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人均面积过大，效率较低，闲置、空闲现象严重，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可以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补充部分优质耕地。同时通过增减挂钩缓解城市快速发展面临的用地指标约束，并提供农村土地整治的部分经费，做得好将带来城市和农村双赢的局面。但前提是，要优先考虑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意愿，而不是如何腾出更多用地指标。从一些报道来看，这个前提恰恰在一些地方的执行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地方政府采用强制手段，导致很多农民“被上楼”。

　　从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来看，政府对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如何使用是没有强制权力的。但在“被上楼”的每一个案例中，都能看到一些地方政府行使强制权力时的骄横。这不得不引起思考：如何改进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利不受随意的侵害。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细化增减挂钩相关制度，加强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要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出发点，原则中的第五点规定：“尊重群众意愿，维护集体和农户土地合法权益。”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规定，要“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建新拆旧意愿”，“项目区选点布局应当举行听证、论证，充分吸收当地农民和公众意见，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项目区实施过程中，涉及农用地或建设用地调整、互换，要得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确认”。从行文来看，都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农民和公众只是被征求意愿，被吸收意见，给人以政府在全盘控制的感觉，缺乏以农村集体和农民为行为主体的相关条文。由于具体的措施不够周全严密，导致一些地方在操作中形成了政府为主大上项目的做法，扭曲了当初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也提醒相关部门政策修订时的侧重点何在。

　　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产权的保护，把产权保护作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基础。虽然《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尊重农民意愿，但部分地区对农民的强迫行为表明，即使有政策规定，农民在现实中缺乏保护自身权利的手段，仍然难以避免被强制的可能。《物权法》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为物权，农民的宅基地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而地方政府对规划圈外的集体建设用地没有任何强制权力，却偏偏能屡成其事，说明了有些方面虽有权利之名，却无权利保护的实质手段，在面对权力侵扰时，农民缺乏相关的法律救济渠道。为此，应在制度上和现实中设置好法律救济渠道，树立起权利保护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