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决定到2011年6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即向市场增加6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注入，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同时还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0.25%的水平不变。

　　此举迅速引发世界各国一片哗然，法国、德国、巴西、南非等国纷纷提出了猛烈批评。中国外交部也极为罕见地表态，称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世界的担忧，希望美方对此做出适当解释，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之所以说“极为罕见”，是因为中国历来很少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他国的货币政策，正如中国不愿意欧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总是指手画脚一样，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站在美国的视角，制定什么样的国内货币政策，一方面，固然是美国的自由选择。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存在“内视型”（Inward-looking）的传统文化，公众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对国际事务往往漠视，“管他洪水滔天”。

　　就现实情况看，再次祭出宽松货币政策法宝，凸显出伯南克和美联储的无奈。在世界各国纷纷踏入复苏快车道的时候，美国依然却深陷泥潭，各种经济数据发出矛盾信号，景气状况不冷不热，特别是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10月份仍停留在9.6%。而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需要国会批准，在当前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重新夺回众议院的背景下，这一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于是，刺激经济的重任最终落到了美联储的肩上。

　　伯南克冒险启动QE2，另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正代表了潜藏在很多美国人心底的一种教条，即美国不必担心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才是真正的威胁。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不久前仍在鼓吹，“我担心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萧条的初期阶段。”

　　不担心通胀，很可能是过去20年“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累积下来的长期低通胀幻觉；而“通缩恐惧症”则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作为大萧条的后遗症，美国人对于失业率和通货紧缩非常敏感。这一点恰好与欧洲人对通胀威胁的巨大忧虑形成鲜明对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肆虐德、奥等国的“超级通胀”至今仍让许多欧洲人闻之色变。

　　但另一方面，美联储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货币政策又不单单是美国的内政。某种程度上，它将产生“溢出效应”，随着各国利率差拉大和美元这一全球主要的交易货币（Vehicle Currency）传播四方。美元的特殊地位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既成事实，并且美国也无意改变这种现状。那么，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就应当表现出更为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理论上，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导致美元贬值从而推动出口。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间，美国实行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1.7万亿美元，的确让美元汇率持续贬值，但并未让美国经济有明显起色。以出口为例，2010年3月，奥巴马提出出口倍增计划，计划在五年内将出口提高一倍，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美国出口在今后5年至少要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但从过去几个月的贸易数据来看，在弱势美元的推动下，美国出口仅微幅上升，但贸易逆差却在不断扩大，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

　　此外，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美元一旦开闸，这两大市场将首先受到冲击。美国正在制造下一个全球资产大泡沫，而这个泡沫一旦破灭，必然是从纽约和伦敦开始。

　　对于美国而言，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犹如饮鸩止渴，它只能缓解美国一时的饥渴，却无法从根本上加速美国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却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可谓是“损人不利己”。因此，即便在美国国内，公开反对QE2的官员和学者也为数众多，其中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达拉斯联储总裁费希尔和费城联储总裁普洛瑟等。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滥发美元，特别是在危机期间两次大规模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热钱汹涌，推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被动升值，正是当今世界汇率冲突如此集中的直接诱因。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全球“货币战争”爆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或将被彻底清算。世界可以因为美国的贪婪原谅它无意中酿成了一次“次贷危机”，但绝对无法原谅美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为制造了又一次世界性的资产泡沫危机。

　　要想实现美国出口倍增，其实不一定非要借助美元变相贬值，也不必打“货币战争”和“贸易战争”。向中国开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放松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激发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在生物、新能源和IT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向90年代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回归，才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