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的火》

读《吴宓日记》兼论一点宽容

 

 

    人性是一种气候，随着时间的流变，也会有突然升温，或乍暖还寒。所谓世态炎凉，并不是指的物质利益，而是人性，是人类心理与本能的脉动。既然我们是人，就都有人性。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宽容。且不谈宽容万物的矛盾与一切生物的混乱，单就人类这一个种类，宽容起来也不容易。因为有宽容的地方，一定有着伤害，而且一定是离你最近的人才会给你伤害。隐逸逍遥，不食人间烟火者，无所谓宽容。因为他们反正和其他人没什么直接关系。而养尊处优，以奴性博得财富与权力者，也无所谓宽容，因为他们也不想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厉害关系。宽容只诞生于最亲切的危险里，只出现在最激烈的仇恨、时代或背叛中。它是友谊的氧气、爱情的草料、战士的境界、僧侣的韧性。它是一个狭隘、量化与卑鄙时代中最痛苦的个人空间。同时，它也是一块无比幸福的戈壁。

    什么才是真正的宽容？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我之所谓宽容者，与诸君不同。我理解之宽容，该是黑暗人性里的灯光，在狂暴的风中摇曳着它的火苗，是一种小中见大的细腻精神。

    譬如，近日读《吴宓日记续编》十大本，一种特殊的痛感，便把我带回到了对大历史的宽容之中。大约因为吴宓后期一直在重庆，而那里曾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地方。我自然也曾去过他晚年生活的地方北碚及西师。因此我看他日记中出现的街名、时间与地点等，皆如遇故人。而他写国事、家事、风、雨、每日温度、读书看报、与人之争论、自己的学术思考、街谈巷议、友人琐事、批评简体字改革、充满恐惧和担忧的对话、承认错误、检讨、大字报与面对批斗的坦然……乃至每日清晨之煮卵、蒸馒头、喝粥、入厕等，全都浑然一体。此种文字让我在敏锐的思虑中，又自然地将它与那个大时代联系了起来，也与我自己所亲见过的重庆旧景物联系了起来。真是有说不出的好，说不出的美。虽然是个人日记，却用“深水微澜”四字喻之，也一点不过分。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或者“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等，据说这些话，就是吴宓的临终遗言。吴宓在残酷世界的打击中，并没有怨天尤人，而只是潜心记述自己的内心和渺小的日常生活，这岂不是最大的宽容？

    近代以来，关于吴宓和毛彦文之爱情、偏见和嘲笑之辞，屡见不鲜了。毛彦文后为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之妻，是吴宓痴恋一生之人，曾为其离婚，并弃三个孩子于不顾，痛苦折腾若干年。但据说毛彦文是个热衷政治的人，并不爱作为文人的吴宓，甚至晚期还很反感。对吴宓对她的一生痴情，几近于嘲笑。中国人热衷于道德批评，而从来忽略人性本能。（如对胡兰成、周作人或姚文元等），但道德批评一走进文字，又大多是肤浅的外人道，不足挂齿。因若论道德，经不起的人就太多了。别说吴宓，就是鲁迅、胡适以及郭、曹、巴等，无不是有瑕疵的。就像前一阵因“舒芜告密案”而推理、查证并引出的一大堆当年参与整胡风的名人目录一样。在特殊年代，人性的荒谬和集体无意识，可能涉及到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智慧，最世故的人。更何况批吴宓者，大多是因其爱情。爱情是外人能说得清楚的吗？而大众对人性之疏漏，也绝不会因其人平素之水准就能得以幸免。故看一个文人，关键还是要看其文字、见解和最终之成就罢。

    今年初春，得空写《雨僧（或读吴宓日记）》诗一首，现录如下：

 

            教授是好色的

            但教授不是打雨伞的秃驴

            夏天，他为一个女政客写下38首诗

            但鸽子却嫁给了熊希龄

            吴宓这人，其实跟叶芝有点像

            而毛彦文正是毛特冈

            她说：他是单面人，是书呆子

            他的英语在汉语里干着急

            1953年，在重庆，在北碚的夹竹桃中

            一个四川小地主的女儿爱上了教授

            可惜美于肉者，大多是冷开水

            而美于骨者，又是病秧子

            后来教授瞎了、瘸了、干了

            每天被西师的孩子们斗得晕头转向

            若找他要钱，可对着一张白纸乱读

            他会以为是学衡派随笔

            每个和尚都藏有一本雨天日记

            钱钟书只懂注释，根本不懂爱情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7—11℃ ，晨5时起，入厕

           读《毛选》卷一。早餐，二馒

           盖宓在菜圃劳动中，初知稼穑之艰难

           与劳动人民之伟大，而始生感激之心也

            但似乎教授是渴死的，饿死的

            教授再也不会好色了

 

    吴宓(1894-1978)是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近代学者和诗人，民国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部聘教授。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早岁负笈清华，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他也是近代“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主编《学衡》杂志，宣传学贯中西与尊重传统并重的思想。吴宓后来为钱钟书的导师，历任西南联大，西南师大等教授。但钱钟书因为不满他为毛彦文丢妻弃子的事，所以一度师徒关系不睦。在五十年代和文革中，吴宓饱经迫害，批斗时左腿被打骨折，又双目失明，贫困潦倒。他的遗著除了《吴宓日记》外，还有旧体诗《吴宓诗集》和《吴宓诗话》等。诗集中有很多他与陈寅恪等众多文友的唱和之作。

