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中,在全球气候变暖应对中,可能给予中国最好发展和调整的机遇,这就是在被迫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在解决气候变暖的国际压力之下,对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和资源进行一次反省,对可持续性发展生产模式进行一次反思。

　　关键词: 环境 发展 隐忧

　　中图分类号:F205

　　一、解决中国环境与发展的世界背景发生重大变化

　　世界经济衰退反映了整个文明的衰变,同时反映了这个星球脆弱的环境承载力达到了一个生态极限,也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后果正在持续蔓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发出的经济危机信号无疑是一个噩耗,但是,现在看来,它们也却可能成为一次天赐的良机。这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带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战略调整时期,整个世界不再可以在持续高增长阶段状态下运行,它将成为我们探索中国环境与发展新的世界背景。

　　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状态下,世界性环境遭遇更大危机可能还潜伏其后的情景中,中国经济必须从效率角度,在平衡其差异中重新思考这些年来粗放式经济带来环境资源枯竭与生态破坏的后果,从而选择一种完全生态现代性道路发展自身。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漫长和艰难困苦的可持续发展历程的考验,通过调整自身发展状态与改变环境观念,在提升经济质量与环境保护中寻找到一种新平衡机制。在被迫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在解决气候变暖的国际压力之下,对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和资源进行一次反省,对可持续性发展生产模式进行一次反思。通过对环境资源有限性和约束性认知,在低碳、循环、环保和生态科技创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过程中,为探索提高环境资源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很好的实践机会。

　　因为在全球经济衰退危机面前,环境枯竭与自然生态灾难濒临绝望情绪正在弥漫于所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环境约束性挑战,而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给予了我们千载难逢重新选择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最佳的机遇。在面对全球贸易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调整好我们发展速度,进入深层生态科技创新,就是为调整未来工业社会寻找到一个最佳地时机。当世界各国经济实体都面临着环境纠结的深层矛盾与问题时,从某种意义上可能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增长中对环境破坏的严重局面进行适当的调整与修复,中国经济可以采取较为缓慢速度去争取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它既可以帮助解决我国自身工业结构偏差和诸多环境的纠结问题;也在世界自然资源全面紧张的前提下,通过被迫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其更好利用现有能源,寻找到新的替代能源,去解决世界资源枯竭和浪费问题,去解决因为粗放经济盲目的追求高耗能破坏环境问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走低碳经济发展的零排放之路,应该把经济发展的目光调整到低耗与高效利用能源和一切自然资源之上,从可再生资源上寻找出路,从循环经济着手,把经济增长转换成为经济提效,把生产品成本的控制与环境保护相合起来,并且作为未来经济考核的手段,在所有领域内把环境与生态的成本公开化,提倡环境资源效益的增长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基本模式,在保护环境与资源中完成经济生产方式快速与彻底的转型,这才可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在衰退中被迫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中,选择适当增长或低速运行的经济模式作为配合,改变以往那种高能耗,低效率以及出卖资源满足全球贸易需求的外在目的,才可能彻底放弃以GDP为导向的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向环保与生态发展之路。

　　二、西方生态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

　　生态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克提出来的,它是指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由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提出来,它一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其主旨是既满足当代发展需求,也要同时兼顾后代经济发展需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环境与发展需求之间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显地存在着环境的不公正。发达国家由于先发的优势更加强调环境的持续性,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强烈需要更加注重现实的改造和环境的利用。上述具体情景决定了不同发展基础之上民族地域和国家采取完全不同发展路径。发展中国家应用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以期解决环境与增长之间的矛盾;而发达国家却应用生态现代化科学技术道路,通过解决减少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压力,完成或实现社会发展与环境产生的诸多紧张与不和谐的问题。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上,东西方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和工业基础发展的不同,在现代化发展之中采取了不同发展路径,在追求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凸显了发展的差异性。可持续性发展与生态现代化转型,诞生在不同发展与环境背景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话语表达和内涵差异。

