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我编写了《考古遗憾一箩筐》这样的章节排在我的《考古不是挖宝》一书里出版以后，全国至少不下十几二十家各种媒体转载过，且无一通知过我，不过这也没啥。当中，转载最多的是发掘明代定陵的考古遗憾，各家转载时多数都改变成《最遗憾的考古发现》之类的标题，挺打眼的。唯独今年第20期《读者》也刊载了，用的是我书的名称《考古不是挖宝》做标题。有朋友看到后告诉我这事，就想到卖这刊物的报亭买本回来看看。哪知在上海跑了好几家都说卖光了，更勾起了我想瞧瞧的好奇心。又哪知，山重水复，前几天到湖北十堰复旦大学的考古工地，居然在那里火车站见有得卖。就掏钱欲淘两本，给我拿刊物的那位书嫂诧异地问了我两遍：“买同一期？你买一样的？”我说是，又说一遍是。可她还是在递给我时，狐疑地尽呈看猴神态。我不想当猴，忙对她说里面登有我的文章，她这才有点疑惑尽散：“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指给她看是哪篇。这回，她瞥我的眼神开始像是在看人类了。
其实，我一直在上《公众考古学》课的时候对学生们说，把学术性的考古文章能写成报亭地摊都卖的话，那才是考古真正普及到公众领域的社会化标志。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力求做到专业语言的通俗化转换，力争做出内容编排的故事线等等。没白忙乎的是，我已经几次看到这本破书在地铁站的季风书屋之类店家有卖，乃至有的章节还被朋友告知曾在飞机上的航空杂志上看到过，于是陡增聊以欣慰之感。现在像《读者》这样的刊物通过摘编转载拙文，不但又增加了一个考古普及媒介的类别，而且篇幅不小，摘编的也比我原文要好，还配发了一张我看不太懂的插图，不过倒是怪好玩的：
考古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所以，考古学没有办法像拍电影那样可以逐条反复拍摄，不允许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至成功。
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犹如考古发现无不充满着期待，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谁都迈不过去的 “火焰山”。形成这样的感悟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成长中所必经的路段，都是必需的程序。只不过期待往往发生在考古发现之前或之中，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起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6年后建成，他却在此后的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著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几乎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最后批准——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的一个被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打开的皇陵，尽管当时受到了来自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等人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得实在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3000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他奢侈的生活，可在300多年后被考古发掘揭露时，已经大多霉朽破碎，连万历和皇后的尸身也以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红蓝宝石和5000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2320克。色泽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起轻薄似纱的皇冠要重了许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才偶尔戴戴。这样的凤冠共出4顶。
金器和首饰永远是皇家的最爱。金器289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彰显皇家威仪，仅次于皇冠凤冠。这和前面说的商代妇好墓随葬499枚骨笄的状况，时隔三千余载，却遥相呼应，王室和皇家的女性总是头领风尚，让我们感慨万千。除了头饰，定陵出土的衣物467件，也大多穿戴在帝后身上。但说到威仪，那还得说是万历大典用的5件衮服最为惹眼——这种一衣所成，用工10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身穿1件，棺内还放了4件。
与这些华贵服饰相配套的，是出土最多的织锦布料，总计165匹，仅万历身边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如此大量的古代丝织品，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依然色彩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定陵发掘10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焚烧，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骨架，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文革中，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天下。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时，可能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就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当年做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地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只有一个收获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忘情地举起双手高呼：中国其他帝王陵墓从此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