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关于教育改革问题提问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让教育家办学。”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

目前，中国很多大学缺乏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长远利益以及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存在急功近利、浮华喧噪的现象。用十几亿乃至几十亿巨额债务堆建起超豪华大学新区内，看到本应富有批判精神、自省意识、责任担当的大学，表现出的竟然是一种没有文化修养、仅仅是“圈地造楼”的器物性办学。

中国的许多大学，实际上不是教育家在办学，而是商人、政客在办学。

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坚守“敬畏科学、忠诚科学、探索科学、发展科学和维护科学”。而不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机构，更不是超豪华宾馆式贵族子弟的游乐园，也不是官员大搞政绩工程的场所。

 

一、大学的属性

1、大学的组织属性^[1]。

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为目的，敬畏科学、忠诚科学、探索科学、发展科学和维护科学，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天然职责，它是对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组织。

大学，应当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使命感。因为，大学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与科学脊梁，还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

大学，必须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自觉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负责，并致力于培养有国家责任感和人类责任感的新人。

大学，不仅不能做“江山留与后人愁”的事，也不能对“江山留与后人愁”的社会现象无动于衷。大学如同政府、军队等国家机器一样，是最不能仅仅只代表大学自己的一类组织。对国家负责，这是大学不能放弃的使命。大学既要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的精神，以保持它集中精力于探索真理的求知使命，又要承担起改造和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和国家使命的组织属性，这决定大学必须按自身规律办学。

2、大学的经济属性。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认为，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智慧和知识产生、汇集和向外界辐射和传播的场所。在信息时代，大学的功能无疑将更加显著。随着“知识”和“人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将更加紧密，被广泛誉为知识“电力”的“发动机”的大学将更加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学，作为隶属于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既不能逾越经济的发展阶段，又有促进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功能。

人均GDP对高等教育的经济学意义，在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高等教育发展以及国民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水平。我国的GDP 总值虽然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大国前三名，但人均GDP只有3500美元（2009）左右，与小康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人均GDP 低水平，一方面，会通过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和国民普遍缺乏承受大学教育收费的经济基础，从而制约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规模型高等教育，必将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紧张。为此，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走的也是循序渐进的道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只用了不到10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而且，还是在一个适龄青年人口基数远比发达国家大、人均GDP 远比发达国家低的国情下，实现这一跨越的。尽管不能说因此已经存在过度高等教育的问题，但是，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渐进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跨越，这是世界的经验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规律。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经济困窘条件下，大规模的招生使大学面临许多问题：

一是缺乏足够资源开设市场需要的新专业，只能在原来有限专业基础上过度招生从而导致一些常规专业的学生人满为患。

二是缺乏必要的办学经费，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买地皮、造大楼、建宿舍等，导致不少大学客观上不得不以牺牲教育和学术质量为代价，勉强维持大学超负荷运转。同时，有些大学则以所谓的“改善办学条件”为由，违反经济规律，背负几乎没有还贷可能的沉重负债。

三是高校教师待遇上不去，大学生就业难，社会横向比较效应，促成背离大学价值取向，大学师、生趋利、趋权、趋富心理日益盛行，表面上形成新的“读书无用论”，更重要的是极大地败坏了大学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适当超前投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快速，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力量，它直接生产人的劳动能力。使人难以接受的是，原计划2000年达到的教育投入占GDP4%的水平，要到2012年才可能实现，而在2000年以前，北美和西欧平均达到5．7％，拉美和加勒比海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为 5％，中东欧4.9％，东亚和太平洋 4．7％，阿拉伯国家4.5％，南亚和西亚 3.6％，中亚3．2％。其中欧盟国家的丹麦8.28％，瑞典6．97％，芬兰6．3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4．4％，墨西哥5．3％。

3、大学的本质属性。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大学的本质属性。目前，很多大学有扩大招生规模的激情，但缺乏注重教育和学术质量的理性。

