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进入所谓新中国的那批文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做文”越来越不行，可“做人”的本事却与日俱增——曹禺就是这样的例子。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人物，从23岁到33岁，十年间曹禺写了七部戏，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差不多有五部是可以传世的。而从他39岁开始，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7年里，只写了两部半戏：《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现在已经没人提。他后半生的创作远远无法与前半生相比。什么原因？还是他的老校友周恩来了解他——“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做人了”，周恩来曾这么说曹禺他这“会做人”首先表现在他的“与时俱进”上——也就是不遗余力地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大写遵命文学。对此曹禺的女儿万方也直言不讳：“我父亲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复到他写《雷雨》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此。”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 这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长谈，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已经5年没写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写知识分子的改造。周恩来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值得写。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蹲点体验生活三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各种记录就记了20多个笔记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他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事后被称为是一部“勉强适应时代但真诚的创作。”
而到了因为大跃进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大饥荒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所有剧团都被下达命令，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1960年，曹禺带着于是之和梅阡，合作写出了《胆剑篇》，这样回避社会问题，一味古为今用的东西，就是周恩来也不得不说这部作品没有让他再像过去那样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到了1961年，形势稍好，周恩来又对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颂民族团结。历来昭君出塞在戏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历史题材而行之，塑造一个“笑吟吟的王昭君”。于是曹禺又遵命去内蒙去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因为“文革”爆发，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创作完成。对这部话剧，钱锺书曾于1980年1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恳谈会上给予讥评：“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上是‘群’,筒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而因其水准太差，当时香港就有人批评，“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伪作”。 此外，曹禺一度还准备写一个劳动模范，是个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货员。为了体验售货员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给人打酱油打醋，最终也没写出来。
吴祖光和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1957年夏，在戏剧界的反右运动中，为了罗织罪名，有关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1943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到他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说道：“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曹禺《质问吴祖光》）多年后，他对此的反省是“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 曹禺和吴祖光在江安国立剧校任教时的学生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另有更加独到的分析和总结：“解放初期，党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此外，他的“会做人”也还表现在他言不由衷的圆滑上，当时各种戏剧演出都请曹禺去看，看完演员或导演都会问曹禺如何，曹禺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好，好得不得了！”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想。《于无声处》在全国热起来之后，作者宗福先去拜访曹禺，梁秉堃记得，曹禺亲自跑到外面雪地上去等宗福先，一见面握着对方的手说“你是我的老师！”可谓肉麻之致。
曹禺解放后的表现所以这么让人不齿，除了拜思想改造之赐外，也还有个人原因,据《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一文介绍。曹禺在解放后与方瑞同居而欲与原配妻子郑秀文离婚时，有这么一个细节：“由于郑秀文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一笔钱，离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这件事后，当即帮助曹禺解决了这笔款项，曹禺于感激涕零中当面跪谢，在周恩来面前，表示‘今后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