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杨宪益先生的文章。我钻修《红楼梦》英文传播研究，力行多年，在很多朋友的研究中，《红楼梦》英译问题是边角下料，而对于我则是主项，唯此，我能在宁静的环境下，和杨宪益、戴乃迭、霍克斯先生，在细节之处感知和领悟，也因此，能在大师的肩膀上，突出中国古典文化的海外传播问题，将文化翻译提升到文化传播，以大历史的文化角度，揭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丰富和多彩。
    这篇文章，我想了很久，并没有就翻译谈翻译，我的思考视野在对外传播。于是，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即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去观察杨老的足迹，揭示了中国开放和汉英翻译的关系。这篇文章刊发在2010年1月号的《国家历史》杂志。我将文章放到博客里，和网友分享。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 - 2009年11月23日

    文章如下：

     近日，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病逝，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即《红楼梦》英语全本翻译的时代，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落下了厚厚的帷幕。我作为《红楼梦》海外传播的研究者，在长期研究中，深切地感到，杨宪益先生是中国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先行者。由于，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先生译介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文史著作，所以，他的翻译就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端倪。

中国古典作品在对外传播中的尴尬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代表作，她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历史，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缩影。下面是《红楼梦》英文翻译史的简要：
   

   《红楼梦》英译简要
   1830年 John Davis ,Chinese Poetry,第三回片段
   1846年 Robert Tom，Dream of Red Chamber,第六回，27页
   1868年，E.C.Bowra,Dream of Red Chamber,前8回
   1892年，Bencraft Joly，Dream of Red Chamber，第1-56回，单行本
   1927年，王良志，Dream of Red Chamber，95章，60万字，单行本
   1929年，王际真，Dream of Red Chamber，39章，单行本
   1958年，Florence & Isabel Mchugh ,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节选本
   1973年，霍克斯，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全译本
   1978年，戴乃迭 杨宪益，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全译本

    由上表可以看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已经有170多年了，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的推动力量，并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由于满清以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封建主义精英文化导致了文化的封闭，是世界在如饥似渴地了解和翻译中国作品，而并非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地推动自己的文化对外传播。在1830—1978年，长达148年的历史中，《红楼梦》的英文翻译和传播，没有中国学人参与。《红楼梦》170多年的英文传播历史，只有杨宪益先生一个中国人参与。
    第二，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和译介，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总以为世界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在世界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其实不然，比如《红楼梦》有两个120回的全译本，一个是1973年，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1978年，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楼梦），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霍氏译本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最好，译本达到英文母语小说的境界，所以，在英美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杨戴译本依据了最完整的中文《红楼梦》版本，所以，杨戴译本最为接近曹著原貌。其次，杨宪益先生本身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修养极高，所以，杨戴本的错误率较低，是最为保真的英文译本。
    举一个例子，比如，国人很少关心《红楼梦》中的“楼”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对外传播中，则需要弄清楚其含义。《红楼梦》这个书名早在1846年，被Robert Tom翻译为“Dream of Red Chamber” （第六回译文），用chamber 来翻译“楼”，此后，1868年E.C.Bowra的前八回译本、1892年Bencraft Joly前56回译本、1927年王良志95回选译本、1929年王际真39回选译本，这些《红楼梦》的英文选译本都沿用了“chamber”一词。可是，197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选用了“Mansions”来翻译“楼”，涵义重点在大观园之“楼”，是宏观视野中的亭台楼榭、府邸大院，我想这和“红楼梦”的本质涵义是吻合的，所以，真正把《红楼梦》这个书名翻译得正确和完美的人，是杨戴二位先生。
     虽然，两个译本都出现了一些瑕疵和失误，但总体的译介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两个本子，风靡英语世界近半个世纪，各有特色，不仅在图书主流市场，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和红学界，都拥有权威的地位。他们的高超译作令《红楼梦》全本在英语世界，保持着基本的中国文明的面貌而流传着。
    在对外传播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要远远多于历史和哲学类作品。《红楼梦》已经有了170多年的翻译历史，而中国的“五经”、“二十四史”都还远远没有完成翻译工作。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也是主要集中于文学作品，比如《离骚》、《儒林外史》等等。杨戴二人选译了《史记》，并且，对《资治通鉴》进行了节选翻译，虽然“通鉴”英译工作后来夭折，但杨戴对中国古典史学著作翻译的努力，令人钦佩。
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则对古典文学作品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翻译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有力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整体传播。
    

