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就在西方传统圣诞节的傍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一年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这使得一年期贷款利率上升到5.81%，存款利率上升到2.75%。

　　至此，中国央行完成了年内的第二次加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显示了政府正在不断加大抗击通胀的力度。

　　时至年末，以食品为代表的物价指数突然快速上涨，已经远超出了人们此前的预期。以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5.1%的水平创下了28个月以来的新高。而在三季度，有关部门还对全年3%的通胀目标满怀信心，但接下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全年3% 的通胀目标基本上已经失守。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央行多次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意在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但在通胀预期不断被强化的情况下，依旧侧重数量型工具的调控渐渐力不从心，而需要依靠调整信贷成本即利率，将通胀压力降到可控范围。”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信托专家、投资银行家、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财务策划标准联盟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理事、世界资本市场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美国万通投资银行控股集团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国投通兴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昊朗体育控股集团执行董事、美国格林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华兴泰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孫飛博士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再度站到台前的利率工具，重在管理通胀预期。

　　通胀凶险，央行又举“加息”大锤，再辅以价格行政调控以及其他回收流动性的措施，显然对减缓通胀有一定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一个“代价最低”的反通胀政策选项。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教授李永森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加息有“双刃剑”的效果，在稳定通胀预期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资金成本，可能抑制企业投资和消费。与此同时，加息还可能会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对控制物价上涨造成负面影响。

　　在中国银行（601988）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看来，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靠利率等工具来简单应对，而应在制度层面和效率层面上进行调整。她表示，“目前所采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调整都是暂时的，必须进行根源上的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

　　“治理通胀需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直面通胀威胁，追本溯源，一方面需要主动、适度地降低经济增速，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则需合理的收入水平增强公众抵抗通胀风险的能力。

　　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名义上已定调回归“稳健”，但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刺激计划建设项目尚未收官之时，多数观点预测2011年的信贷指标与2010年最初核定的7.5万亿元依然相当，事实上的稳健很难实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撰文警告说，如果明年中国经济不出现有效减速（经济增速掉到9%以下），总的信用供给规模不会减少。

　　他的判断基于，信用规模和经济总量增速有稳定的数据关系，信贷不能满足的部分，必须由其他信用供给方式来满足，比如债券市场，预计明年地方政府项目债放行都可能有一个大的增长。在此背景下，银行体系外的信用扩张弥补了体系内的收缩，势必会再为通胀加压。

　　“中国经济适度放缓目前仍有空间，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并没必要再追求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依靠天量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本来又会带来泡沫。现在通胀的出现与近两年来实施扩张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孙飞告诉记者，适度合理放慢经济脚步有助舒缓压力，在此基础上，尽快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按经济规律来说，调收入比压通胀更重要。”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均指出，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肯定是上涨，对于一些明显是由于炒作而上涨的物价，压一压也不妨，但一些由于市场供求因素所导致的价格上涨，用行政手段是压不下来的。所以调收入比压通胀更是长久之计，而压通胀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