    在整个民国（从1906年起）和毛泽东时代，一直到死，吴宓都像一个地下室人一样，在写秘密日记。从不因被打、被斗、被孤立或因恐怖和伤病等原因而间断。据其子吴学昭说：吴宓“即使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行步，而不得不靠两手一足在室内爬行时，若抓得纸笔，他仍不忘留下一两句由衷之言”。仅此一点，就了不起。

因为在集权时代，这其实是一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写《死屋手记》式的写作方式。那时的中国大环境，也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西伯利亚监狱”，到处都是牛棚情绪和“罪人”。而吴宓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写日记的传统，如清人杨恩寿的《坦园日记》或《曾国藩日记》等，他还在其中用严谨的学术、平常心和对时事与琐事判断，秘密地抒发了一种大孤愤。在当时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实在不多。就算是有此类似行为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内耗了，而且与文学之关系不太大（如几乎同样遭遇经济学家顾准及《顾准日记》）。《吴宓日记》作为文献，在当年的专案组和民间辗转流传、批改、焚毁、藏匿，虽然也丢失了几本，但大部分能幸存下来，数百万字，卷帙浩繁，这不仅是吴宓事件的奇迹，也可以说是近代汉语在过渡时期（即从民国文言到毛时代半文半白之改造期）的奇迹和标本。这些日记几乎是一个私人的近代语言博物馆。

    而吴宓的人生状态，用他在《昆明集》中的“自赠联”来说，就是“终为污渎池中物，自许高僧传里人”。

    这些年，从学术上谈《吴宓日记》之价值的文章太多了，我就不赘言了。我只再谈一点纯个人的感受。

譬如，我出于好奇，在拿到《吴宓日记续编》之后，便故意找到了他在1972年3月26日——即我诞生到这个世界那天的日记来读。那天我生于重庆的第一人民医院，而吴宓先生也在重庆生活。一种来自对大历史的宽容和在同一座城市空间的秘密脐带，似乎把我的私人阅读和吴宓的历史存在，因文字的惬意而联系起来了。我想看看，我出生的那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些什么。这不能从当年的报纸上去看，因为那必然是宣传、虚构或粗鄙的，集体的记录。我必需从某个不重要的人的私人阅历中去看。正巧，这个人就可以是吴宓。当天的日记不长，我看他宁静地写道：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晦。风。   晨6：30醒，起。 早餐包谷饼二枚（四两）。

    与劳改队同一排，而为其右邻之最末一间，有空室，其室门甚窄（席棚一条），而室内甚广，可住居二人（中间有席墙半隔开）。宓因凌道新（宓今借住其床位）将归来，遂于今日上午搬迁入该空室居住（室内有床桌足二三人之用）。唐君季华助扫除，并安装电灯（宓自有泡）。汪君正琯助运行李。

午餐米饭二两。早晚食煮卵各一枚。

    下午，即在新室覆衾午眠（未入寐）。并续搬去细小物件。个人学习桌及原在劳改队之生活、形事，均仍旧。

    上下午，续读《古代散文选》。下午2—3赴大楼入厕，由小径归。

    晚餐，米饭三两，佐以酱油汤。

    晚，续搬来轻小物件。迁居之事完。

    晚，读完《古代散文选》。9时寝（初宿新居）。

 

    由此一节，便可看出吴宓文字之细致入微，严谨静谧。也让我对我诞生的当日此世界的某一真实角落得以一窥，真不亦快哉。

    那天吴宓在搬家，而我可以说也在搬家：我是从虚无，或母亲的子宫，搬到了这个充满恨和恐惧世界上。

当然，更多的，是我看到了1972年，吴宓在被批斗的岁月中，仍有的那一份旧式文人之宁静淡泊。这世界之矛盾，可以说无孔不入。血林淋的主曾说：“饶恕他们吧，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自己不知道”。这句话和著名的“我一个也不饶恕”，是说的同一个人类吗？毛泽东时代盛行“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的哲学。这里面是否也包涵着我们的朋友、亲戚、爱人与兄弟？我们该更倾向于思索那一句？或者不……一切都是多余的。我们就应该学着去做个进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现代儒家，只把“宽容”当成一种大众知识，让给那些在卫生间里房龙作品的中产阶级？还是假装包容，而其实怀恨在心久难忘？如目前看起来，利益最大化，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参照系。也就是说，为了成功、财富或好人缘，那种老狐狸式的“宽容”，在做事上几乎也与“思想”二字平分秋色了。（这在中世纪简直是邪教学说，在古中国在古欧洲都会被烧死。）但是现在已成了普遍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

    无论如何，这些是在吴宓日记中绝对看不到的。

    我忽然为那“看不到的文字”而觉得庆幸、万幸和侥幸。

    回到本文开头，我以为，或许吴宓的这种秘密治学、记日记、理性而不屈之精神，才算是真正的宽容，即自由精神对个人痛苦的随时忽略与掩饰。因有了这一份隐秘的文字，内心强大者才会有对语言、生活和荒谬的释然。如最近我读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的新书《纯真博物馆》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帕慕克在书中有句话说：“一种必需像小偷一样偷偷藏起来的痛苦，是另一种痛苦”。吴宓及其日记，不就是如此吗？他并未叫嚣自己的痛苦与烦恼，叫嚣都是浅薄了。他只愿如实地记下一切看见的风景，无论是穷山恶水，还是花香鸟语。而那被掩饰的苦与痛，正如他被舆论和流言遮蔽的爱与恨，全在日记中形诸文字，化为境界，烧成了一堆堆细腻的火。几十年中，一天不差，一个人不少，一件小事也不漏掉。这恰恰是最大之苦与痛，故也是最大之宽容（或不饶恕）了罢。

 

 

2010-3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