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到了“复课闹革命”阶段，语文课只讲毛主席诗词。那阵子讲课时兴“启发式”“问答式”，这位同事到乡村中学听课，课堂上讲的是毛主席的七律《送瘟神》，首联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师生在课堂上又是怎样互动的呢？
师：春风杨柳多少条啊？ 生齐答：万千条！
师：六亿神州怎么摇啊？ 生齐答：顺着摇！
原来，那时农村没有正规语文课本，更谈不上教学参考资料，就是诗词原文，也是从广播中听写抄录的。像“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的诗句，如果没有一点文化修养，是很容易听成“六亿神州尽顺摇”的。
毛主席熟读古籍，对各种典故运用自如。如“六亿神州”这一句，就暗用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典故。——孟子与贵族青年曹交对话，曹交问：听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这样的吗？孟子说：不错，尧和舜两位圣人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孝顺父母、善待兄弟罢了，（这是一切善行的基础），大家照着尧、舜的言行去做，自然就可以成为尧、舜了。
很显然，这是孟子鼓励人们向善的话——孔孟之道最招人非议的，即拥护等级制度。孔子张口闭口便是君子如何、小人如何，让今天倡导“平等”的诸君感到别扭。其实孔孟也是讲平等的。例如孟子这一命题，认为任何人经过修炼，都可以达到至高境界，与圣人挨肩而立。换言之，即“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明是主张打破等级制的，因此孟子的话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马上就会有人反驳说：希腊才是古代先进文化的策源地，那里倡导民主政治，人家的祖宗可是比我们的祖宗强百倍！然而我也很想知道：当雅典的公民们在广场上辩论国是时，为公民牵鞍坠蹬的“小人”——奴隶们，是否也有发言资格呢？
相比之下，孟子的“尧舜”说并没有把“小人”排除在外。就是“君子、小人”不离口的孔夫子，一些言行也并不逊色于希腊人。他在鲁国做官，下朝时听说马棚失火，第一时间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呆在马棚里的会是什么人？当然是马夫之流的“小人”；比起国君的八骏神驹，几个下贱奴仆又算得了什么？可孔子偏偏关心这几个奴仆小人，对马则不闻不问，尽管它们匹匹都血统纯正、身价高昂。
倒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常听说有人因刮蹭了富人的“宝马”而被打。你能说今天从“宝马”上跳下来举手就打的人反倒是孔孟的“孝子贤孙”吗？——他们哪里配！
孔子甚至反对用俑殉葬（俑是一种陶制或木制的人形），并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名言。有的学者解释说，孔子缺乏历史知识，误认为先有了俑殉，后来才发展为人殉（用活人殉葬），于是发出这样的慨叹。——其实还有另一种解释：孔子反对人殉，进而连俑殉也不赞成。这与同一时期“君子远庖厨”的理念是相通的。
说到底，在孔孟的词典中，“君子”“小人”并不完全是一种“阶级成分”的划分，其中有着道德、修养上的考量。孔子的弟子颜回是个贫寒子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很显然，颜回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然而在孔子眼中，他是“君子”无疑，因为他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孔子所讨厌的阳货之流，虽然权力在握、高高在上，在孔子看来，却无疑是“小人”。
如何评价孔孟？当下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种是把孔孟吹上天，认为读书人应当服儒服、行儒礼、三拜九叩，高奏韶乐——不过这一派多少带有一点娱乐的色彩，大多属于作秀。而另一派却是十分认真的：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孔孟，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沉重包袱，不彻底批倒孔孟，中国就毫无希望！
让我们听听大师的意见。钱穆先生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史大纲》开篇有一段名言：任何一国的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应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并对其秉持一种“温情与敬意”。
钱穆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多数国民具备了以上的信念，“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所谓社会改进，无异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发皇：发扬光大）。
类似的话，大学者陈寅恪也说过。他认为，我们面对祖先及历史，应秉持“了解之同情”。
钱穆、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的顶尖学者，他们的话，无疑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可奇怪的是，眼下批判孔孟的一群人，偏偏有许多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却要大言不惭地在那里指手划脚。我戏称这些人是“乞丐评说满汉全席”，那情景自然有些“浮云”。
有一句俗谚说得妙：“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话有点语涉三俗了；而今某些人又添上一句：“祖宗也是别人的好！”——我指的当然是那些繁体字不大认得、说外语又没人懂的一群。
民主是个好东西。对于呼唤社会公平正义、争取公民尊严权利，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的改革目标。但我反对那种绝对的观点，认为如不彻底否定传统，社会就不能进步。我以为这是偏激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果树的改良嫁接需要有同质的砧木，刨掉原有的树木，再好的枝条也不可能存活。
只不过那时反传统是为了“树革命之新风”，今天反传统则是为了“倡民主之大道”——目标似乎不同，其反传统之宗旨则一。为“革命”而反传统，其结果是走上了斜路；为“民主”而反传统，其结果又将如何，不问可知。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如此轻易地否定自己的祖先呢？在某些人看来，世界上那么多民族，跟我们相比，全都显得“私心”重重、保守狭隘、缺乏“自我批判精神”！其实，多数民族的历史没我们悠久，文化没有我们深厚；可是他们却要著书立说、修建博物馆，对传统大加宣扬、小心呵护，甚至甘于“护短”，真令我们这样有着足够历史可供挥霍的民族感到齿冷啊！
然而话说回来：一个轻易抛弃历史的民族，一个连血脉相连的祖先都可以轻易出卖的民族，要想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也难！
附：钱穆《国史大纲》之前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律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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