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

 

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当前社会较为关注的重要经济问题。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小企业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和特殊意义；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倾向性问题；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设计才能促进中国小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并推进国民经济顺畅的转型。

 

一、中小企业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核心作用与特殊意义

     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内部消费市场的拓展；而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和收入水平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多地从标准化产品转向具有非物质文化内涵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物品，转向对个性化和人性化要求极高的消费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生产体系从大规模、标准化、低水平的生产体系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在生产体系发展演化过程中，中小企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细胞，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内在趋势，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作出重大的变革。

1、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成功转型将取决于内部消费市场的拓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主要延续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战略所铸就的发展模式，即通过高投资拉动高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得到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支持。由于制造业劳动市场的无序竞争状态，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农村平均收入加上农民工在城市的额外生活成本决定的。城乡差距越大，工资就越低廉。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使中国的制造业因工资低廉而极具国际竞争力，并同样因工资低廉而无法拓展国内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在人均收入500多美元时就已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笔者当时称其为经济早衰症，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人均GDP只有超过3000美元才会出现产能过剩。1994年通过汇率并轨实现的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刺激了制成品的出口。但是这一轮出口增长势头被东南亚金融危机所中断。中国加入WTO后，这种通过投资和产能扩张拉动增长的潜力终于因为有了外部市场这个出口而得以充分释放。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组织、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都在反思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胜利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产能过剩。2007年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占世界30.2%的份额,并因此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功臣”！但是物质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正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带来越来越难以承载的压力。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凭借美元特权实现的负债消费以及世界经济增长靠美国消费拉动的不可持续性。危机后，美欧日的增长前景十分黯淡。国际专家预测，与1995-2005年间3.2%、2.1%和1.1%的平均增长率相比，美国、欧元区15国和日本在2011-2016年的预期平均增长率则分别降低到2.2%、0.5%和0.3%。瑞银信贷对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报告认为，美国消费占全球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30.2%下降到2020年的20.8%,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消费占比将从5.3%增加到23.1%。考虑到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顺势而为作出合乎理性的调整，即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国内消费拉动。

2、未来国内消费需求的满足有待于个性化中小企业的发展。

仅仅了解中国消费占全球比例将大幅度上升这一潜在趋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中国未来10年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作出预测，这样政府可以有的放矢地采取产业调整政策和小企业促进政策，企业可以作出更为正确的投资选择，推进经济转型更为顺畅的实现。

首先，预测消费市场的变化需要了解我国的人口统计特征。因为人口统计特征预示的变化趋势几乎具有不可抗力，据此作出预测也许是最靠谱的。根据G30主席Jacob A. Frenkel博士以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2009年最新数据所作的预测，在2010-2030年间，中国50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2.2亿左右，其中50-59岁的增加4000万，60-69岁的将增加1亿，70-79岁增加5000多万，80岁以上的增加2000余万人。相比较50岁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1亿多,其中20-29岁的人口将减少近5000万人。我们凭生活的直觉就能知道：人口老龄化的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消费需求中对住房、道路、交通和众多物质产品的需求将减少。相比较，对健康食品、保健物品、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及其器具、家政服务、继续教育、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需求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

其次，需要分析我国的人均收入及其分配格局。目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人均3000美元以上、可称为衣食无忧的小康社会，并正在向中等富裕社会迈进。关于收入分配格局，手头尚无确切数据，但可以作出的定性判断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同一地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并且还在扩大。这使中国的消费需求呈现出比任何国家都更为复杂的多样性。由于人口众多，当同一收入阶层具有买家电、买车、买房的能力时，会出现一阵排浪式需求，形成对某类产品的井喷式消费。但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包容性的增强和产品服务种类的日益丰富，对少数产品井喷式的消费将转变为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目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挤出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中端和低端消费，增加了国内此类产业对境外市场的依赖性。比如2006年这一年，我国出口服装高达287.9亿件,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人民几乎人均购买6件。用于御寒和遮体的、没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标准化大规模的服装生产显然已经过剩。即使农村等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增长，也不能指望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外部市场的收缩或转移。显然，各类产能明显过剩的产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关停并转进行瘦身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和银行坏帐，其成本将再一次通过财政部注资、央行再贷款、利差补贴等渠道转稼给全社会。相比较，满足中高等收入阶层对时尚、品味和品牌之需求的、具有更多非物质精神文化内涵的、个性化的消费物品则明显供不应求，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严重外溢。各类进口奢侈品的热销与海外购物狂潮无不反映这一基本的事实。由此可见，即使是制造业，也不能一概而论已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确切而言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制成品相对过剩，而个性化、小批量、度身定制、或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消费品一直是供不应求的。此种结构失衡源自企业组织结构的扭曲失衡，源自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小型企业的缺失。

