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蔡定剑教授并不认识，我是搞经济学的，他是搞政治学的，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到他患重病离我们而去，心情沉重，不由自主想写些文字，表达自己的哀思。因为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过程中，看到蔡教授的很多文章，发现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与发育。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中，国家既是政治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既高度集中政治权利，也高度集中经济权利，抑制更剥夺了民众的经济权利。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是开始将国家高度集中的权利向民众回归，民众经济权利在回归中逐步发育完善。民众经济权利发育的环节依照民众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过程有序展开。是民众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创业权、竞争权、交易权、组织权、创新权、财产权、保障权的逐步生成。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和发育支撑了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在民众经济权利回归发育的过程中，逐步生长出国家机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权利系统，民众经济权利和国家经济权利在调整的过程中共同成长，实践要求转轨阶段的权利经济学揭示的权利要素内容应该包括民众经济权利的发育与国家经济权利的重构。

　　但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与发育能否成功，国家经济权利与民众经济权利的调整能否完成，却不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民众经济权利的不完善造成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干群关系紧张，群体事件频发就证明这一点。蔡定剑教授的研究恰恰为我们展开了保障民众经济权利回归与发育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他很早就提出宪政就是民主、法治加人权。而核心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不仅要进行“权利制衡”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限制“钱”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政府财政缺乏关注，而空谈限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看到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钱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了。宪政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来管理国家，其资金来源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其唯一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服务。

　　民众经济权利的发育本身需要民众作为政治主体的参与。他在《公众参与》一书中敏锐提出，政府本身的含义正深深地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社会转型的质疑。面对这些挑战，制度设计应该更加具有对话性，以提高政策形成过程的质量。公众参与的方式所提供的程序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协商性和接受性，开启了辩论和对话的窗口，促进了对价值和选择的认同，强化了政策制定者间的共识（Susskind 2006，Acland 2009）。同时这些方式还加强了公民的身份认同、介入和对政府的支持，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感（Ingram and schneider 2006）。公众参与并不会消解政治职责，而是将其摆在公民面前，让他们来掌控专家、官僚和利益集团可能通过特权而施加影响的风险。公众参与超越了政治输人（指派的政府）和社会及经济的结果问的关系，促进了公民对政策制定的核心过程的介入。这正变成当代治理以及对民主的质量进行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不仅注重宪政理论的研究，而且直接参与民众经济权利回归的实践，比如他推动拆迁的法治化“拆迁的时候他（老百姓）没有权利，在城市规化的时候他没有权利，如果他有权利跟开发商进行平等的谈判，他也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开发商的利润就没有这样大，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权利的缺失造成的。”

　　针对城管与小贩之争，他说：“城管的合理性、合法性一直存在质疑。在城市中，是不是小商小贩做点小买卖都得通过政府的许可？如果小商小贩将之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谋生手段，政府就不能对其加以取缔了。城市当然需要秩序，但这种秩序是要以服务人民的目标为前提的。政府的管理应当服从于民众的生存权。”

　　他用自己的生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明确提出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提供政治制度保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与蔡定剑教授的宪政主张息息相通。

　　现在改革目标还没有完成，他却先去了，每每想起改革的漫漫历程，思量知识分子的沉沉责任，怎能不让人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