人才，培养了不等于能满足需要，需要不等于培养好了。前者是社会需要的问题，后者属于大学的教育质量问题。近年来，本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徘徊在80 %左右，高职毕业生90%。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还一时难以吸纳大众化教育发展增多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不能排除毕业生的专业过于集中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如果置之不理，大学的问题便会积淀并延伸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大学，还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职责。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在49 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总量92 %) 中位居24 位，处于中等水平。我们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达50 %以上，而美国、日本仅为5 %^[2]。而中国仅在高速铁路一项技术超过美国，奥巴马总统在国会演讲时就说：“美国决不当世界第二”。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大学必须安于教育和科研本位，在相对稳定招生规模的基础上，集中必要的财力、人力和精力，改善办学条件和优化育人环境，加快专业结构调整，深化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同时重视加强科学研究的资源和人才投入，集中实力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科学创新上有所突破。否则，我国人才和科技的落后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落后就难以改变。

 

二、大学的规律

大学，有以下十大规律：

第一，大学的“客户”与“产品”是同一主体。一般的企业有产品和客户，但大学不一样，实际上大学的产品就是它的客户，它的客户就是它的产品。一方面，大学招来的学生是客户，学校要为他们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又取决于大学教育，因此，他们本身又是大学的产品。

学生作为客户，老师就要满足学生的需要。在市场上，客户就是企业的上帝。但在大学里，不能说学生就是上帝，因为客户本身就是大学的产品。

第二，学生不是评价教师的惟一有效主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听一个学生说这个老师好就认为他好，说这个老师不好就认为他不好。学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大学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在提升一个教师的时候，如何处理学生对教师的评价问题，不能作为惟一根据。在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让他们由着自己的性子，那样做是对他们不负责任。

第三，大学的教师不仅要会教，更要能创造。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最大区别就是教学、科研并重，大学教师要有创造知识的能力。大学选教师的第一标准就是教师要有创造性，不能创造知识的人，就不能聘用为大学教师。

第四，大学不以“价廉物美”为标准，而是以学生和校友的质量为标准。对大学教育这一产品的需求，不取决于质量和价格，甚至主要不是取决于质量和价格。它取决于谁在上这所大学，也就是取决于其客户的质量。如果这所学校已经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师、生），就可以吸引来更优秀的人。毕业了的校友和现在学生的质量越高，学校对新的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

第五，大学的品牌是其生命，但有滞后性。对教育这种产品而言，品牌的价值非常高，而且这种品牌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塑造的，因为任何人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的质量，改变现有学生的质量，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努力。

所以，建立一个所新的大学很难，难就难在优秀的校友资源积累，没有优秀的校友，吸引优秀的生源就很难。反之，一所大学一旦建立起来，要倒闭也是非常难。一个企业如果三年没有用好人就可能倒闭；但是一所大学，一旦建立了品牌，它三十年不用好人也可能不会倒闭，虽然它的地位可能在下降。

第六，品牌大学有松懈的机会，改革的压力小。大学一旦出问题，有一定的缓冲期，只要能改正，不致倒闭。但企业如果搞不好，再要雇一个人来扭转它，非常困难。大学的这一特征带来的问题是改革和变革的压力比较小，容易导致骄傲自大，停滞不前。

第七，大学历史一长、就有很高的声望，就变成一个近乎垄断组织。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可以几十年不变，但在英国、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英国最好的学生一定是去上牛津和剑桥。世界知名的好大学的生命周期不是以百年为单位，而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它与党派政治和政府更迭，对大学来说，没有多大关系。

第八，大学的客户，是世界上最忠诚的客户。大学的“客户”，是世界所有组织的客户当中最忠诚的客户，其延续性可能只有宗教组织能与其相比。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出了校门，他们一般都会维护学校的声誉，因为说母校好就等于说他自己好。没有任何一个赢利性的商业组织有如此忠诚的客户。所以，大学就容易成为一个长生不老的，或者叫做“基业长青的组织”。