消费未能得到社会应有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理论的误导。虽然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与生产对立统一的，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但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仍将消费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是对社会资源和产品的纯粹消耗。因此时至产能普遍过剩的今日，仍有经济学家坚持中国只有扩大投资、扩大固定资产积累才能保持可持续的增长。笔者在此特别强调并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的是，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也是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比如众多物质产品的消费、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与健身等属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教育娱乐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学家和政府忽视消费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已导致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之间的严重失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未来需求快速增长的消费服务是不可贸易品，因为具有不可移动的性质而不能从国外进口只能由本土提供。消费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同一过程，而后者则是先后继起的、三个相互分离的阶段。消费服务业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建立在体验和相互了解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的本地客户关系，无须运输，无须广告，也没有统一的质量认定标准。消费服务业与制造业最大的不同是其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内在要求。而消费服务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实现依赖于供需之间的互信与尊重，依赖于服务供应商拥有的熟练专门技术。因此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需要诚信有加的知识型小企业。

 

二、当前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几个倾向性问题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扩张性投资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回升。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经济转型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倾向性问题。

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在竞争性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趋势。金融危机发生后，出于海外市场的收缩和国内外能源与环境的压力，中国制造业面临瘦身的调整压力。出口下降、资金链断裂使众多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境地；出于产能过剩和国内外能源环境压力，有关政府和部门出台了关停并转小煤矿、小钢铁的调整政策；受危机冲击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甚至制定了吸引国企和央企的政策；而国有企业凭借银行信贷的支持收购民营企业的案例以及央企“地王”的案例也频频显现。似乎可以认定，众多竞争性行业已经出现了民营经济萎缩和国有经济扩张的局面。

第二个倾向性问题是政府力量的强化和市场力量的弱化。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拉动增长、调整结构、改善民生的4万亿投资计划。政府投资力度大、见效快、对提振市场信心和保增长具有明显效果。但是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投资计划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明显弱化，而行政审批机制则大大加强。

第三个倾向性问题是金融风险正在快速积累。金融风险的积累主要体现在资产泡沫的形成和社会资源的体制性耗散。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比2008年增长95.3%。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流动性泛滥导致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急剧膨胀。除此而外，与地方政府扩张性投资活动相关的信贷风险正在急剧增长，以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系统进入新一轮坏帐生成周期。社会资源耗散系统是本人200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基本观点是：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等资源配置过程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率或无效率使用；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积累的实质是社会资源浪费或被攫取；然后政府通过财政注资、央行再贷款、外汇储备注资和高利差补贴等方式维持银行体系的运行，构成了一个社会资源耗散的循环系统。这个循环系统由前半期的银行坏帐生成和后半期的银行坏帐冲销构成。上世纪90年代银行体系通过高利率吸引居民存款用于低效率国有企业的维持，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超过40%的不良资产。加入WTO后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冲销坏帐和注资的过程。由于市场准入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被延误，中国金融体系的行政垄断性质和体制内循环积累系统性风险的机制和特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第四个倾向性问题是民营企业发展受到挤压，对增加就业、创业创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都在产生负面影响。民营企业具有机制活、效率高、适应能力强、就业弹性大、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等主要特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具动力和活力的有生力量，可以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除了受到危机冲击外，还面临私有产权受到侵犯、遭遇不公平竞争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等众多问题。民营企业家普遍情绪低落，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严重受挫。中国经济转型正在面临民营企业家人才和资本双重流失的风险。

