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学习曲线
文 谢丹

10月4日，还在国庆期间，与热闹非凡同时也拥挤不堪的天津市区相比，位于天津城南郊区的梅江国际会展中心却完全是另一幅场景：这里安静异常、且戒备森严，从市区通往这个天津著名富人区近十公里的沿路上，站着大批带着中国或联合国袖标的警察维持秩序—在这之后的6天里，来自190多个国家的近3000名气候谈判代表，在这里完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谈判，作为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谈判，天津会议意义非凡。

尽管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赢得了空前的全球瞩目，但却因为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让各国大为失望，于是今年底的墨西哥坎昆会议被寄予“成为最后一次拯救人类的机会”。而此次的天津谈判，则顺理成章成为预测坎昆命运的风向标。

“天津被寄望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但是现在看来，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10月9日深夜，在谈判进行到最后总结陈词阶段时，NGO第三世界网络（TWN）共同总干事Chee Yoke Ling向《环球企业家》感叹，在已有近10年气候变化工作经历的她看来，天津会议总的来说依旧“让人失望”。

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赖斯在会后仍然表示，天津会议取得了“切实成果”，但在多位多年参与气候谈判的国际人士看来，坎昆的不容乐观实际上已经在所难免。 “分歧太大了，发达国家根本没有做出新的承诺，大家对坎昆的期望值已经进行了调整。”具有4年气候变化谈判经验的乐施会气候变化项目经理苏培健告诉《环球企业家》，坎昆会议能够得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一个可以从侧面证明谈判困难重重的例子是，据绿色和平透露，在谈判的案文中凡带有方括号【】的内容就表示没有共识，而数次谈判的目的，就是要让方括号越来越少。而在此次天津会议的谈判草案中，有80%以上的内容都标注了方括号，而在LCA（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谈判草案的第一章第一句“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年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竟然也被放在了方括号里，意味着就连这一基础前提也并非是共识。

当然，天津谈判在气候资金、森林保护、能力建设等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公约》之下直接设立一只“长期合作行动”的气候基金，几乎成为这个长达6天谈判的唯一硕果。在苏培健看来，这样一个全球气候基金的钱从哪里来，谁来管理，如何分配都不清楚，还有待坎昆会议讨论。

但这些仍是气候谈判的非核心问题，在“最难啃骨头”方面上，各国分歧依然巨大。“在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在本质上的区别必须得以体现，这两点上，几乎没有多少谈判的空间。”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本刊，这也是NGO和中国政府最为担心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显然没有意愿、也没有条件让率先大幅减排的事情发生的情况下，该如何让气候谈判进行下去？

中国态度

中国为此做出了努力，主动承办此次天津会议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会议。

实际上，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今年的气候谈判会议只有原定的4 月、6月在德国波恩以及年底在坎昆会议召开的三次会议，由于发达国家以公约谈判机制效率低下为由，不断推动其他渠道的小范围磋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呼吁加密今年的谈判次数，于是中国决定承办天津会议。而由于联合国的日程非常紧张，中国则只得在国庆节期间举办会议，在一些参会的国际人士看来，“中国的牺牲和对会议的支持让其印象深刻”。

而对于多数参与气候谈判的各国代表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在杨爱伦看来，他们的亲眼所见有助于让其体会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气候减排之间的平衡有多么艰难。长期从事国际扶贫工作的苏培健对此也深有体会，“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很有钱，但他们如果去农村看看，就知道那又是另一个世界了。”

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天津市长黄兴国介绍了天津的节能减排工作，而在中国代表团的边会上，中国政府也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包括从战略上将气候变化纳入中国的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下降40%至45%，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做低碳城市试点等多项工作。

而最让那些多年参与气候谈判的国际人士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天津谈判并非是部长级会议，但会议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对媒体和国际NGO所展现出来的开放态度让人惊喜：10月8日，解振华在会场会见了21个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并把会议时间从1小时延长至2小时。“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接见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我们觉得非常欣喜。”杨爱伦告诉《环球企业家》，要是以前，他们看到NGO和媒体就跑掉了。“他还说希望NGO未来能够监督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工作。”同样参加了接见的Chee Yoke Ling说，这是整个天津会议给她印象最深的事情。

中国代表团的上述开放表现，让乐施会的苏培健想起了2008年在波兰气候变化会议上的情景：在那之前，中国展台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个小摊位，桌上放着一叠印刷品，一个中国官员往那一坐，从不主动与人交流；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苏发现中国已经每天发送新闻简报了；而在天津会议上，中国的政府高管竟接受了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并主动接见了国内外NGO代表。而据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透露，实际上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就曾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反思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公关传播效果，以吸取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现被动的教训。

在一些常年参加气候谈判的观察者看来，中国代表团在某些谈判策略上还能做得更好。“很多时候中国代表只是在简单的陈述，没有更加积极的主导议题。”“他们的表达还不够好，别人没有理解中国的立场和看法，经常会产生误解。”“外国人的批评，应该早一点回应，这样就不容易被对方掌握话语权。”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改进，外界对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角色定位也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在气候谈判的氛围已逐渐“变味”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并不把气候谈判看成是拯救气候的竞赛，而是在比较谁为保护气候做的更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更多，杨爱伦概括说。），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角色定位将非常重要，“尽管中国不一定愿意，但我认为中国还是应该更加积极一些，不然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要知道，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是没有打酱油的机会的。”杨爱伦半开玩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