　　为什么可持续发展只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为什么发展中国只能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呢?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以环境保护的名义限定在可持续性发展之上,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自身处于生态现代化转型中,在全球拥有一个环境良好性的发展空间,以及相应的生态安全保证自然资源。这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可以跨越进入生态现代化社会。西方国家在保证自身消费与享有物质财富可以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实现其向生态环保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这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既不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又可以解决环境危机,其实是通过限定发展中国家生态现代化而得到一种必然结果,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所需选择生态政治目标,既做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还可以保护好环境;这种把环境政策融入当下政治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做法,符合西方世界在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情景下,就可以保证现行经济运行机制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然而,作为后发展的国家,提倡可持续发展前提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保证世界环境资源受到相应保护的前提下,在保证发达国家物质需求与消费前提下,才可选择可持续发展方式渐进地去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决定了发展中国现代化必须服从可持续发展,选择了与环境资源保持可持续供给需求下,不可能实现生态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才可以逐渐地走向如同西方一样现代化,不可能一次性实现或完成向生态现代化历史的转变。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去保证他们生态现代化文明转型,并且在环境资源保障和全球生态平衡中赢得时间,正如他们自己生态政治学者所言,假如世界上穷国也跟踪生态现代化而至,肯定会在世界生态系统身上施加难以容忍的压力,对发展中国来说,可持续发展比生态现代化说得更清楚。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现代化就是满足了物质财富翻番与资源消耗减半之间存在着兼容性,以期保证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下的增长脱钩,使生态极限界限完全模糊了。但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却限定了自身的环境空间,这主要是原因国际社会对生态资源共享需求,西方生态现代化国家希望在全球化中抑制发展中国家走向生态现代化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过可持续发展阶段选择生态现代化路径,就是要看我们能否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设定路线,从跨越式发展生态现代化中寻找到一个完全与西方不同的生态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问题纠结

　　在西方社会全力进行生态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目前所推行的低碳经济模式,就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提出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的做法。由于西方国家国内环境压力已有所舒缓,他们的环境忧虑主要在国际层面,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生存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加之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格局中处于弱势,因而更多关注自身贫困问题的解决。在欧美国际气候谈判的强大阵容中,使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

　　对于大多数传统现代工业国家来说,大多是高碳消耗的工业,如若响应全球对二氧化碳排放要求,就可能完全抛下现有的工业设备,向发达国家寻求低碳科技、环保技术和绿色有机设计寻求知识产权与技术支持,这显然暴露了西方国家在生态现代转型中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一种排斥,通过二氧化碳排量的限定而造成工业进步的停滞不前,紧接着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放慢和持续危机,他们为发展国家设置新排放标准的障碍,达到了把发展中国家仅仅限定在一个可持续发展阶段,而不是希望通过生态现代化的跨越完成绿色工业革命的目的。这些环境问题与生态平衡凸显出来深层的矛盾与问题,都属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纠结,它们起因于当代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强大崛起而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压力回应,同时也是对国内经济发展增长模式一种彻底否定,也是在可持续性发展阶段中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一种质疑。因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环境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社会不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会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摆脱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限定,而直接选择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呢?因为在可持续性发展与生态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对着双重环境衰退状态,既要承担世界加工厂的责任,又要面向国际社会负起生态责任。可见,纠结于可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此生态背景下谈论中国的环境对策,谈论应对生态危机中生产方式转型,充满着难以辨别的纠葛,这就是当今中国必须面对世界生态责任作出担当一个郑重地承诺国际背景!中国必须在生态现代化中完成跨越式发展,才可打破西方可持续发展带给中国经济与环境的束缚。伴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凸显起来的力量,中国传统工业现代化中爆发生产能量释放性、扩张性带来的后果只能选择生态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否则,就不可能参与到世界经济转型变革之中。应对气候变化给中国经济体注入了活力,它可能爆发式集聚起创新的能量带给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成果。

　　因中国制造而受益的地区与国家很多,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环境衰退,必然由中国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系统来承担,如果中国可以借助西方生态现代化转型力量,完成生态现代化跨越,这样不仅会给中国本地经济带来更加鲜活力量,而且也可能给世界环境资源价格上涨和自然环境总体的衰退带去新的福音。

　　四、在全球环境语境中判断中国生态责任和义务

　　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引发新一轮关于国际生态责任与义务的博弈。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气候框架谈判以及不断推动的二氧化碳减排态势随后跟进,越来越凸显了这个环境话语空间在国际社会的强制流行,并造成空前的压力影响着中国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型,中国经济体必须对世界经济的未来作出减排二氧化碳承诺,必须在超越了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之上,承担起历史赋予重任!中国的环境与发展压力就是在可持续与生态现代化中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同时还要在环境与经济成本上升情况下,利用国际社会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和生态科技先进技术,在承担国际社会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下,在科技开发明显落后的情况下,努力跟进国际社会新一轮产业创新的竞赛,实现向生态现代化转型,成功地实现生产方式转型。

