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传统中国是地位卑贱的剧毒害虫
原题：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变迁与商道
一，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变迁
中国商业与商人阶级起源于何时，各界有多种说法，但是都没有可靠的确凿证据，所以难以采信那些绘声绘色的传说，姑且存而不论。人人皆知，到目前为止，公认比较成熟的中国文字——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商”字。“商”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至今也争论不休。我曾考证过“夏”、“商”、“周”三字，但是用自己当下的考据学功力反思过去的治学，似有待于补充更多的证据校正旧说。是故，此问题还是悬置起来，等待将来去解决。
在古代，商人阶级分成商与贾。古云：“行曰商处曰贾。”商，特指从事贩运贸易。贾，特指居肆列货从事坐售。到今天，“商”已不仅涵盖“商”与“贾”，还包含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家。
在传统中国没有崩溃之前，民间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工商”，商人处于社会的最低地位。韩非子将商人视为“五蠹”之一，是因为商人无益于耕战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古代中国重农不重商，把农业视为本业、商业视为末业，也合符历史理性。
纵观传统中国上下，世俗社会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爵”，即通过当官而谋取的等级地位，而不是经商获得财富。官爵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所谓的“成功人士”，都是当大官的，而是富人。尽管有成仙、成圣、成佛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但无法与世俗价值观念匹敌抗衡。
儒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根本没有为商人建构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尽管经商可以谋利，但是经商不能实现“不朽”，仅仅是“速朽”，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商人只是被歧视的对象，文人言商为耻，而商人也被描述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没有自信可言。
儒家讲“义利之辨”，求义不求利。孔子曾讲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照此说来似乎把商人当做了“小人”，无道德可言。尽管孔子也说过“君子德风，小人德草”的话，似乎小人也是有“草德”的，但是商人仍然被赶出了道德世界。几千年来，由儒家为商人的、由商人而为儒家的，为数不多，明代倒是有几个，譬如出身盐商的灶丁王艮，出身大儒的顾炎武。
从晚清开始，商人开始走上时代的前列，但仍未取得独立的平等地位。譬如，长沙某药店老板还要去捐一个五品官衔，把官服悬挂在商铺门口以炫耀其是“成功人士”，被人以“五品青天褂，六味地黄丸”的对联嘲笑。帝制崩溃后，来自欧美的“平等”之类价值观念涌入，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人不仅与优伶、农民、工人都取得了平等地位，还逐渐向处于中心地位“官僚”靠拢。到今天，神州遍地鼓吹“发财”，视发财为成功，把富人当做“成功人士”，于是乎商人自信起来，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人人以发财为荣，像魏晋时代吃五石散喜欢炫耀，攀比财富，争奢斗富，浮夸成灾。
在当今，世俗社会基本上接纳了“经商致富”是“成功”的人生价值观，与高官显爵是“成功”的人生价值观并立而存。 用传统的术语来说，《易传》上的“天尊地卑”已不复存在，这叫“天崩地裂”、“乾坤颠倒”。
尽管司马迁故意羞辱穷人，鼓励货殖致富，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但商人阶级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破除无数观念的束缚，由卑而尊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引导当今的社会潮流，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
也可惜，中国人总是走极端，往往独尊一家之言，而罢黜其他。商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后，所表现出来的为富不仁的偏霸之气，令人回想起马克思说的毛孔里的血腥。这不仅仅是制度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因素。方圆凿枘，制度使之然也，不得不然也。
二，商道