上述倾向性问题的产生有其体制性根源。其根源并非30年前的计划体制，而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官僚行政体制。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8）在其《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讨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时指出：“在农业以外，官僚体制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官员和士绅是典型的寻租者。他们法定的、习惯上的特权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主导着城市的生活，阻碍了欧洲式的独立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在一个缺乏法律保障的环境下，企业活动是没有安全性的。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或得到国家特许权的垄断集团手里。”麦迪森认为，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再加上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在1820-1952年间从1/3降到了1/20。显然，今天中国要从世界经济的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仍有待于对这种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内消费需求的满足有待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切实保护私有产权，善待民营企业，给自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提供宽松便利的制度环境，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体制变革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削减制造业过剩产能的结构调整中如何更好的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的各自优势，促进产业组织的优化。二是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领域，以发挥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积极作用。三是如何在消费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催生更多新型小企业，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1、促进产业内的整合和产业组织的优化实现制造业的瘦身和升级。

民营企业家严介和近期对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前途作出一个悲观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从无序转向有序，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在未来的5-10年99%的中小企业将会消亡。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已导致竞争性产业严重的低水平重复，随着海外市场的收缩和竞争的加剧，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将被淘汰出局。而且这种产业内的整合已在部分行业接近完成。比如家电行业的企业数已从1992年的4万多家减少到2007年的100家左右。

但是，笔者以为，未来的产业内整合未必要走家电行业的老路。主要依据在于：其一，未来10年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将呈现出远为复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各类企业应该在细分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其二，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内在要求是从产业增值链的最低端过渡到覆盖整条产业链，因此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其中可以各有各的定位；其三，解铃还需系铃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可以促进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和协作关系的形成。有效开展产业内的整合和升级可能是危机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最重要契机。另外既使有更多民营企业家人才和资本需要从现有制造业脱离出来，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新的产业领域得到新的、更好的发展机遇。这需要企业家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去把握和拓展。

笔者关于产业内整合的政策建议是：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两种作用，促进产业内现有企业的合理分工和合作关系的形成。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并购、资产置换、换股和挂靠等方式对现有产品生产关系进行梳理，并在企业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促进企业之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形成。② 行政垄断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可以分拆和出让其分公司，实现产业链中的制造加工环节从企业组织内部向企业组织外部的转移，促进市场化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原国有集团公司则可重点向研发、品牌培育、销售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并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国有中央企业更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技术开发、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海外销售渠道建设等涉及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的重点领域。③全面促进国有大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在合作中取得双赢。

2、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条件。

市场准入限制和过高的存贷款利差，导致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不足。主要表现在于贷款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倾斜。2009年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高达4.8万亿，其中给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5%。融资难无疑使危机中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条件需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①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打破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格局。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外国投资银行和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开设更多的分子机构直接给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促进金融业的竞争，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性价比，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本地居民金融服务需求；促进金融人才的集聚和全面的金融创新，并激活国内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机制和进取精神。②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创新，以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除了进一步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外，还可加快发展社区银行、融资租凭公司等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多样化的融资业务。③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完善破产法和抵押法规，完善小企业征信和抵押信息系统，引入中小企业贷款发放和管理的国际成功经验和方法，提高各类银行管理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能力和放款意愿。

3、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全面梳理和调整服务业产业政策体系，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产业政策通常都是工业化战略的具体体现，隐含着有利于工业发展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成分。例如国外不存在而我国开征的服务业营业税、工资作为税前成本抵扣的标准仅相当于纯体力劳动者水平等管理制度都是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服务业发展需要作出以下主要调整：①放松并逐步取消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或审批制度，引入便利的注册登记制度。②取消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并对需要加快发展的服务业采取所得税优惠或减免政策。③制定相应制度和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的服务外包和定购，通过政府部门的服务外包，促进各类现代服务行业的独立发展。④鼓励公务员下海经商，成立各类服务企业和社会非盈利组织，促进消费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⑤政府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基金，促进服务业所需要人才和从业人员培训、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引导并帮助需要退出制造业的民营资本向服务业转移。

4、加快法治社会的建设，给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切实的保护。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呈现较强的数量扩张和急功近利倾向，缺乏技术积累和内涵的深化。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5年或5-10年。有历史底蕴的、产品精益求精的百年老字号更是寥若晨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缺乏长期稳定的、正当权利得到保护的平等发展环境。随着个人和社会需求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以市场化的方式充分激发中国亿万民众自身的财富创造力去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我们在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方面作出重大突破。事实上考虑到需求结构的复杂性，政府除了需要有效发挥其保护私有产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外，还应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德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80%的就业岗位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未来20年企业发展的趋势。

 

完稿于2010年1月17日解放日报1月27日《新论》版摘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