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的10个关键数据，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简要的个人解读：
1、国民生产总值（GDP）
——增长8%左右；
“8”确实是中国人的幸运数字，即使2008年那样的“最为困难之年”，以及200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最为黑暗之年”，中国都得以“保八”成功。
这个数据没有什么稀奇的。有人说8%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心理节点，假如达不到8%的话，每少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减少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并试图以此来说明GDP保八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并试图说明GDP不仅是关乎政府与国家宏观经济，更是关乎百姓民生的核心。
虽然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民间人士也一直在质疑“保八”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真实性，而且就如叶圣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虽然说多收了之后，实际生活水准与收益未必会有本质的提高。
虽然出现了诸如山西那样带血的HDP，而且出现了许多地方政府那样的虚报GDP的现象。
但毕竟是把工作按照阶段进行量化管理。但毕竟经济数据上现实每年都要增长8%以上是一个重要指标，实现了谁都开心，而且GDP依然是考核地方官员以及产业主管部门政绩的重要而且是核心指标。
GDP，不管是“基的皮”，还是“鸡的屁”，说到底，这些不过是政客与学者之间的数字游戏，与民众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GDP年年看涨，百姓生活水平逐年下跌，这个反差之下，所带来的是双输。政府失去民意的支撑与和谐，百姓失去生活的幸福感，还没有内心的诡异感与安全感。
2、就业与失业：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
这两个数组说明了中国在创造就业机会与失业率方面的目标。
随着2009年GDP增幅达到8.7%，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欧洲的那“四只猪”（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的第一个字母所组成的PIGS）的濒临破产命运似乎永远不会落到中国头上，中国似乎更不会发生迪拜那样的债务危机。
甚至有好事者就此提出G2与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捧杀满足了中国某些领导人与学者的虚荣心，并成为他们的麻醉剂，不会让人感觉到“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危机感，更缺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样的忧患意识。
中国从来都是债权国，不管是购买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国债，还是给予非洲那些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援助，虽然那些债务一直都在贬值，没有贬值的也都会以各种理由被免除，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回，但毕竟我们是债主。
但这个目标如何能够达成呢？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什么渠道？登记失业率的降低由哪些措施来解决？这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
是让更多的人进入政府成为公务员，或者捧上事业机构的“铁饭碗”吗？
——那样成本太高，显然不现实，即使福利最高的国家与政府都难以承受，即使能承受，其他国家与地区都在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的时候，难道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吗？
难道要靠外资吗？
他们自己都处在金融危机的风雨飘摇之中，难道会让“肥水流外人田”吗？当然，从把中国当成市场潜力巨大，资金安全的港湾，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是符合逻辑的，但那难道不意味着饮鸩止渴吗？
在贸易保护的伤害之下，中国商品的出口处处碰壁，几乎没有任何行业得到幸免，这导致我们不能不把对外出口当成奢望，并寄希望于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以拉动内需。即使成功地拉动内需，都会面临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分配，假如把这种分配进行科学而理性地分析，足以让我们得出让我们汗颜的结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还有三个方式：
1、回归农业等传统产业；
2、刺激更多的人出去创业；
3、民营的中小企业消化吸收，帮助社会承担更多的就业压力。
——这三者哪个更现实呢？
财富的重新分配，是ABC之间谁轻谁重的问题，A是国家的财政与税收的收入，B是企业正常的利润与可以投入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利润；C是劳动者收入。
在中国，显然劳动者的收入偏低，国家的收入明显偏高。在三者之和为一个固定值的前提下，就看谁是真正的强势群体了。这是明显而且不需要说的。国家拥有一切财富的分配权，也拥有优先获得权。
如果政府不放弃或者降低自己的收益预期，就会造成相悖状况：
C值提高则B值降低，当B值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C值的提高，因为B的成长乏力会导致裁员或者干脆破产倒闭，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B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假如大量的劳动者回到农业难以安置，创业更成为难以看到前景的选择，因而劳动者就会无奈地在有限的就业机会的红海之中血拼，使得提高C值成为画饼难以充饥，或者如曹操那个故事中的梅子，而难以止渴。