第九，大学不宜也不是一个赢利性机构。一所大学，一旦变成一个赢利性的组织之后，它必然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收益最大化，再好的大学一旦变成以盈利为目标，就必然走下坡路，至少不会成为好的大学。大学一旦堕落成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一所好的大学治理结构，应该保持始终不偏离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偏离大学的基本目标。

第十，大学是“人的第二次生产”的成品车间，决定人的最终品质。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第一次是生育生产，即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圆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人的知识、劳动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例似于计算机的软件。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人的健康体能和健全的思想，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例似于计算机的软、硬件维护。卫生医疗就是对硬件的维护；学校、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化和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就是给人安装了“杀毒工具”，适时地进行人的“软件维护与修复”。

“人的第二次生产”——教育（软件生产），是一个系统，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大类。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才直接生产出人的劳动能力。社会进步的源泉是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也就是“教育的质量决定社会的质量，教育的品质决定社会的品质”。

大学，是人的第二次生产的成品车间，决定人的最终品质。

 

三、大学的使命

大学，这种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有社会固定需求，围绕人才培养，它实际上受到四方之托。既受党和政府之托，又受家长之托，用人单位之托，还受“受教育者的未来”之托。

这种受“四方之托”的特殊机构，其使命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故此，其收入也应来自四个方面，即政府的财政拨款、家长支付一定的培养费、用人单位帮助教育机构培养人才、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劳动收益中向原培养自己的教育机构通过捐赠的形式支付超额教育费。

基础教育，因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只起基础性作用，所以，其教育费只能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主，家长为其子女支付一定的基础教育费用，也有理论根据。但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四方都有义务为教育机构支付教育费用的理论根据。可是，在我国，还没有形成用人单位和受教育者自己支付教育费用的习惯与观念。在德国，企业为培养职业人才，义务性地接收一定量的实习生，已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规范。美国的大学，校友捐赠，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按中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传统意识下，教育机构本来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组织。

在这种委托与受托的社会关系中，要想人人满意，个个学生得到教育利益最大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个学生多个老师，并针对这个学生制定唯一的培养方案。这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劳动力商品”必须是大批量、社会化大生产。因此，教育便成了准公共产品。

教育系统，若只是满足一个委托人的要求，那就满足不了其他委托人的要求。党和政府希望教育机构，既要培养一定量的德才兼备的世界顶尖的创造型人才，又要培养大量、满足社会即时需要的高、中、低级各类劳动者。受教育者的家长们，希望教育机构能为自己的家庭培养出光宗耀祖、起码也得要比其长辈有着更加辉煌人生的人才，即使受智能特征限制，也要尽可能向“可塑性方向”最大化培养，万不得已，最低要求也要是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能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即期上岗，适用于岗位技能、素质要求和主观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受教育者自己的愿望是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变化，并受环境、信息、引导、教育、教育类型与教育发掘其潜能状况而改变，其特征是幼年期朦胧的心理崇拜、少年期不太现实的心理偏好、青年期相对成熟的自主选择的与现实逐次接近的发展过程。

委托方、学生、教育机构，三者之间的需要与可能，是有矛盾的，委托方内部也有即期与未来需求的差别。党和国家、家长、学生的未来是期望无限大，用人单位是现实的适用性，要求现实、实际、具体，学校和学生，只能是向期望的方向努力实现最大值，尽可能缩小与期望的差距。而与用人单位现实需求的适用性，只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调节来实现，学校不能只以用人单位的现实需要设定培养方案。这是“劳动力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差别所在。

所以，大学不能以四个委托方中某一方的要求，取代任何一方的期待，要综合四方的需要，以学生的未来需求与可能为主体，尽可能发掘其智能潜力，培养对社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才。

 

