，被秦国所灭的结果是无理性的。因为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谁也不愿意出现这种结果。原因贾谊、苏洵、苏辙、李桢做了自己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真正深层的原因是六国掉进了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的陷阱。
尽管教训在前，各种分析也不少，可是后人一样重蹈覆辙。而且一次又一次。
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
以汉族作为一个集体的话，这种结果是无理性的。
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共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来看，这种结果是无理性的。
这些例子看上去有着天壤之别，仔细的分析，实际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苏洵、苏辙、李桢的分析，用来分析这些例子并无不当。由此可见，要摆脱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的陷阱并非易事。
在二手车市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肯定不会相信卖者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者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
“柠檬市场”显然是一种集体无理性的状态。在市场中，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例如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等。
其实不只是市场，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这种与“柠檬市场”类似的“劣胜优汰”现象是随处可见的，原因也远非信息不对称那么简单。
很巧的是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是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18]
环顾我们身边，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例子随处可见。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
家庭不和，每一个成员都是受害者。家族企业，不是因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衰败或者破产，而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内斗。两个军队，基本条件例如装备、人员素质、作战经验，看似差距不大，可是有可能作战能力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的饮食习惯，相对于西方的分餐制，传染病扩散的几率要大得多。性观念相对自由的集体，艾滋病传播的风险相对于保守的集体要大。业余时间打牌赌博盛行的国家，相对于喜欢运动的国家，国民的身体素质可能要差。大学占座的习惯，显然增加了大家的痛苦，却没有带来多大的益处。学术的不自由很明显会妨碍研究的发展。货车普遍的超载，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危害。道德的滑坡对于很多集体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在很多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市场泡沫的破灭，经济危机的爆发会给市场、国家甚至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环境对全世界的约束日渐的明显。
这些例子看上去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仔细深入的分析，会发现他们背后隐藏的内在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对于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点，在一个作为我们研究的集体里，一些个体在某些时刻显然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理性策略，也就是说，一部分个体是理性的，一部分个体只能说是非理性的。因为个体的理性策略通过学习是可以不断扩展、变化的。学习的途径有很多，自身亲身经历，模仿等等。在一个从未发生偷窃行为的集体里，个人的理性策略不可能包含有防止盗窃的策略的。然而很有可能，有一天盗窃会发生，有些人的利益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一类的问题显然不属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尽管这一类事情现实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但是，这些事情一旦发生，随着信息的扩散，个体通过学习，个人的理性策略会扩展，很快就会转变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他人遭遇不幸，好心帮忙却反被他人诬陷[19]。下次再遇上同样的事很有可能你就不会做同样的事。其他的人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个信息，理性的策略很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当然也包括学习采取诬陷好心人的策略。有皇帝采取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大杀功臣的策略，就会有急流勇退的策略。自然界的进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人类社会的也一样。任何一个集体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点，个体与集体是相对的。在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里是集体，在另一个问题里面就是个体。就像企业，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集体来研究，员工、部门作为个体；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个体来研究，国家、行业作为集体。我们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集体里，很好的解决了个体与理性冲突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集体作为一个个体，从更大的范围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个人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依然存在。计件工资的员工很好的执行了限产的策略，从而防止管理层降低工资率，从这个方面来讲，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保持了一致。但是，从企业来讲显然是无理性的，生产率并没有达到最优。[20]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短期的理性导致长期的无理性。
同样的，人类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熟知的一些成语就很形象的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例如，杀鸡取卵、涸泽而渔、饮鸩止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等等。
可是，审视我们人类的历史，无论是考察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做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研究与对比，我们发现人类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我们来看看下面两段话。
“大约在西班牙人侵秘鲁后两百年，一队荷兰军舰驶入南太平洋，就在智利西方、南回归线以南，他们遭遇到一个令人敬畏的程度不亚于安第斯山脉的巨石建筑，但更难理解的景象。1722年的复活节当天，这群荷兰人发现一座无名岛，岛上没有一棵树，小岛受侵蚀的程度严重到让他们将之误认为沙丘。他们向小岛驶进时，万分惊讶地看到数百座石刻雕像，有些竟如阿姆斯特丹的房舍那般高达。‘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人在缺乏粗壮木材和强韧绳索的状态下，竟然能够竖起足足有三十英尺高的雕像’。日后抵达的英国海军上校库克确认了这座岛屿的荒凉程度，“没有作为燃料用的木材；没有任何值得费力汲取上船的淡水”。他形容岛上居民的小独木舟是整个太平洋中最拙劣的，因为船体是用漂流木的碎片橡皮鞋补丁一样修补而成。他的结论是：大自然对这个地方实在太吝啬”[21]
“（岛民们）为我们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放任人口无节制地成长，对资源无度地挥霍浪费，对环境肆意破坏，并且深信他们的信仰将会照料未来。结果导致了一场人口崩塌的生态浩劫······我们需要在更大规模上重复这项实验吗？·······人性真的永如那砍倒最后一棵树的人吗？”[22]
不只是复活节岛上发生了这样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多次上演。一些曾经辉煌过的文明，许多现在已经只能从遗迹中或者从文字记载中去寻找。[23]
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都没有摆脱衰亡崩溃的命运。[24]
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样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朝代的更替、兴衰的循环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来始终无法摆脱的噩梦。[25]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到：“中国的历史也提供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创新变成不可能的许多事例。这个国家在技术与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仅举一例12世纪它在浦江一侧便有十座油井再生产，政府的控制权所导致的，肯定是它后来的停滞不前，而不是他早期的进步。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26]尽管把这种结果完全归因于政府的管制，很难经得起仔细的推敲。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辩的：我们发展的步伐减缓、停滞甚至倒退了。
另一方面的研究数据也说明了这一个问题。“按照安格斯安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到1500年后的明朝中期……..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00美元。然后从公元1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然为600美元。经过100年的折腾，到1913年，人均收入降到552美元。”[27]
