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地标”标示出什么样的城市心理

李万刚

国内各个城市正不约而同地进行地标式高楼进行着“暗战”。12月8日武汉正式动工兴建建一栋606米的超高层综合体建筑——武汉绿地国际金融城暨绿地中心，这也是仅次于迪拜塔和上海金融中心(在建)的全球第三高楼。而各地“地标”冲动方兴未艾：重庆拟建全球最高摩天双子塔；广州白鹅潭拟建650米高楼；大连东港商务区拟建518米东北第一高楼；昆明东风广场拟建456米云南第一高楼。南宁拟建建筑高度450米、主楼达92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

国内为何如此热衷“地标高楼”？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更主要是缘于其对城市现代化图景的片面理解，以及在地标高楼上附着的文化情绪甚至城市虚荣。要知道，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世纪，巨资建造的摩天大楼已经不再会像埃菲尔铁塔、美国自由女神像那样，能够矗立成为一个国家和人类一个时代的地标，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世界第一”、“国内第一”虽然越来越高，但越来越与国家民生和时代精神疏远。
    
对摩天大楼的痴迷曾是美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对高楼的不断超越成为现代工业精神的象征。1885年，高10层、55米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幢按照现代钢框架结构原理建造的高层建筑。芝加哥高层建筑的出现，是20世纪摩天大楼的萌芽，也是人类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的一大进步。进入20世纪，现代高层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纽约的帝国大厦建成，大厦高381米、102层，在建成后的40年间，帝国大厦一直雄踞世界最高建筑的纪录，成为摩天大楼的象征。1974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建成，这座高443米、110层的建筑保持了20多年的世界第一。然后，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摩天大楼就进入了亚洲世纪，1996年，吉隆坡佩重纳斯大厦（双塔）建成，95层，高452米，又一次刷新了世界最高楼纪录。2004年，508米高的台北金融大楼竣工，成为目前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阿联酋首都迪拜的比斯迪拜大厦共106层，高700米。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当美国特别是纽约、芝加哥等城市将现代化外化为不断攀升的摩天大楼，继而亚洲国家成为“世界第一”高楼竞赛的主角，作为美国文化的母体和人类现代化的另一翼，欧洲国家却不为所动，欧洲目前最高的楼也就是德国法兰克福的高259米的德国商业银行总行大楼。是欧洲国家经济、科技实力不济吗？答案是不像美国那些从空白图纸上建立的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等都是有着大量历史建筑遗存的所在，它们可以容纳在卢浮宫前建起玻璃金字塔，却不会让比高的摩天大楼们主宰这个城市古老的天空，而“没有历史”的美国城市却天然适合作为挑战科技和人类自我的摩天大楼的竞争天堂。
    
然而，美国历史土壤上形成的摩天大楼文化，只是现代化城市类型的一种，而且并不适合有着像欧洲城市一样悠久历史的多数国内城市，重视追求高度的摩天大楼，忽视真正适合悠久城市建筑生命的延续和创新，使得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不但无法与城市的传统接轨，不断攀升的楼高也不能让人产生多少敬畏，反而是带来安全、消防等诸多实际问题。而无论摩天大楼多么美观，人们还是会觉得它们咄咄逼人，令人目眩甚至恐惧，并越来越成为城市中疏远和压抑人的存在。
    
一些地方对“第一高楼”的热衷，还与经济发展后膨胀的城市心态和在全球化格局中自我认识相关。就像1996年的吉隆坡佩重纳斯大厦（双塔），不仅是马来西亚所有国民的自豪之事，甚至成为被看作一个民族崛起的象征，它给一个国家的心理作用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
    
工业化文明时代的摩天高楼已经无法承载进入后工业信息化时代的当代城市文化寄托，仅依靠建筑的高度并不能建立起城市的心中和反映时代精神的地标。而越来越快的“第一”的刷新速度，将把通过“第一”建立城市象征的做法，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那些所谓的“第一高楼”，在后来者居上的竞赛中也会逐渐失去文化象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