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非常态化”根子是权力作怪

昨天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刊登陈家兴的评论：《“非常态化”思维酿恶果》。评论说：“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公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某个问题作出回应时，都表示相关工作‘将常态化’。这种工作‘常态化’的表态，或能博得一时喝彩，也或能收一时之效，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又逐渐告别了‘常态化’，直到下一轮问题出现后，再来一番‘将常态化’。”

评论还说：“‘常态化’成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目标，不出问题往往还请不回‘常态化’，真是咄咄怪事。而现实却总是会用一些残酷的教训，告诫人们‘常态化’有多么重要，‘常态化’缺失，就必然问题成堆，隐患不断。”

所谓“常态化”就是遵循规程，依法行政，做事有章法，有方圆。但这件事为什么变得这么费劲，往往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屡整屡犯？

评论给了三个答案：“平常时候多不作为”、“监管工作的‘常态化’消失”、没“把有关矛盾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我觉得这个评论还没有抓到要害，工作“非常态化”深层次原因是权力作怪。

现在的干部学历都不低，行政管理学也不是不懂，就是不喜欢用一个有成效的“常态化”工作程式约束工作，总想发挥权力的作用。

“常态化”工作程式建立的关键词就是“控制”，如何实现有效控制是建立保证体系的核心。行政管理质量的保证体系的关键词就是“控制”。

行政管理中的控制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行政首长对整个“常态化”的控制，而不是去控制“非常态化”，现在的情况是“常态化”控制不足，“非常态化”控制有余，因此这个管理体系基本是在控制“非常态化”，过多行使权力，造成权大于规则。其二，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监督机制，包括利用体系外的力量进行监督“常态化”。现在规则都有，监督机制都有，几乎都是摆设，没有监督必然难以实现工作“常态化”。

工作不能“常态化”主要原因是行政首长失控，或者行政首长本身就控制不了“常态化”的行政规程有关；或者行政首长本人就不喜欢这种规程的约束。不喜欢规程约束就更不喜欢外部力量的监督，喜欢我行我素，喜欢行政首长拍脑袋决策。这是工作不能“常态化”的根本原因。

现在媒体以及网络对政府工作品头论足，应当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形式，但是每每回应监督，几乎没有一个是痛痛快快的，遮遮掩掩。不过，这些年有些事情在公众的追问之下，到头来迫不得已只好认错，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了。

其实这些事件都有警示作用，但是绝大部分行政首长并不当一回事，即便轮到自己头上，也照旧硬着头皮回应，最后迫不得已再认错——这几乎也是定式。

行政首长如果不喜欢外部力量监督，那么整个体制一定是乱哄哄的。有年轻干部坦言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最难的事情是说实话，说真话。说不了实话、真话，那么也只好跟着混。好在公务员是一个“金饭碗”，丢了饭碗太不值，因此也就没有人说真话、说实话。大凡真话实话都来自于体制外，这是真实原因。

这两天网络中关于“局长之子未毕业已入公职事件”沸沸扬扬，冷水江市委书记刘小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如果他知道该中心已成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他绝对不会在曹长清的报告上签字。

这个回应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不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那么市委书记这个批示就没有错了？习惯于批条子的市委书记不懂得批条子是“非常态化”工作程序？办事的人受处分了，批条子的市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这位书记能够有多深的教训？

凡事靠批条子就是不符合规程，如果批条子成了“常态化”，规程就一定是“非常态化”的。一些干部就是要喜欢批条子，法律、规章、制度统统要让路。结果一定是“非常态化”的后果。行政干部喜欢批条子，当条子比“规程”管用，那么“非常态化”也是必然了。

现在都在批“潜规则”，剥开任何一条“潜规则”哪一个不是“非常态化”？ “潜规则”渐渐成为“明规则”，都是因为行政一把手不喜欢约束，更不喜欢监督，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所以，“非常态化”的根本问题是行政长官没有民主意识，要害是行政长官不能按照规程办事，是行政长官能不能摒弃“权力大于规则”的思维。

而出了事情之后又大张旗鼓的进行集中整治，现在很流行，大凡集中整治，都是等小事变大事了，不整治不行了。集中整治的最大问题还是不能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工作程序，监督机制，往往治标不治本。因此问题成堆，最终隐患不断也就是必然的。“×××”集中整治屡见不鲜，效果似乎立竿见影，但屡整屡犯，说明集中整治不可能建立这种有效的保证和监督体系。

集中整治说白了是权力“整治”权力，左手“整治”右手，能有效果吗？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