再往小的方面看看，历史上很多曾经非常著名的企业现在已经消声匿迹或者一蹶不振。安然、安达信、美林投资、世界电信、施乐、飞龙、三株、秦池这些企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面对这些问题，即使没有去仔细的思考，首先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无法保持持续的繁荣或者进步呢，实际就是一个长期理性的问题。
短期理性导致长期的理性是个非常棘手的、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持续存在的个体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小到我们个人，大到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首先，短期与长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年相对于一天是长期，而相对于十年就是短期。对于一个个体而言，长期也许就是一个无限的概念，就像一个国家，我们整个世界。我们如何来区分、定义长期理性与短期理性呢？特殊情况下短期理性得不到保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长期理性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国家，面临被灭亡的时候，他在选择自己的策略的时候有可能考虑长期理性吗？
其次，对于我们个人而言，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考虑的最长期的理性，通常而言也就是一生而已。能考虑身后世界的人，毕竟很少。即使考虑，也有限。而我们身处的世界，将会永续的存在。[28]
最后，尽管我们人类的知识，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我们自身的社会，已经不少，可是，相对于未知的世界，应该说还是很有限。这就给我们人类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怎么知道今天所做的会不会给未来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避无可避？就像二氧化碳的排放、人类已经发明的核武器和今天正处在争议中的基因技术。[29]
在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与第一个问题混肴。
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这种状态的出现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我们研究的正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这种状态。我们考察的重点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影响集体的利益。
短期理性导致长期无理性是一个过程。我们研究的是过去的选择如何影响今天的结果。
在真实的世界中，这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无理性结果的出现，我们只有仔细的的研究，才能明白到底是个体的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的，还是短期与长期理性导致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像最简单的例子“三个和尚没水喝”，可能是因为三个人互相推诿，企图搭便车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水源枯竭已经没有水可取了。
在特殊的例子中，我们换一个研究的角度，这两个问题又可以相互转化。当我们把集体当做一个个体来研究，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我们可以看做一个集体长期无理性的例子。而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把过去、现在、未来都考虑进去，例如把地球上曾今出现过的、现在存在的，以及未来将要出现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短期理性导致长期的无理性，又可以看做一个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的例子。
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当前的人类正在被这两个问题所困扰。
从可能的战争、核问题、气候问题、资源紧缺问题、转基因病毒问题到恐怖主义问题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危及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存。
历史上人类曾经面临过其中的一些问题，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之后，侥幸逃脱，我们是否总是有那么好的运气？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人类的现在与未来都至关重要。
[①] 人类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孔子眼中的“礼崩乐坏”，“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凡是属于最多的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不过早期的思想家例如孔子、柏拉图、霍布斯、卢梭、亚当斯密等等，考虑问题的视角更多的是偏重如何保证集体的“理性”，也就是说如何增加集体的利益。提供的方法各不相同，或者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或者以为个体的利益的增加会促进集体的利益。没有充分意识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深层原因。
[②] 这里理性的含义与“理性经济人”里的意思完全一致。罗伯特·奥曼教授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他就是理性的。
[⑤] 可以看看二战前德国以及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历史
[⑦] 选自苏洵的《嘉佑集·权书》。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⑧] 苏辙（1039年－1112年），汉族，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 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人称“小苏”。
[⑨] 李桢是西夏国族子，后入质于蒙古，作为元太宗的文学近臣，并随皇子阔、大将察罕等数次南下，很受窝阔台父子的倚重，终生荣耀。
[⑩]有关谢缵泰绘制《时局图》的记载，见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所著的《革命逸史》一书：戊戌6月缵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国人。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日代日本，肠代德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11] 哈丁在1968年在《科学Science》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2] 奥尔森的代表作《集体的行为逻辑》深入的讨论了集体行为的问题。
[13] 博弈论里有个经典的案例：囚徒困境，实际就是一个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典型例子。
[14] 代表作《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试图从一个路径的角度来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
[15] 与维克里因为“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集体无理性的一个原因。
[17] 摘自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一文。这是爱因斯坦很著名的一篇文章。
[18]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32页
[19]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彭宇案”。
[21] 隆纳莱特：《进步简史》，达娃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年，77页。
[22] 隆纳莱特：《进步简史》，达娃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年，84页。
[23]距今三千年，全球至少在七个地方出现了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地中海、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苏美尔与埃及文化约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谷文明约源于公元前2500年；中国商朝约始于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始于公元前1700年；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墨西哥的奥梅克文明和秘鲁的查文文明皆始于公元前1200年。在秘鲁海岸进行的重要新考古工作则显示公元前2600年前的卡拉尔（Caral）地区已有灌溉和都市生活（包括体积达200万立方米的金字塔）。
[25]“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这首简要的口诀概括了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主要朝代。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与伤痛。中国的儒家学者倾向于以轮转循环的观点来解释，认为宇宙中的阴阳之气交替着决定历史，这与《易经》的逻辑是相同的。例如孟子说：“天下之生久已，一治一乱。”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余常疑孟子一冶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
[26]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6页
[27]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北京：中信出版社，35页。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阅安格斯安迪森的《世界千年经济史》。
[28]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29] 著名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参加雅虎网站的“知识”栏目中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 霍金自己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