　　国际环境语境带给中国压力是巨大的,一个要求发展自身经济而力求解决贫困问题国家,如若不能够承担起国际社会环境责任和义务,就可能失去了发展的机遇;因为发达国家在设定全球环境与生态责任和义务时,把发展对环境衰退视为根本原因,这决定了他们必然在国际范围内抑制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必须设置许多环境保护方面以节约资源政策引导世界经济未来,这恰恰是全球环境话语被推入到一个必须面对议题。

　　西方国家之前发展中造成环境和气候异常后果与情景,却在今天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凸显了出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必须以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其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对世界环境衰退承担责任和义务。不放弃发展就可能导致环境资源破坏,放弃发展就不可解决贫困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究竟如何可以满足发达国家对环境话语的预谋和参与性呢?!作为负责任的中国来说,一方面努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另一方面保护国内和国际环境,承担国际社会生态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许多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异常策略中,中国承担国际生态责任和义务显得充满着难以判断的纠结与困扰。 　　

　　五、中国环境容量与承载力面临的严峻局面

　　环境载承力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可以永恒地支撑一个物种的最大数量。客观地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空间已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持续的极限,一个环境不可承载其巨大容量的危机就在眼前,这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口巨大基数庞大,还因为近30年经济增长过快速度,它们带来环境容量不断地突破以及生态承载力不可持续下降,这种环境危机的严峻态势引发了诸多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事件爆发。

　　在抑制世界气候变暖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压力之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政策却因为自身被双重生态危机困在环境严峻局面中,难以作出修复国内环境以及平衡世界生态策略,这个困局显然属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真实情景。作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迫使中国环境与发展模式发生转向时,显然设置了许多困境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选择,这个压力也表明了,一个在世界资源紧缩和环境受到破坏境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要面对此种困厄,坚定不移地选择生态发展的社会模式,转变生产方式,才可能在如此重负下担当起修复自身环境,同时承担保护世界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走内涵式经济发展转变需求尤其迫切,也就是说,走生态现代化道路的需求十分强烈,在突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困局中,调整先前高耗能与污染的工业结构,采取捷径的方式,由可持续性直接跨越式地向生态现代化发展,这是惟一解决中国环境问题与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容量不足可选择途径。

　　六、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环境非正义状态日益严重

　　学者曾建平认为,环境正义或环境公正在广义是指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的可能性问题,即种际正义;狭义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主体都应拥有平等享用环境资源、清洁环境而不遭受限制和不利环境伤害的权利,二是指享用环境权利与承担环境保护义务的统一性,即环境利益的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物质财富分配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在资源占用多少的情景下作出相应的分配依据。

　　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社会而言,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掠夺自然资源,强行分配社会共同财富的现象发生。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革,本着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做法,导致了社会财富占有者更多从占用自然资源上掠夺共同社会财富,他们获得了属于其他人共同拥有社会财富与自然资源。这种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带来后果,伴随着越来越强烈地环境非正义状态的存在。那些没有在资源占用和物质财富上首先进入分配领域的人们,被人为的排挤在环境资源享用之外,自然就不可能分配到应有财富。因此,在中国社会面对环境资源日渐缺乏状态下,主要是少数人掠夺属于大多数人自然资源,而这种建立自然资源掠夺之上物质财富分配不公正,其实是环境非正义猖獗造成的直接原因。

　　目前,中国物质财富与自然资源有不少被利益集团垄断占有,这种由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带来环境非正义情景非常地显著,存在于社会各个阶段之间。因此,环境衰退和自然资源枯竭,首先来自于国企行业资源垄断以及极少富裕阶层对中国环境造成危害,只有解决了中国环境非正义,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什么时候环境的正义可以帮助贫穷的人们获得应得财富,什么时候我们通过平等对待人们环境权利,从而才能获得自然赋予我们真正平等。在面临环境问题责任的同时,我们可能会把眼光更多放在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在环境资源掠夺上带来问题,其次才会在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通过满足多数人关于财富分配要求,规划中国现有环境资源可持续性,阻止利益集团去进一步利用国际社会承担生态责任机会,变本加厉掠夺属于共同的资源与财富。解决中国环境正义与公正问题,同样也面临着两个战场,一方面是国内自然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环境不公正与环境非正义现实困境。

