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认真处理相互关联、突现的难题和窘境。首先，关键的一点是确保充分理解复杂性理论的种种含义，其中包括了各种传统形式的实践，如决策、解决问题、战略规划。这些实践形式都针对未来事件建立起固定观点。我们要了解我们当前的情景，我们正走线哪里，我们想如何做出改进，如何确保我们到达目标时犯错率控制在小范围内。然而，斯泰西指出，传统的战略思考坚持一种不加怀疑的假设，即我们之所以到达某种未来，是因为有人想这样。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么先验性建立起来的意图就必须扩展至很多相互关系上，而且不断的突现，扩展至未来的长期内。
复杂性理论质疑长期谋划的行为是否可能。它指出，事物的发展方式本质上来说不为人类所知的，突现是通过源自某个遥远细节的自发性自组织，而非事先的规划。我们醉倒能够做的就是管理性事物，同时懂得整体复杂性的不可思议特点。对地方性事物进行管理，需要不断考虑管理行为的后果，它们会影响到少数的相互关系、很少几个阶段的表现、未来较近的时期。在不可知中学习，就是这个意思。在进入未来的过程中，我们边学习边前进。
在进入未来时边学习边前进，就要求我们不断回顾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在做什么，收获什么，还有我们的行事方式。这就是“组织学习和变革”流程的本质所在。人们不断对社会规则和习俗以及相关后果进行讨论。这是一个持续体验、解释、学习的过程。它带来突现的结果，而非长期规划和按部就班的实施。这并非说，有价值的社会规则和习俗不可能或不应该持续存在，只是说它们不会永远保持固定不变。变化幅度将依据背景确定。
学习过程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适应性，显然适合系统世界。学习过程产生符合“此时此地”实际情况的行动，这时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切实、有效理解的东西，而非斯泰西说的“梦境管理”，那种构思出来的未来几乎不可能会出现。
有些人认为，如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那就是最佳状态。然而根据复杂性理论，如果谁真的相信一切都在控制之中，那么他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如果谁想获得这种控制力，那么就是在确立目标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
命令和控制式的心理会造成两种结果，实践者需对此提起注意。首先，太多的确定性和相互认可可会扼杀新颖性和创造性，窒息适应性，使未来变得前途难测。其次，严格的控制可能会制造不确定性和意见不一，导致猜度、怀疑、不稳定性，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负面政治互动为主的动力，将造成低效率，低效用，缺乏意义的体验，不公平，以及走向自我毁灭的运动。
斯泰西认为，我们所需的是一种界限内的不稳定性，这样反复出现的自发性自组织就能成为一种张力、管理得当的动力，催生新颖性和创造性。“管理得当”在这里指，领导者倾向于建立非正式的群体，而且作为倡导者，他们能够驾驭群体成员的能量。他们将帮助澄清和准许对社会规则和习俗的挑战，将认可个人的各种需求，同时理解相互关联的群体成员所在的整体的复杂性。领导者采取地方性行动，同时理解整体复杂性难以逾越的高度。
地方性行动认为，人们只能对事件进行部分解释。处于不可知中的东西就是如此。
作为系统思考的主要见解之一，相互关联性使我们发现，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都存在关联。这就提出系统的一个中心问题，即系统理解显然成为一种不断扩展的活动。以此来看，系统思考就不具有什么实用意义，如果思考过程没有界限，那么还有什么实际价值?我们永远是在做系统思考，其余就别做了。
复杂性理论增加了关于相互关联性的更深见解，即产生于自发性自组织的突现。这种观点认为，就像亚马逊蝴蝶一样，突现来自于动态细节(这细节是指突现的起点，不是圣吉说的细节复杂性)。因而根据复杂性理论，整体动态就更加复杂了。所以，如果想作全面的系统介绍，不但这种介绍会是膨胀性的，而且还会使人们绝望地迷失于相互关系和种种突现的迷宫中。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离自己的地方性越远，对事物进行的解释中虚构成分就越多。
系统思想家认为，他们只能应付对他们来说地方性情况。继续前进是可能的，但是只能根据地方性角度形成有界的理解，系统思想家意思到这种理解是局部性、暂时性的观点。然而，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也有好处。系统思想家这时接触到了丘奇曼的理论精髓、他的概念，以及系统思考的第二个中心问题。
丘奇曼问，谁来判断某种有界的理解是最切合实际的，还是仅仅可以接受呢?每种判断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合理性决定了界限划在哪里、哪些难题和窘境将被放到日程中、谁将从中受益。针对每个选择都有必要问：根据我们目前的评估，这个选择可能会造成那些后果?我们会有何感受?丘奇曼指出，这类判断每一个都具有道德性质，因为它必须选择谁是客户、受益方以及哪些难题和窘境将位于辩论和未来行动中的中心位置。丘奇曼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道德良知。按照丘奇曼的理论，系统思考的一项主要原则，就是要保持道德警醒。界限判断推动了辩论，在辩论中我们对道德的难题和窘境变得敏感起来。
界限判断是丘奇曼的核心程序，通过这个过程，可在本地背景中暂时划出一片行动区域。请记住，本地是空间概念也是时间概念。空间是指我们处于哪些事物之中，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丘奇曼批评道，传统的系统观点认为界限存在于物理、生物、社会的自然秩序中。他认为界限是心智构造(心智模式)。心智构造决定什么在视野之内。什么被纳入考虑范围，与此同时，什么在视野之外，什么不被纳入考虑范围。因此，界限判断将确定当前的客户、主要难题和窘境、追求的目标。
界限判断是一种道德选择。杰拉尔德·米奇利提到了失业者，划一个界限，将失业人员排斥在组织分析之外，这样便可以在貌似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讨论效率和效用。在对道德等问题进行的辩论中，会包括工作者在市场中的生存问题，以及股东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失业者被包含在界限判断之内，那么失业方面一直存在的窘境就会显露出来。这里的道德标准可能是，所有人都应平等拥有工作机会。
界限判断是一种选择，它确定谁在行动区域之内并受益、谁在范围之外无法受益。由于这个原因，丘奇曼强调了批评的重要性。批评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什么样的界限之内。在日常情景中的批评，要求明确倾听最对立敌人的观点，并作出反应。丘奇曼指出，敌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正是他们最可能帮助自己的对手，是对方看清楚自己的界限判断什么地方褊狭、不理智，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如果我们倾听不符合我们的有界合理性的“坏消息”，我们就能够学习。
所以，界限判断划出的行动区域具有局部性和暂时性。没有绝对的或永远的界限判断。然而，深化对任何行动区域的系统理解，还是有机会、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