增加财政收入与提高居民收入，已经形成减除企业利益的剪刀，创业与企业运营生存将越来越艰难，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收入被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已经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但那需要有相应的消费为前提，最终还是那个问题——那消费最终给了谁？
缺乏资金支持、缺乏信贷政策的支持，如何能够确保中国的企业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与胜势？在与外资以及进口品牌的竞争中得到切实的收益？
3、通货膨胀：CPI（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3%的通货膨胀率确实不高，但如何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以及为了控制这个数字而制订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对未来的影响，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在那些习惯于用“人造方式”去炮制迎合上司的数字，欺上瞒下，甚至以权威发布的方式通过媒体蒙蔽全国人民的心智的人与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担忧甚至声讨吗？
在不科学的、甚至是虚假的数字参照之下，所制订的一切政策都是有方向性偏差的；当政策会重新分配利益，政策的制订者就难以忽视个性化倾向，将科学的决策转变成为自己牟利的特权，并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问题是：
难道只有等到房价攀到顶端之后，才把房价纳入CPI的指标吗？
为了抑制CPI的攀升，加息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所难免。但假如我们为了维持CPI的稳定而推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游资来中国搜罗赢利机会的时候，恐怕依然是杀鸡取卵的行为。
4、财政投入：
2010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继续代发地方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同时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
信贷额度比上个年度减少1/4，会在资金上减少谁的“口粮”？
——信贷总额的7.5万亿信贷规模之中，有多少是给民间中小企业的？减少收取的税收又可以给企业节省多少再投入的资本？
可以肯定的是，二元经济的特色依然不会有任何改变，央企与国企都是信贷的重点对象，而那个缺口投资似乎只能由民间投资来补充了！
而就如上面所分析的：
没有了就业，即使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得再高，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900万的新增就业如何能够保证？那4.6%的登记失业人口如何应对高昂的房价以及逐年上涨的通货膨胀？
国家与政府花的钱，对民间投资有指导方向的作用，民间的投资必须先找准方向，站好队、选对行业、选准创业团队、进入与退出的时机。
众所周知，民间机构最终被政府“收编”或者招安，素来成为中国民间企业、各种民间力量的正路，但这又出现了另一悖论：
国家在收购民间力量的时候，往往是在折扣的基础上不断折扣的，山西关停的那些民营小煤窑、美国出手接管金融与汽车企业，督促他们整改，并在股价回升之后套现走人，这些就是明证。要想把自己的东西卖给国家，就需要具备当初网通的战略眼光与执行力。
那种价值选择与判断，以及各种运营能力才是企业最核心的资源。
从这种角度而言，当初宋江领导梁山好汉招安，让众弟兄有个归宿，即使那归宿是以梁山英雄们的生命，甚至全军覆没为代价，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无奈决策。
5、新能源与传统产业：
——8000万：新增80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8183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
——3185亿：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中央财政拟安排3185亿元；
——632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
这种对新能源的数量要求是很值得关注的。这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对世界所承诺的具体落实，是实现承诺的重要步骤，更给国家的战略转型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与牵引。我们更希望看到其积极的方面。
同样，三农、社会保障投入与保障性住房，此三项是国之根本。比如，三农问题，不管是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的角度，或者从对国家的战略意义讲，投入多少都是应该的。固本才能避免在风吹雨打之中免于受到伤害。而住房专项补助以及社会保障投入是照顾低收入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和谐稳定所不可缺少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打折扣地，在中间的跑冒滴漏过程中，要分流出多少？即使是最终审计，被不幸抽查出来的也仅仅是一部分。这种贪污与审计之间的猫鼠游戏，总是在上演Tom & Jerry之间的故事。确实总是让人感觉失落的。
要完全消除是不现实的，还是希望终端得到的切实支持比例尽量高一些吧！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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