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的转变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

思想的特性决定人的品性，而经过历史洗礼的思想尤为代表一个族群的思想特征和发展导向。

思想本身由于在各个地方的发展与演化等因素，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方式、载体，湖南王船山创立经邦治世的湖湘儒家文化进行地方革新，影响了湖湘一带的诸多军事家、政治家。江浙王阳明所崇尚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至乐的思想也在此一带广为推崇，使得江浙后起贤达多以此自居。中国地域广阔，虽其政治体制在形式统一已久，但究其内容具体到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随着各地文化、社会、经济形态之小异而显不同。在这演化过程之中经济是核心，文化为先导。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自国家产生以来就不断受到责难并不断要求变革，欧洲各国经过漫长的封建制后，在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以及“契约论”的诞生推动下催化和改变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的角色成为公关中枢。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其所根本的社会属性使得政府成为一部分资本家的代言人而不具备全民代表的资质，而选举的推出与自由的倡导，认定民众有人身、结社言论游行的自由，使得民众诉求有了表达的渠道，可以使民众的声音与力量得到展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从而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而法制的逐步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的不同使得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一个机制健全又有充分自治性质的社会就可以减少政府对民众思想或者经济的控制。

政府从来就被认定为不得已而产生的事物，在西方尤其如此，美国政府发展至今，其功能角色表现适当，社会各个功能组织制约着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当然美国有其特定的历史，但却不能不细细体察社会形态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影响。美国工商业发展强大，对农业实行大农业区的政策确定了美国是一个工商业主导的国家，政府与民众就能在此基础上因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其变化与周转之快，不断应对技术与环境变革。另外其组织性与对外的联系性又非常强大，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需保持一定密切的联系又保持相当的距离，因为两者之间可以互相牵制。但是农业社会则不同，其变化与对外的依赖性很弱，而且经营散漫不能形成团体，容易形成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对民众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其民众力量很弱，社会功能极为受到压制，政府的功能非常全面与无制衡。

由此可见，转变政府职能从根本上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而不是自内向外的改革或改变。政府是被动产生的产物，其改变需要外力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仅靠政府本身的机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一目标的。

    中国具体表现可以显现上述特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其政府行使其超越法律的权力时就会遭到抵制，官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非常醒目的地方。在农业社会比较鲜明的地方其政府就可以行使其地方的各种社会职能，农村基层成为中国社会非常特别的地方，那里的基层干部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力，民众没有相应的自我管理的组织，无法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面对城市工商业者对农村的改造，农民时常成为权益遭受损坏最严重的人群。政府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也很深刻，这一点不仅仅在农村产生破坏力，也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效尤效果，侵蚀了城市文化建设的部分成果。

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道路是发展经济，而不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机构的重新组合和设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相关机构、履行相关职能，符合政府本身的属性，在时空上过于超越其本身的属性和特征，就会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