四、大学的师生

（一）大学的教师，是一种职业，多指在大学或高职院校中执教的资深教授。大学教师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和研究员。教授为大学教师职务的最高级别。英文Professor，有教师、老师、教授三种含量义，中文的“教授”两字则源于“传教授业”的字义，是中国古代就已使用的学官名称，在中国汉、唐代的大学中都设有此职，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中国汉、唐两代太学都设有博士，教授学生。博士就是后来的教授。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开始设教授。元代各路州府儒学及明、清两代的府学都设教授。清代末年兴办新学后,大学设正教员、副教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7年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和助教授。1924年的大学条例，取消助教授一职。1927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至今。

大学教师最大的特征，就是始终要崇尚、亲近、吸纳、培养、鼓励能够超越自己或已经比自己的能力强的人。大学里，从校长到院系领导、教授和普通教师，都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一所大学，如果不具备“崇尚、亲近、吸纳、培养、鼓励能够超越自己或已经比自己的能力强的人”的风尚、机制和习惯，这所大学就很难提升学校的品质与品牌，长期不具备这样的特质，这所大学就一定是在走下坡路。大学要具备这样的特质，是人类社会知识量的增长态势逼迫我们这样做，对于大学教师间竞争的个人来说，是十分痛苦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素养、品质和学识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大学就有“终身教授”机制，保证有一定造旨的教授，就给予“终身教席”职位，解除其竞争中的压力，让其放心教学、做自己的学问。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对教授也一样实行聘任制，是不合适的，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二）大学的学生，是接受过普通高中教育或中职教育后的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尚未普及之前，高中和中职教育毕业生，高校到底如何选拔、选拔怎样的优质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怎样选拔和选拔什么人还是一问题。

人的智能多样性决定人才多样性，社会人才需求多样性决定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定位，就是大学分类。

多元智能理论说明，学校在发展学生各方面智能的同时，必须留意每一个学生只会在某一、两方面的智能特别突出；而当学生未能在其他方面追上进度时，不要让学生因此而受到责罚；大学需要研究和实施的是，如何尽可能发掘学生故有的智力潜能。

关于人的智能，中国人只重视综合智能，而且只重视人的智商一个方面，其实，人的综合智能也有三种类型。即通常所说的智商、情商和还没有正式命名创新智能。生活中有谁的智商高、谁的情商高等评语，但中文里没有关于创新智能的称谓。但关于商业创新有一描述概念为“胆商”。但“胆商”的称谓只适用于商业行为，没有普遍意义，建议将创新智能素质特征称为“变商”更为合适。

智商是人的智能基础，一个智商高的人，其他智能极低，最多只可能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一个情商高的人，其他智能极低，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低层公务员或营销员、服务员；一个变商高的人，其他智能极低，那他一定是所在人群中十分讨厌的人。一个普通人，“三商”都高或极低的人少，只可能有一定的智商基础，并有一定情商或变商基础条件的人，才可能培养成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人才。其中，情商高的人，其号召力与组织力强，如智商也高，就可能培养成社会领导型人才。但变商特高的人，培养、教育、引导得不好，也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培养、教育、引导得对路，这样的人才将会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因此，创新人才培养是有风险的，而且其智商越高，危害性与创造性越大。

“变商”高的人，就是创新人才。他的创新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人才；二是创新人才的创新行为。

创新人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创新天赋的人，二是创新人才。

具有创新天赋与潜能的人，才有可能培养教育成创新人才。所以，创新人才不全是教育培养出来的，创新天赋意识与潜力是自然人先天具备的本性特征，是人的性格特质。一个具备创新特质的人，经过创新特色教育，可以培养和提高创新能力，一个具备较强创新欲望和较高创新能力的人，才可称其为创新人才。

目前，我国还没有发现具有创新素质天赋的社会意识与机制，而基础教育却试图把所有新国民，个个教育训练成纯、顺的“小绵羊”。哪些具有创新素质天赋的人，没有一丁点除父母以外的人们认为可爱的要素。经30多年工作、生活观察、体会、概括，认为变商素质高的人才主要特征有：

1、批判式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一般不轻易相信任何权威，对权威理论持怀疑态度。但往往又自视为权威，有时，甚至口出狂言，目空一切。