虽然商人暂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在传统文化上依旧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还是中国商人的形象。最近报道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与当地民众经常发生冲突，无非就是中国商人还没有适应全球商业游戏规则，把对付国内的那一套照搬到国外，所以引起民愤被人驱赶，败坏中国国家影响与商人形象。
于当今，中国商人在“致富”后，如果要确立其文化上的地位，建构中国“商道”，确立商人的文化话语权，脱掉“奸”帽而树立商人的光辉道德形象，恐怕还有漫长而遥远的路要走。个中缘由很多，先大致说三点。
首先，商人阶级承负于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遗产”。在传统中国，最有智慧的男人是诸葛亮，最没智慧的男人是宋襄公，所以中国智慧无非讲“诡道”。宋襄公的贵族精神，在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利中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平民阶级不讲仁义的“诡道”。不良的制度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出了商人阶级“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特性，而在当今崛起的商人阶级没有吸收外国优秀的文明成果建构起适应在全球扩张的“商道”。
其次，尽管商人阶级积极学习，参加譬如清华、北大之类的各种培训班，但未经规范化训练，文化基础甚差，仍然仅得一点皮毛，属于低文化水平的阶层。改革以来，崛起的商人大多并不要知识获得财富，依旧是靠传统的手段发财，大部分都是大老粗，即使读了几本书，也是不求甚解，九窍通一窍。大部分商人的低文化素养，无法在文化上表达自己的诉求，反而被文化人鄙视与嘲笑，这是十分值得警醒的事情。
再次，中国商人阶级中缺乏有远识的有高文化素养的商人精英出来建构符合时代的“商道”，以至于无人引领商人阶级走上光明的道路，走向不朽的道德殿堂。不管是哪一行当，尽管行行出状元，顶尖的高手都是少数，毕竟状元只有一个。到目前为止，具有大智慧的文化修养深厚的商人，凤毛麟角。即使有那么几个，因国情的问题，也未来得及考虑建构商道以确立商人阶级的文化地位问题。像湘商伍继延先生虽然有远见，试图建构湘商文化与湘商之商道，并且为之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而作出了非常大贡献，但是因为缺乏深邃的思想境界与超凡的见识及斩断“历史”的心力，还是停留在被传统文化绑架的地步而不得自由。
韩愈讲的“文以载道”是好传统，商人应该讲“商以载道”。建构商道，即“商以载道”，就是建构商人阶级的人生价值的准则，在文化上确立商人阶级的地位，争夺商人阶级的文化话语权，树立商人阶级良好的道德形象。
建构中国商道，首先要树立贵族精神，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优秀成果，把宋襄公捧为偶像，而把诸葛亮打倒。制度固然影响商业文化的走向与性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商人阶级应该肩负历史的使命，走在时代的前列，率先建构出符合现代世界的中国特色的优秀商业文化。
商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道，造福人类之道。利他、利群、互利，便是“义”。利己致富，并非有过，而是损人利己有过。中国文化强调“仁义”，归根结底就是贵族精神毁灭后对国人不仁不义的反拨。中国人缺乏仁义表现为人人都是孤家寡人，自私狠毒，相互陷害，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互为算计，明的互捧，暗里拆台，喜同恶异，扼杀优异，麻木不仁，孤独寂寞，这也就是帝制培育出的病毒文化。
因此，建构商道首先要一刀铲除这一株毒草，除恶务尽，摧毁帝制中国培育的病毒文化，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商业文明成果，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姑且称作商业的“中国模式”。譬如商人阶级要有平等的观念，商人阶级取得与官僚阶级并立的中心地位后，傲慢而偏霸，为富不仁，炫耀富贵，不能以平等之观念对待他人。又如做慈善事业，中国商人不愿做慈善事业，美国慈善家来中国劝捐就失败而归。
如何建构商道，我看需要汲取古今中外的智慧，任重而道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开风气不为师，倡导一下而已，所以还是留给其他学者去研究，譬如学识渊博的湘商伍继延先生。
总之，商道是商人阶级确立文化地位的表达，是商人阶级确立道德地位的表达，是商人阶级得以存在的终极依据，是商人阶级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是商人阶级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
商人阶级要建设的事情很多，更为精彩的压轴戏还在将来，我们期待引领时代潮流的风流人物应运而生横空出世！最后用《横渠语录》上张载的话为此文的尾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黄守愚于阙一庐
庚寅十月初一
西元2010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