　　七、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环境资源正面临着更大掠夺与缺乏有效地保护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整个世界经济面临衰退乃至崩溃危险局面。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府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投资,强行拉动需求,刺激经济恢复,在放慢经济增长同时,适度调整先前发展速度。但是,这一切都可能加大了环境容量扩张与资源掠夺性危险的增加,导致整体环境载力的下降;可能继续导致环境非正义和环境不公正。因为这种以需求拉动投资,刺激市场消费方式,其实是延续着先前传统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来救市,只能给中国环境带来新的灾难。

　　应对气候变暖的国际政治需求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循着生态现代化去寻找其更多保护环境和抑制自然资源枯竭的工业发展道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后工业发展环境选择,对粗放式投资拉动中国经济无疑带来新的启示。

　　伴随着西方国家生态现代化进程及时推动低碳科技发展,可能给中国新一轮投资带来新导向作用,把巨大投资拉动投向生态现代化建设中去,而不是传统工业社会那些破坏环境项目中去。满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需求,选择更加环保和生态科技创新投资发展,走生态现代化选择之路。

　　八、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应该逐步放弃GDP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适时的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稳步发展与调整传统工业社会的结构,这是建构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放慢并不是放弃解决发展问题,也不是彻底放弃西方世界发展模式,而应寻找更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满足我们由贫困向富裕发展的社会文明选择。

　　迫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呼声,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压力,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遭遇放慢发展速度的逆境:一方面,传统现代工业一直是高碳排放产物,它们完全与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异常相背离;另一方面,也气候变化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低碳社会转型。它们是迫使中国经济必须放慢进行调整的根本原因。如何从全球经济衰退中把握住中国经济放缓的预期,也准确地预计了国内需求增长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是全球经济推动的一个结果,作为世界出口贸易大国,突然间失去了全球贸易市场基本面的支撑,依靠高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后果,就可能直接带来中国经济衰落。如何刺激国内需求快速的增长,重新推助我们所谓GDP增长的神活,就显得有些荒诞无稽。殊不知,牺牲国内市场而创造的GDP增长假象,并不能确切反映我们经济发展基本面,许多依靠资源消耗和浪费的工业增长被GDP吸收了,但是,国内自身发展却被着实掩盖了起来。可见,GDP这种依靠国际贸易拉动增长,其实是缺少国内基本需求支撑,这种发展增长的需求更多是由全球贸易拉动的。当然,也包含少许国内巨大的需求在内。

　　迫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异常方面需求,中国传统工业必须放弃目前的高碳化排放模式,这是放慢经济发展的外界原因,而发达国家工业化却因为历史原因及时地选择低碳化工业技术,他们很早地就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传统工业高碳排放的关系,也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创新低碳、循环和生态经济满足气候变化需要;对于中国企业与政府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不能延续传统工业模式发展生产,又要从完全没有科技创新准备状态下,直接跨越式向低碳经济转型。

　　因此,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成为一次调整选择的逆转,它双重地担负起全球性责任,也同时承担起更新改造落后科技,寻找到发展低碳科技出路和途径。问题在于,这个结果并非是我们自愿选择,而是整个世界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应对之策。在向低碳化转型进行工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必然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在重新设定了低碳商品认证标准下,今后中国制造的商品,必须将在符合低碳标准下,才可准入欧美市场。在全球科技工艺的流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低碳科技发展新的市场标准,这意味着中国环境资源又一次面临着巨大考验,中国现行工业结构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经济运行质量,节约资源,创新科技,环保低碳,承担国际责任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牺牲了速度可能带来更多机遇。

　　一个低碳科技创新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发展新兴产业转型阶段,需要一定时间作出新调整,才可能从根本上完成从过分依赖化石燃料走向新型能源替代和洁净能源的时代,实现对环境友好型发展人类发展需要。通过放慢经济增长多种可能性论证,使我们明确地看到,我们既可能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却又能够保持着与自己国情适应能力,而不再是走向出卖资源以及粗放经营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道路。

　　九、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开拓循环、低碳、环保和生态发展之路

　　在变化了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利用全球气候谈判获得低碳科技支持与环保领域技术交易机会,大力发展环保和生态科技,改造我们现有工业装备与技术,提升应对环境气候变化能力,走出经济危机困境,不仅仅是加大内需拉动投资,更是提升循环、低碳、环保和生态科技含量,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低效、工业耗能过高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中国在高增长中成就了自身发展需求,达到了相当的经济规模,也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但是,物质财富巨量增长的同时,我们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消耗掉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这种生产方式已显出了不可持续,一个不可持续性巨大增长持续的经济规模带来直接的生态后果就是,我们陷入了发展与环境双重困境之中不可自拔。

