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西南
——南都记者这一路
本报记者 纪许光 发自西南灾区 本文 稿/图 刊载于2010年3月31日《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
3月29日，坚守西南灾区的第10个日子。在空军和地面高炮的连番援助下，云南多个地市降雨。这是西南大旱9个月以来，该地区的首次降水。与遍野枯竭的河川以及荒芜的山脊相比，尽管微乎其微，但总算是希望的开始。
疲惫不堪的我，上传了驻守西南灾区的最后一篇稿件。在这10天的坚守过程中，我们用职业新闻人无比的专注，向读者传递着西南大旱中一切新闻元素。
在干涸的南盘江畔，因过度体力透支，我瘫坐在岸边。连日来，头部剧烈疼痛。
西南大旱，受灾人口6130多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03余万公顷，绝收面积111.5万公顷。在贵州、云南的一些地方，人畜饮水断绝的村庄随处可见，小春作物几乎全部绝产。
从贵州到云南，从那条因为矿业的无序开采被重度污染的贵州六盘水“煤河”到云南陆良县那个快要窒息了的“癌症村”，我们用手中的笔锋和摄像机，在天灾之外，揭露了人祸的横行。
“我打算再去找找。如果运气好，找到一个水洼，就可以解决全家11口人的晚饭了。”那个因为晚到10分钟，而没有分到饮水的贵州汉子云凡辉以及店子村3600多村民断水、断粮的景象，是西南大旱中最为常见的。是的，这没什么，在这样地区呆上一段时间后，人们都会习以为常。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现状。
恶劣的环境、高强度的生产压力。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西南大旱，我确定，已将自己的新闻理想以及对职业的忠诚，用淋漓尽致地方式，完美呈现。
3月22日，在穿越贵州境内的梅花山时，我们的车子因为打滑，险些冲下百米悬崖。侧身望去，我们车轮距离崖边不足1米。
3月23日，在云南陆良，那个快要被遗忘了的兴隆村边上，我们那台昌河面包车“趴窝”了。周边大量化工厂排放的有毒粉尘，像雪风暴一样，将我们死死缠住。无奈的我们，只好趴在粉尘中，尝试用手抛开车底的坚石。
3月24日，摄影记者为了找到一个适合的角度，半个身体陷入宜良县阳宗海岸边的沼泽……
感谢那位途径的卡车司机师傅。在我们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是那位高原汉子，提供工具协助我们挖出车子，当日的稿件因此得救。而我们能表达谢意的，只有两瓶已经被发动机捂得发烫的矿泉水。
感谢我们的司机。那位只有20岁的重庆小伙——胡哲铭。无论前途艰险，永不言弃。我们可以表达的，只是紧紧地相拥。
感谢云南宜良县阳宗海码头上，那位用一根竹竿将陷入沼泽的本报摄影记者钟锐钧救起的老者。冒失的我们，甚至未曾知晓他的名字。
感谢云南水利厅副厅长王仕宗。在新闻发布会后，我有些生硬的“堵住”了他。然后，伸出因为有毒粉尘袭扰，而大面积出现疹子的手臂给他看。这位官员用最大的耐心，对《南都》的报道一一做出回应。那笔关乎全省人民抗旱大计的“水账”，娓娓道来，无一遗漏。
每完成一个当日选题的报送，我都习惯的，在南都内部“西南大旱”群中说上一句“生产快乐”。然后，就那样，像被拍直了的木板，瘫倒在床上。这个时候，已是凌晨的某刻。大篇幅产品生产压力之下，能按时吃饭，只是个奢望。
云南陆良，有毒粉尘里徒手挖车2小时后，我和司机小哲和途径援手的卡车师傅合影。
3月25日，在云南省3000米海拔深处的寻甸县，在功山镇那个偏远的小学里，我决定做点什么。在新闻业务之外，用最直接的方式。于是，那半车的水，成为我们留给孩子们的礼物。
我无法忘记，那位全国知名的地质专家。在我需要他说点什么的时候，表现出的唯唯诺诺。那个下午，他的秘书挂掉了我的电话，尽管我已多次申明“事关西南抗旱大计”。大灾面前，形形色色的人们开始显裸露他们的原貌。
3月27日晚11时30分，曲靖降雨。我和同事冲进雨幕里，任凭雨水打湿全身。虽已深夜，在我们的周围，当地民众如海浪一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有人拿出铜锣，在大街上不停地敲打。据说，这是当地少数民族在久旱逢甘霖之后，表达对上苍感激之情的重要方式。当地救灾办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的人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快乐了。
曲靖市南门河的河床在这场不算大的雨水后开始湿润了。离开前，我面朝圆通禅寺的方向，双手合十，为这里的人们祈福——在职业之外。
西南大旱刊稿纵略：（仅深度调查部分 老纪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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