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红杉”的一篇博文，不错！载录收藏：

李泽厚，中国著名哲学家

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

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财经》：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知识界已扩展到商界和民众。决策层并没有公开认同“中国模式”，但一些官员比较喜欢被包装出来的“中国模式”，在一些讲话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应迅速、出手快。两位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晓：这场争论发端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和评价。

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缘于市场化改革，还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失衡等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代价。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而中国政府则果断应对，迅速走出危机，这使得“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起来。

从以上看出，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

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李泽厚：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能够很快地恢复，效率很高。的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快，效果似乎也不错。这30年发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做法，也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现在经济上仍有很多国家垄断色彩，绝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4万亿元大部分投给国有企业，这怎么行？包括一些民间商人、民营企业家跟官员勾结，以得到官员的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经济来说，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只有民间经济大发展，才能够有个稳固的基础。虽然有“三十六条”，但是没有得到执行。很多领域还是国家垄断，所以才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秦晓：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李泽厚：我很赞同上述看法。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做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模式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