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时候”
读张鸣博文《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一文（附后），其中一段话，或者说其中一个词语，启发了我的一点思考。张鸣的文章是写蔡定剑的。文中提到：“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而且出来捞金进银。”
“赶上好时候”，是每个人的愿望，虽然各人的“好时候”有各自的内容。所谓“赶上”，就是“遇上”，凑巧碰上。盼望、指望、幻想“赶上好时候”的时代，不是好时代，盼望、指望、幻想“赶上好时候”的人民，是不幸的人民。如果人们能够主动地追求、创造“好时候”，那么，在“好时候”被创造完成之前，人们已经处在一个“较好”的“时候”了。那么，如果你所处的环境不容许你追求、创造“好时候”呢？或者容许的空间、范围很小，你折腾得超过容许的范围，就不让你追求，创造了呢？这种时候，人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放弃，这样比较“安全”，但内心有没有痛苦呢？这种痛苦是不是一种痛苦呢？是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或是某种不确定的危险的前兆呢？二是坚持。这就要跟环境发生冲撞，冲突，其直接结果可想而知，间接的结果，很难估计，要看“坚持”的人多不多，这种“坚持”能不能得到较多的支持。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这种“时候”，不太能得到的较多的支持。于是有“中间选择”，即有妥协，有退让，也有一定的坚持，或是有时妥协，有时“坚持”。张鸣文章中提到的台湾学者，大概接近第三种。第二种和第三种人，都是在“坏时候”（或“不太好的时候”或“半好半坏的时候”）追求、创造着“好时候”，或者为创造“好时候”做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如果都是第一种人，“好时候”很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台湾学者说的那个时代，我们大多不太了解，但是，可以肯定，在他们说的“好时候”到来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为其铺路了。
张鸣写的蔡定剑，就是这样一个铺路人。
转载：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
张鸣
蔡定剑走了。我是在成都双流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听到这个噩耗的。一个熟悉的记者，用短信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看着手机，我久久无语。早就知道蔡定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但是见到他，看到他依旧是那样活跃，组织开一个个令某些人不喜的会，做一个个某些人不喜的发言，发表一个个同样为某些不喜的著作。心里总觉得他也许能度过难关，战胜病魔。前一阵，还见到新京报对他的专访，就催生新拆迁条例大声疾呼，虎虎有声，心中还暗自窃喜，觉得他说不定已经复原了。然而，谁曾想到，这个呼吁，居然是蔡定剑生命中最后的呼喊，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为他的祖国的民主和法治呼喊到了最后一刻。
我跟蔡定剑说不上很熟悉，但却参加过多次他组织的会议，大多是公民监督和公民参政的。在政治学专业，我只能算是个混混，每次开会，都只是说点敲边鼓的话，但是，蔡定剑却总是可以拿出好些资料翔实的干货，用数据说话，告诉人们中国法制的现状，公民参与的现实，还提供了好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料。每次开会，都令我有几多汗颜，许多收获。
蔡定剑是个做实证的学者，他和他团队的研究，不说空话，没有废话，也没有时髦学者所谓的西方套路——一大堆所谓的理论复述，每个成果都是实打实的，把干货摆在面上。不像很多学者的研究，你得捞，捞出来多少，你还不知道。同时，他的研究也很平和，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激之言，总是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记得同样是研究1954年的立宪，我写了一篇文章，他则有一本著作。我的文章有好些愤愤的言辞，他的没有，但把史实一条条摆出来，震撼的力度同样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蔡定剑的研究，才更为某些人所不喜，甚至恼怒。
学院知识分子该有怎样一个活法？ 张鸣蔡定剑走了。我是在成都双流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听到这个噩耗的。一个熟悉的记者，用短信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看着手机，我久久无语。早就知道蔡定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但是见到他，看到他依旧是那样活跃，组织开一个个令某些人不喜的会，做一个个某些人不喜的发言，发表一个个同样为某些不喜的著作。心里总觉得他也许能度过难关，战胜病魔。前一阵，还见到新京报对他的专访，就催生新拆迁条例大声疾呼，虎虎有声，心中还暗自窃喜，觉得他说不定已经复原了。然而，谁曾想到，这个呼吁，居然是蔡定剑生命中最后的呼喊，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法学教授，他为他的祖国的民主和法治呼喊到了最后一刻。
蔡定剑是个做实证的学者，他和他团队的研究，不说空话，没有废话，也没有时髦学者所谓的西方套路——一大堆所谓的理论复述，每个成果都是实打实的，把干货摆在面上。不像很多学者的研究，你得捞，捞出来多少，你还不知道。同时，他的研究也很平和，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激之言，总是在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记得同样是研究1954年的立宪，我写了一篇文章，他则有一本著作。我的文章有好些愤愤的言辞，他的没有，但把史实一条条摆出来，震撼的力度同样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蔡定剑的研究，才更为某些人所不喜，甚至恼怒。
其实，人们都知道，蔡定剑原本是从政的，而且从政的经历相当顺利。如果他能随和一点，不那么坚持原则，在仕途上，原本是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可是他却在一个走仕途来说最好的年龄段，放弃了仕途，甘愿坐冷板凳，做了教授。那时个中国法学极热的时代，国内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几乎个个飞黄腾达，大把的捞金进银，但是，蔡定剑教授却偏偏一头扎进无人问津的宪法学领域，做起谁也不待见的公民参与研究。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个认真的学者，一个讨某些人厌的公共知识分子。凡诸社会上的大事，必有蔡教授的声音。可以说，在法学学者大批犬儒的年代，正是有蔡定剑这样的教授的存在，才为法学界挽回了一点声誉。
当然，在当今之世，单单谴责法学教授也许并不公平，人文社科的诸学科中，哪个学科的教授都谈不上有什么担当，犬儒实际上已经成为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一个高度传染的烈性传染病。而法学由于一直热度很高，而且跟社会关系密切，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而已。自然，反过来，在众人皆醉的时代，出一个有担当的法学教授，就格外让人感到难能可贵。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原本是学院知识分子大展拳脚的好时光。参与公共事务，引领社会舆论，有你的舞台，也有你的阵地，更有你的观众。把自己关进书斋，做象牙塔的学问，当然也并无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你的人民还是需要你走出书斋，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法专业研究的学者，更是责无旁贷。跟台湾的一些学者聊起来，他们很怀念台湾解严前后的时光，怀念那些用笔作刀的年月，那些启蒙的战斗的光景。而且总是感慨，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好时候过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正赶上“好时候”的大陆知识分子，却往往不肯出来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很多人不是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而且出来捞金进银。他们也在公共场合说话，但说的都是场面话，说那些权势者要他们说的话。或者说，他们只为金钱和权势说话，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完全罔顾学理，不顾常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法学学者告诉我，碰到国内的法学大腕，好些人居然在饭桌上，就敢公开吹嘘自己“捞人”的本事。所谓的的捞人，即通过运作，给人犯减免刑责，这样的捞人，就是公开地破坏法律。一个法律人，法学学者，做这样的事情，算什么呢？比罪犯都不如，比犯罪还恶劣，连自己从事的学科，吃饭的饭碗都给毁了。
毋庸说，学院知识分子的堕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最深切的悲哀，幸好，这个时代除了荒淫与无耻，还有严肃的工作和认真劳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最杰出者中，就有蔡定剑。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定剑不愧为学院知识分子的脊梁，虽然他做的，无非是在用自己的孱弱的肩膀，撑着学者倒塌的良知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