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中国改革之根本

 

提要：中国的经济改革行至今日，不管是让人诟病多时的户籍制度还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房地产改革的矛盾越来越集中在土地改革上，而土地的改革同时又关系着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走向，因此，土地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近些年来的重中之重。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重庆和成都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只希望这些尝试能够进一步突破历史和现实的桎梏，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更好的经验。

 

   土地革命以及土地改革，基本上可以说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更是以土地革命为核心，从而发动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最终才取得了政权。

在建立政权之后，土地制度又基本上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核心。而从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来看，土地改革又基本是整个经济制度改革的根本。

只是，不管是当今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是土地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面临的改革阻力和复杂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而有关土地的改革同时又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稳以及经济、政治发展前途。因此，这一切矛盾与问题纠结在一起，极度考验着当今执政者的智慧。

 

土地革命造就新中国

 

正统历史上对于土地革命的定义基本上是指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而且当时的宣传口号也基本是“为了解放农民”与实现“耕者有其田”。

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细微的差别，比如从开始的“没收一切土地”，“减租减税”到后来的“没收公共土地分给农民”等。但其实质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来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其效果也基本算是良好的，不然共产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并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只不过共产党对于发动农民最为成功的阶段可能还是要算抗日战争期间了。

在8年抗战之后，国民党才猛然发现，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是如此庞大，不然蒋委员长就不会说“是日本救了共产党”。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了自己，并在接下来的国内战争中几乎通过同样的方式团结了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跟着其一起打江山，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然后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的土地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专制的国家，大多数的农民是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的，而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基本可以看做人的生命，没有土地就很难存活或活得很惨。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思想又一直流传。可以想象，在祖祖辈辈都没有土地，都过着奴隶般生活的广大农民突然有人说只要一起革命打仗就可以分土地，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白分一点，这将是一个多大的诱惑。共产党正是抓做了广大农民的这一心理和实际需求，最终成功发动广大群众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从而跟着党走，跟着党打天下的。

 

  土地改革成就新中国

 

   如果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斗争中土地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在建国之后，土地改革同样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根本的动力。而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从而成就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在建国初期，为了稳固政权、发展经济以及兑现之前共产党对于“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中国1950年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土地改革法》，进行土改，从而把土地分给农民。历史上对此的意义表述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翻身了。

  不过，对于这次的土改，它更重要的意义可能还是从法律上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也是建国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原因。

  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之后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又将土地收归国有，从而在经济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将中国拉回了正轨，而怎样建设经济却依旧比较茫然。

  不过颇具戏剧味的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却是从安徽的小岗村开始得到突破的，从而引发自下而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的“大包干”得到中央的默许之后，并逐步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国家粮食迅速增产，也使很多中国人逐步摆脱了“饿饭”的窘境。

  由于中国人多，农业又是基本，能够解决吃饭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还是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政府才能集中经济搞其他建设，比如发展科技、建设基础设施等等。

   但是，这个土地政策在前述的积极作用之下也留下了一些隐患，或者是先天性的制度缺陷。

 

  土地改革决定中国未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这个制度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

  然而由于其先天不足和当时政策制定者的模糊判断给当前社会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如果土地改革做不好，那么中国今后的很多改革可能就很难推动，甚至进入死胡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将土地的使用权下放给农民，从调动农民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是当时的农民负担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的，除了农业税、提留款之类的还要交公粮，而且都是按人头算。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和公粮为城市和经济建设基本生产资料，而在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这段时间里，又是广大的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助推者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

   用一个流行的观点来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从一开始基本上就是“穷人补贴富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制度选择决定了经济发展模式。不过鉴于当时可能也没有更优的选择，也就这样一直走下来了，只是没想到留下的隐患会这么大。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面临着各种各种的问题和挑战，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际的都前所未有。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阻力之大前所未有，面对的复杂形势同样是前所未有。

  不过在经济体制以及政治的改革中，涉及土地的改革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土地改革往往又牵涉到户籍改革，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当今改革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二。

  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官方层面一再否认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以及劳动力日益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辉煌的“中国制造”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辉。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大对土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土地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

  而此时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紧张，地价越来越贵，从而推动房价也不断高涨。但是在农村则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于是出现了许多空心村，但是18亿亩的耕地红线又高高悬挂在那里。

   于是，打破土地制约、破除经济发展瓶颈的改革也提上了改革日程，例如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改革试验点的应运而生。

   其中以成渝的土地户籍改革最引人关注。不管是重庆的“以土地换户籍”还是成都的“保留土地权进程”的改革规模都超越了其他城市，从而也引发了最为广泛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重庆的户籍改革更是被指是为了获得农民手中的土地。

   事实上，在2007年的十七届三中全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并同意农民可以将土地在维持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流转、承包等，而其权限时间只是一个模糊表述“长久不变”。

  十七届三中全关于土地权的决定相对于之前有一定的进步，至少从官方层面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只是没有所有权而已。然而在市场中，对于资产的确权才是对资产收益的保证，也只有确权的商品才能真正流通并增值。

  

   土地改革前路探索

 

   事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关系到政治制度改革的推进。毕竟土地目前已然成为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其价值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政府肯定是慎之又慎。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重庆、成都等地的摸索之下，土地改革的路径似乎也越来越明确。重庆规划的是未来三年将要增加300万城市人口，不过农民在进程之前有可能失去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从成都最近公布的政策来看，成都则不需要放弃土地权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也被誉为“穿着风衣进城”。

  同时，很多地方，比如杭州、天津、山东等地，其中也包括重庆都在城乡结合部搞集中居住试点。尽管其中的问题很多，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政府土地企图”的质疑，然而这至少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探索。

  在成都的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出来过来也引来了广泛热议，叫好声不断，同时也有质疑。

  诚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成都的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是目前对农民最为有利的一个政策，只是成都能否解决转为城里人的“后顾之忧”，能否成功消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巨额的财政投入，这些都将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并由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