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即将过去。牛年里办了一件比较牛的事，就是帮父亲把花了好几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正式出版了。十多万字的内容，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到大家庭、小家庭的境遇，到他的农业技术专业和农村基层工作，最后到他研究易经的一些案例，配上照片，成了一本276页的书。父亲最终给自己的回忆录起的名字是《说牛》，因为他是属牛的，而且他一辈子也活得象老黄牛一样。

    在我18岁上大学之前，父亲是我最崇拜、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大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父亲在送我上大学的路上，交代了我三件事，第一，到了学校，好好学习，不要随便回家。第二，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第三，官场是非多，仕途多坎坷（原话，那个时候他是一名管农业的副镇长，正饱受同僚的倾扎），让我以后不要走仕途。

    对父亲的这一番交代，我落实得非常扎实：第一件，我头两个假期都没回家，每次全班同学都走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到了第三个假期我才反应过来，这太特别了，不对！第二件，我一直执行到最后一学期，在浪漫的北大校园里，面对身边众多红男绿女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我心如止水超然物外，一门心思练我的太极和气功，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因为“社会学学生大学一场不恋爱一次就算没毕业”这个专业性的原因才赶了个尾巴补了一课，结果由于准备太不充分惨遭失败。第三件事，我执行得更彻底：一年级一上学，我就因为中小学时期“辉煌”的从政经历被班主任直接定为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计划推荐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或者系团委的组织委员，还安排我上了第三期北大团校（校长是如今的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结果我牢记着父亲的教导，团校读完就辞“官”不做专修学问，推荐了一位我认为很有官才的同学接替了我的位子，把自己踢出了团口。

    父亲在回忆录里描述了他小时候自己以及他的家庭经历过的诸多苦难，而这些，有很多我以前没有听他说过。我小的时候的成长环境虽然已经改善，但还是相当艰苦，包括我自己就由于营养不良肚子疼了7年。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正由于这样的环境，所以能刻苦、愿意奋斗、重视物质财富、对挣钱有快感、事业心强、习惯做个工作狂等等这样的价值观念对于我辈而言，乃是与生俱来、无须假以外物的结果。我想，这一点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孩子这一代的重要差异。

    父亲的回忆录里总结了他教育孩子的齐家四宝，包括家庭会、故事会、表彰会、小纸条。从内心里说，他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对他的孩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对我的孩子的影响。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对自己孩子的影响不如我的父亲？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来源。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回家一趟，我盼星星盼月亮盼他回家，很重要的原因，是盼他回来给我们讲故事，他是我和弟弟妹妹重要的知识和信息的来源。而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是我给他们讲故事，而是他们给我讲故事了。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书，他们的阅读量和知识面在很多方面都不在我之下了。

    我对父亲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挨打的经历，这个在他的书里没有写。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看惯了小伙伴们整天因为淘气挨打的情况，象我这样的挨打次数算是少之又少的，所以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挨打，是趁他午睡的时候把他的一把小军刀偷偷拿出来玩，结果玩丢了。当他醒来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没拿。他把情况搞清楚之后，让我伸出手掌，用扇子打我的手掌心，把我打得直哭。他打完之后告诉我，他打我的原因不是我弄丢了小刀，而是我撒了谎。第二次打我，是我被小伙伴们强拉着到地里偷了一支甘蔗吃，少了甘蔗的村民到他那里投诉。类似偷吃甘蔗这样的事在农村孩子那儿比比皆是，顶多骂两句，但我却挨了一顿打，而且是少有的几次之一，所以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就是个极规矩自觉的孩子，这两次挨打的经历，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对我的人品道德肯定起了作用。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他，极力希望教育出德才兼备、人品无暇的孩子。其实，在我这代人，道德感太强经常是成功的障碍，尤其是经商，厚黑往往才是制胜的法宝。时代如此，我不知道高度重视德育的父亲回过头来会怎么看待自己对孩子的教育？

    父亲秋天来北京期间，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送书，什么首都图书馆、北大、清华图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等等，都送去了自己的书，收到了很多图书馆给他开的送书的凭证。据他讲，好几个图书馆都对他的书感兴趣。我的班主任老师、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对他的书也挺感兴趣，说象这样深入、生动描写农村基层工作情况的书不容易看到。看着老父亲那么认真地一个一个地方地跑着去送书，我心里在想，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