2、对知识渴求。具有创新潜质的人，一般对知识十分渴求，对新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对世界具有天生的探求欲。在没有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和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其性格有走向偏执的趋势。

3、对现实不满。创新人才最大的外在表现是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比较严重，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年龄越大，人生成功率越低，牢骚越多，怪话连篇。

4、不愿随大流。中国是一个“中庸之道”盛行的国家，遇事最好是随大流，装糊途。但具有创新潜质的人，忌随大流，装糊途。经常被认为：“有点小聪明，但不善为人处世”。

5、好钻牛角尖。遇到问题总想弄明白，在没有搞清楚之前，一般不会放弃，总想找人讨论，给人一种好钻牛角尖的感觉，其禀性具有独立性。

6、好逆向思维。正确的结论，他总要先设定其错误，后再找出错误的根据；错误的定论，他总要先设定其正确，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其正确的理由。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东西，他总要找出一些不对的方面；大家认为对的东西，他总要找出一些正确的要素。一般不愿意与别人持相同观点。

7、好标新立异。在实际工作中，总喜欢做一些普通人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社会改革过程中，是主张改革的积极份子，“鬼点子”、“馊主意”多。

8、好走极端。具有创新特质的人，在人生道路上在“极顺”和“极不顺”的状态下，可能采取极端行为。尤其是在自认为有内外压力条件下，往往用“自潮的语言”发泄，甚至可能出现自虐、自残等行为。

9、想象力丰富。思维方式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用“活跃”、“跳跃”来描述。视野开扩、思维敏捷，思维方法主要是“跳跃式”，平时谈话中往往转移主题。

10、崇尚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喜欢琢磨社会规范、条条框框、公式、公理等本身的合理性，而不考虑自己去遵守，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这样的人，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十分讨人烦的一类人群。在学校，处于青少年期的这类人群，其外在表现如何，还不十分清楚。但各方面表现不一定十分突出，成绩也不可能各科都优秀，偏科现象严重，往往在基础教育期间，被列为另类。成人后，尤其是在中国公务员队伍中，这类人群基本没有其生存余地。

中国没有培养教育创新人才的专门教育，目前的国民教育的本质，是限制人的创新思维，打击创新意识，禁止创新行为的教育。当中国社会，从小学就开始注意研究、发现、培养创新意识，鼓励挑战权威成为全社会普遍现象时，才可能建设创新社会。

在我国，技术创新被广泛认可，并得到高度重视，但全社会对创新机理认识不清，单纯强调其结果，犯了缘木求鱼的错误。80年代中国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个错误，把“高智商”儿童当做“高变商”人才来培养，必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一个具有创新特质的人，同时具有高智商，才可能培养成高级创新人才。一个具有高智商、高情商、高变商的人才，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者、领袖人物的基础条件。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只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比较超群，智商高的人，有成为高级知识份子的基础；情商高，且也有一定的知识的人，成为公务员的可能性比较大；变商高，且也有深厚知识的人，就具备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智商、情商、变商比较高的人，是智力层面全面发展的特殊人才，人群中绝大多数三商都不高，其中，知识的多少对情商与变商起基础性作用，所以，智商在三商中占支配地位。只具有单一智能特别突出的人才，如音乐智能、运动智能、记忆智能等，是“多元智能”理论范畴。

我国，从上到下，并不反对创新，主观上人人认为创新十分重要，但具体到事、到人，又都有意或无意地反对创新的存在。即抽象可爱，具体讨厌；理论鼓励，实践反对。往往表象与本质呈相反状态：可爱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讨厌的东西，有时有可能就是好东西。

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是最讨厌的人；具有创新天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学生，只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做创新的事，是最难的事；创新具有较大风险，除极端逐利者外，一般人群对创新人才具有反感意识。

中国的大学在选拔优秀人才时，再也不能只重智商一个方面的测试，还要重视情商与变商的测试，并把它纳入《教育学》、《人力资源学》的领域，作深入研究，完善我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科学性。

 

                                    2010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