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我第一次看《长城月报》，就被其“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的办刊思想，所深深打动。这是一本香港时政刊物，特许在内地发行，用简体字排版，阅读方便。仔细翻阅，深感这是当下中国不可多得的独立言论平台。一期读毕，甚不解渴。于是又从网络搜索其电子版，几乎浏览了往期全部文章，禁不住击节赞赏。
《长城》“视觉”独特，“焦距”精准，“新闻深度”洞若观火，察微见著。尤其是言论栏目，触点敏感，见解深刻，无一不“锐”，又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更不意识形态挂帅，而论事析理，稳健明达，娓娓道来，入木三分。月报时评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以分析透辟、说理犀利名世。更有不少时评，笔触幽默生动，鲜辣可口，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为之一动。
每期让人开卷有益的，是总编朱顺忠撰写的卷首语。他有一副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以港台的独特视角，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沓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他行文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相信这种社评风格，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益于培养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长城月报》虽然办刊时间不长，但编辑团队有抱负、有担当，识见不凡，出手不凡，在当下中国大陆温吞的阅读语境中，无疑是一本值得更大期待的言论读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时政刊物一直肩负着弘扬真理良知、彰显社会公义、抨击专制反动、推进民主自由的使命。每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章杂志，无不有一个前瞻先进的创办思想，有一个雄才大略的精神领袖，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专栏作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张季鸾创办《大公报》等，都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伟岸光辉的丰碑。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等一批又一批杰出知识分子，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我相信，《长城月报》的办刊思想，一定传承着中国言论史上伟大先辈们的杰出精神。
在往昔封建专制独裁社会，多少仁人志士无所畏惧，“我以我血荐轩辕”。在极权压迫和血腥统治面前，没有为真理坐过牢的作家，只是半个作家；没有被查抄的报馆，只是个印刷厂；没有被拘捕的记者，只是个文字匠。文人没有胆识，只是半个文人。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知识界的上半身阳痿。
在言论自由载入宪法的当代中国，在民主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按理说媒体适逢盛世，更应畅所欲言，勇敢发声。但现实并非完全如此，仍然有颇多的话题禁区。一方面，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保守，固步自封，钳制舆论，让媒体总编们诚惶诚恐，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当今一些媒体人动辄下笔千言，痛骂过去时代的专制、腐朽、反动，但是面临现实中的专制特权，却缄口不语，故作聋哑，麻木不仁，明哲保身。这又何尝不是安于做一个专制工具，沦为被后来人同样指着脊梁骨唾骂的奴才呢？
我想起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可举目当今中国，精英层出，可有“张季鸾”再世否？
媒体巨子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媒体人所追求的“格”，是拥抱国家和社会责任，彰显公民自由权利和尊严。徐志摩向往“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大公报》呐喊“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胡适先生不守诺言开始“文人论政”。共产党早期最高领袖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也大声疾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九十五年前陈独秀的“民主自由”号角犹响在耳，而如今新中国成立已超一甲子，言论自由、新闻监督为何还这么难呢？
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而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媒体充分行使独立新闻监督权，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执政者如果真的尊重公民言论自由权，就不应该消除任何一种声音以及它的受众。如果真的不想民众被愚弄，就不应该自作主张地打压民意，钳制舆论。常说要以史为鉴，究竟需要借鉴的是什么？封住民众的嘴，必然失去民众的心。国民党独裁反动政权在大陆彻底覆灭、败退台湾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百年中国，笔底波澜，不曾改变的是文人的独立人格，不容改变的是媒体的独立报格。言论史始终不变的一环，是客观公正的报导和负责任地评说。这对国家、执政党和所有公民而言，都是最可贵的“第二种忠诚”。
不管哪个媒体，总会有自己的创办意图和使命。不管哪个媒体，总会有或多或少、或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力。一个优秀的时政杂志，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看守者，也应该是读者的心灵伴侣，哪怕只是相伴一段历程，也要留下最难忘的闪光印记。
如果说，香港“凤凰卫视”是灰色地带的红色堡垒；那么，《长城月报》就是红色地带的蓝色视窗，自由、深邃、博大、澎湃、活力、包容，而受更多大陆读者青睐。
我衷心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