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本报记者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获悉，我国将采取包括“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内的四项措施，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一天，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当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它注定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稳定的。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就是政府的良知。两会前夕的这些表态和大政举措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的收入差距调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众所周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中，中国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这些年来，出口带来外汇，也带来了发展失衡、环境破坏和汇率风险，这种输出商品换回纸币的游戏终归是把我们的繁荣寄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和美元信用上，最近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至于投资，短期就像打鸡血一样带来了我们渴求的经济增长，可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以及日趋强烈的通胀预期等副作用同样在炙烤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我们所期望的由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却长期受制于民众的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不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不管是从温总理所说的促进社会公正角度，还是仅仅为了拉动内需考量，中国的收入差距调整都势在必行。
    然而，社会上也充斥着担心工资增长加速促成通货膨胀的担忧，因此“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里也充满着“工资集体协商”等温和语调，可我总以为，劳资协商等软性举措从来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能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和谐体系，要不然，中国也产生不了那么多的农民工讨薪问题，也不会发生近来出现的用工荒现象。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确实有因为工会的强势促成的工人工资和福利过快增长导致的通货膨胀，但把这样的分析照搬到中国，并以担忧通货膨胀为理由放慢收入调整的步伐和力度，恰是忽视了东西方的根本差别。如果我们承认过去几十年中，居民收入分配偏低，劳动者工资上涨最慢是不合理的，那么，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就属于让大家更合理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范畴，它和西方因为高福利导致企业活力不足和成本上升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样的收入改革是要企业和资方出让他们过度榨取的一部分利益，而不是给他们以成本上升为借口再度转嫁负担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考虑，治理企业胡乱涨价而非放慢收入调整才是应对此类通货膨胀的关键。
    中国的通货膨胀更多的是由于过多的货币供应，而不是因为促进劳动者收入合理增长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担心工资过快增长带来通胀，那么，加强对富裕人群资本收入和中产阶级隐性收入的税收监管，调整普通人负担过多的个人所得税税赋，尽快促成物业税、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开征，并过税收和财政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目前可以并行不悖的当务之急。
    此外，要调整收入，也不是就说从一定要从富裕人群口袋里拿去补贴穷人。很多时候，大家缺少的是一个能发展自己的机会。现在的金融体系偏重于大型和已经成功的企业，对创新型发展和中小企业的支持严重不足，而恰是这些企业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提高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日前表示，由外需向内需转变所带来的消费大幅增长将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关键词。笔者以为，收入调整又是外需向内需转变的关键词。让中国人的工资增长快些，劳动力更贵些，是让中国的经济更健康的关键，也是让中国人活的更好更有尊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