中国文学，在对外译介中严重失衡
    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组成了翻译组合，由杨先生讲古汉语转化为白话文，并初步译为英语，最后由戴乃迭先生翻译为英语的文学语言。他们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化译介出力甚多，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最大的贡献是在世界上推介了鲁迅作品，他们译作了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鲁迅能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离不开戴乃迭和丈夫的成功翻译。其次，他们还承担了当代文学的英译工作，比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梁斌的《红旗谱》，歌剧《白毛女》、《刘三姐》等，以及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
    以上这些杨戴译本的特点是1.全译居多，呈现给西方读者作品的全貌；2.译文质量极其优秀；3.选取的作品都具有代表性，基本涵括了当代文学的全貌。
    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在杨戴的译介工作中占据了主流，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现在，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作品要远远多于古典文学作品，由于白话文的通俗性，大量的英文翻译都集中在现当代作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译介失衡的现象呢？第一，应试教育推动着英语学习走向孤立化，英语和其他学科大大割裂。应试教育只是让学生的英语成为应试工具，而并非真正的语言的应用工具。这样做的恶果是，专业人员的英语能力差，英语人员的专业能力差，例如，如今一个搞红学的人不懂英语，一个英语翻译又不懂红学，那《红楼梦》的英文翻译从何谈起呢！
    其次，英语口译和笔译的比例失常，很多英语人才集中于口译方向，而一个出色的翻译，未必就是一个汉译英的翻译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冀朝铸，他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可是，他在汉译英领域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业绩。
    第三，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需要具备极高的传统文化能力，特别是相对应的专业能力。比如翻译《史记》，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功力就要非常过硬，而这一点，现今绝大多数的翻译人士很难达到。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史门槛不高，出手容易，见效快。所以，大量的翻译资源云集于此。可是，中国古典文史作品，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在全球化时代，坚守杨宪益留下的路
    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和尴尬，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我们长期以来自以为是的孤立状态，以及封闭的文化形态，特别是改革开放前，英语教学长期被排斥和压制，只是近三十年来，英语教学才被给予应有的关注，但由于高考应试体制所限，英语教育在复苏之后，一直处于不健康的成长状态。
    中国文化尽管在对外传播中不尽如人意，但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对外传播，已经走上了全球化时代的大交流、大融合的“快车道”。杨宪益先生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先行者，他的译介生涯的顶峰开始于1970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诞生于1973年，这一年，基辛格访华，和毛泽东主席会谈，中美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以建立两国间的直接联系，中国终于在体制上向世界彻底敞开了大门；第二个英文全译本，也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诞生于1978年，这一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决定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还是在同一年，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因此，《红楼梦》的英文全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和世界文化和解的产物，在人民中国崛起的时代，西方世界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和认知中国，更加尊重中国传统文明，中国也用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重返世界舞台，从官方到民间，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呈现了大和解，大交流，当邓小平在美利坚合众国戴上了牛仔草帽的时刻，杨宪益和戴乃迭也迎来他们译介的最灿烂的时期。
    今天，我们要坚决反对对外传播中的“大白菜心理”，要追求中国文化在传播中的质量，而不要贪图数量。同时，我们应谨记—— “三十年”在历史长河里微不足道，我们的开放和多样化才刚刚起步，作为文化先行者，杨宪益先生的众多译著铺就了一条路，无论文化传播的前景有多么艰难，但我们都应坚持下去，因为这条路在打破我们的孤立，在通向不同文明的和解和彼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