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竞争理论，把人看作是没有差别的抽象的经济人，把竞争看成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的富有效率的制度。按照这种理论，任何社会保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竞争的压力，从而也必然降低由竞争带来的效率。笔者认为人是具体的，有差别的，现实的人，竞争制度作用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社会保障在减轻特定阶层竞争压力的同时，会加大另一些阶层的竞争压力，改变竞争压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社会保障能够恢复在竞争中被破坏的竞争制度发挥作用的条件，从而使竞争制度对提高效率的作用能够更好更持久地发挥。在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建立医疗、教育、失业、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提高效率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社会保障能够恢复在竞争中被破坏的起点公平，从而使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得以持续发挥。竞争者实力相差不大是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假如让甲乙两人进行长跑比赛，且两人实力悬殊，不用比赛也知道是甲肯定赢，那么，即使奖金有一亿美元，也不能对甲和乙起到任何激励作用。因为甲知道不用努力，肯定能拿到这一亿美金，乙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拿不到这一亿美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如果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话，肯定会造成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处于贫穷地位那些人，将会连温饱都难以解决，根本没有钱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也不可能像富人那样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竞争的起点会越来越不公平，竞争制度提高效率的作用将会不断衰减。而社会保障在恢复被破坏的竞争起点公平方面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失业保障可以使失业者本人或其家人的生活水平不会过度下降，从而使他们的身体素质不会因此下降。他重新就业或者他的家人就业时，才能有身体素质方面的竞争力。医疗保障可以保证人人看得起病，有病的人可以及时得到治疗，避免因病致残、因病致穷，使人人都有较好的身体素质。这就避免了穷人身体素质的下降，从而起着保持或恢复竞争者身体素质的起点公平的作用。教育方面的保障，将使穷人上得起学，受到必要的教育，从而起到保障竞争者在文化素质方面的起点有相对的公平。竞争压力的适当减轻，使劳动者免于因超过生理极限的过度劳动而给身体造成的损害，使劳动者能过有适当的空余时间，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时间去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业务素质。

二、社会保障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使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更好地发挥。道德这种行为规范是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力量使它得到遵守。内心信念要靠物质来支撑。“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贫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道德信念就会动摇，同时当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超过社会舆论谴责的痛苦时，也不会太在乎社会舆论的谴责了。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影响和改变社会舆论，使社会道德评价的尺度发生倾斜，形成重财富轻道德，笑贫不笑娼现象。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倾斜，不仅影响到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且会引起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动摇，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社会保障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竞争规则被严格地遵守，是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将对竞争规则的遵守和竞争秩序的维持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竞争者能更好地遵守竞争规则，因为遵守竞争规则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二是随着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更容易找到道德水平高的人来充当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充当维护竞争秩序的政府官员。因此，就能更及时更公正地对那些破坏竞争规则的人进行惩罚。三是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更愿意揭发那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不但能够使那些破坏竞争规则的人能够得到及时处罚，而且将大大降低执法成本。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将通过作用于社会道德，使竞争提高效率的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

三、社会保障将有助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经济效率。社会保障对创新能力的提高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将使低收入者物质生活、医疗、教育条件得到改善，使他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个体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二是社会保障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从企业主方面来讲，企业创新面临的道德风险，就是员工偷盗研究成果的风险。这种风险会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从员工方面而言，同样面临着道德风险，一个聪明的员工一生当中可能只有一个有价值的发明。他做出这个有价值的发明创造之后，如果企业主把他给解雇了，或者不能如约给他应有的待遇，他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企业主道德水平不高，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不好。员工就不会有创新的积极性。反之，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将减少员工面临的道德风险，提高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三是社会保障推动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社会保障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在生活有一定保障之后，人们就不能忍受那种不合理的低工资，从而能够推动工资水平上升。一方面使企业主不能够靠压低工资的方法来提高效益，而必须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使工薪阶层有能力消费高科技含量、高品质商品，为科技创新创造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创新型企业的经济效益。这就使企业既有创新的压力，又有创新的动力。当今世界的产业链分工中，加工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创新才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之道。低工资带来的效益具有不可持续性。只有不断创新，经济效益才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它确实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然而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它却创造着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的人，为企业走向创新发展之路创造条件，为企业效益的不断提高创造条件。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决不是只对贫穷者有利的一项制度，而是对包括富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利的一项制度。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持反对意见是目光短浅的。

四、社会保障使竞争压力在社会不同阶层更合理地分配，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各个阶层受到的竞争压力会发生变化。社会底层的竞争压力随着贫富差距扩大而加大。社会高层的竞争压力则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减小。对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社会底层而言，竞争不是多赚几元钱的问题，而是生存权的问题。为了生存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他们可以忍受超过生理极限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这是血汗工厂存在的社会基础。当今中国，还有多少人享受不到五天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忍受超长时间的加班。又有多少人在缺乏必要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作，还有多少人劳动强度超过生理极限。不仅体力劳动者忍受超长时间、超强度、在恶劣条件下工作，而且一些白领也成了“白领炮灰”，“ 过劳死”现象常常出现。生存压力下的过度勤劳损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损害着国家长远的发展能力。在看到一些员工为了生存而过度勤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层社会的竞争压力要小得多。一些企业靠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廉价的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赚钱，他们一遇到经营困难，就向政府要求各种各样新的优惠政策，缺乏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压力。更有一些暴富者由于没有生活压力，热衷于包二奶、养情妇、赌博。提高效率不能只靠加大社会低层的竞争压力，而应该使竞争压力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合理分配。因为提高效率的主要空间已经不是在加大社会低层的竞争压力。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能卖10美元，中国企业仅能赚取加工费一美元。这一美元当中工资成本只占0.25美元。如果把提高效率建立在节省工资成本上，其空间是非常小的。必须改变把提高效率路径锁定在节省工资成本上，这一僵化的思维模式。必须调整竞争压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适当降低底层社会的竞争压力，提高上层社会的竞争压力。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掌握着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上层有进行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压力和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打开提高效率的巨大空间。政府应改变一直以扶持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为重点的各种优惠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以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条件为重点，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使竞争压力在社会各阶层合理分配。

五、社会保障能够缓解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提高经济效率。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经济效益提高的最根本原因。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增长过渡依赖出口。这就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出口企业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另一方面是导致外贸顺差过多，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面临着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二是外汇储备增长快，导致本币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趁机进入，导致本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央行因外汇占款被迫增加货币投放。投机资本又可以趁机进行股票、房地产投机。当汇率、房价、股价都涨得很高时，投机资本乘机出逃，便可赚取汇率升值和房价、股价上涨的双重利润。由此可见，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会造成三重损失，对经济效益造成重大损害。社会保障能过增加消费需求，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改变过渡依赖出口的倾向，减少外贸顺差，避免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减少外汇储备贬值损失和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损失，提高宏观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