　　迫于外界社会的压力以及国内生产对环境破坏状态程度,中国社会开始明白,只有寻求新的生产方式转型才可以保证财富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需求的平衡,基于这样转型期的生态思考,人们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寻求不同环境保护不同科技进步成果,引入到生产发展转型中来,实现对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环境主义者所推行的环保与低碳以及循环经济,可能为未来中国生态经济发展提供推助力,为中国生态社会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因此,真正地生态主义者,并不拒绝与环境主义者合作,在多种多样的生态实践中,应用绿色环保技术,使用循环利用资源的方法,尽管它们仍旧是在利用先前工业科技基础之上,但是在技术改造的条件下,努力减少现行工业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或做到零排放,以解决目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从生态和环保目标出发建立起一个梯度式的生产方式转型模式,可以兼顾不同环境保护科技创造性,将其很好融入不同生产发展规划中,进行总体协调,才可以实现生态和环保双赢。

　　中国的低碳、循环、环保和生态经济实践,最终必然要走向生态主义整体的发展推进,只有在渐进的低碳、循环和环保技术目标中,时常包含着生态主义的理想在内才可以建设生态文明。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从这种合作的广泛联系中,保持与循环、低碳技术创新的社会活力,从中完成生态与环保终极目标。从低碳、循环和环保的经济中求索生态文明,探索一条更加符合生态伦理与道德,把众多目标合在一起生态平衡社会,去实现中国社会的生态现代化。

　　十、人文、科学生态视域融合对环境危机应对重要性

　　目前,世界环境危机与生态“非安全”状态,大多是经由科学与技术的观察研究得出,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基于环境科学因果判断构成的要素,通常成为人们判断或者相信全球环境问题与生态话语作出的因果判断理由。然而,在人文领域关于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却更多来自于环境想象与生态的忧患意识,缺少如同科学生态观察的客观性。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在环境危机方面感知力增强,它不断地浸透到人文学科中来,并且越来越多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科学的生态知识正在成为人们判断环境是否污染和生态是否安全的标准。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人文学科生态伦理、生态人类学、环境美学、建筑生态学以园林学来满足生态平衡认知上的需求,来教育人类开始利用生态科学与人文领域所共同产生视域融合,看待我们这个发生重大生态变异的社会。这些不同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生态视域重合与融会贯通,开始形成为一个新的生态视域,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这种基于生态科学理念诉求和世界范围的绿色思潮,开启了人文领域里生态文化革命契机。当生态主义还在隐晦的表达着地球是一个整体观念,地球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盖娅时,环境保护主义者却相信,可以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方式保证人类继续更好的生存。因此,在面对世界范围内环境危机四伏时候,人们切不可忘记人文、科学领域中生态视域平衡、生态视域融合问题。因为解决全球性或地区生态危机问题,不可能单方面可以奏效,必须要有不同学科合力才可以取得显著效果。

　　环境保护主义推动了生态平衡,推动了整体生态观的建构,也带来了宏观生态视域改变,把生态整体观置入到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情景。未来的生态世界,可能更多面临交织学科和环境多元因素合力作用,跨学科研究生态危机和环境平衡的问题,必然要进行更加广泛共识。

　　中国生态危机面临复杂性,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环境中不可忽略的因素。目前,世界应对地域性环境危机处置方案,时常是站在一个狭隘专业角度去认知,或是单一视域去透视。今后生态研究必然是跨学科式的对所有相关因素判断与分析,尤其对于中国目前生态环境严峻局面来说,从人文和科学视域融合才可以寻找到最佳答案,这显现出世界生态研究文化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编辑:王露) 智库版《中国市场》杂志（2010年第8期）


　　作者简介:

　　耿苏志,笔名诗哲魂。自由撰稿人,网络绿色作家以及生态思想者,厦门大学生态团队兼职教授;

　　编辑后记

　　这是老耿(我亲切地称之为)的又一篇“长篇大作”,之前我们已经合作过一次,并且合作愉快。作为一名学者,老耿显然很高产,因为这距他上一次在我刊发表文章仅两月有余。而这高产之外,也绝不是粗制滥造。这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他带领他的学生生态团队们不辞辛苦、潜心实验研究的心血和他对自然环境、绿色生态的一腔热情。在这篇文章中,老耿从宏观大环境入手,揭示了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下环境和资源的纠结和隐忧。并由此展开,细分为10点,逐条罗列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