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及其面临的困境和世界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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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说明：本文冀望从根本性的、深入骨髓的揭示建基在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式管理，期望对你有所启示。
（目录仅仅作为阅读提示，并不完全包含全部内容）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1
1 幽默的奖项................................................................................................................... 2
1.1 背景................................................................................................................... 2
1.2 定义的模糊......................................................................................................... 2
1.3 戴在头上的花环.................................................................................................. 3
2 中国现今商业的特色..................................................................................................... 3
3 商业-政治-文化的关系.................................................................................................. 5
4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 7
5 中国商人骨子里面对的悲剧成分................................................................................... 8
6 融西入中的过程.......................................................................................................... 10
7 融西入中——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与展望....................................................................... 12
今天，一个叫中国管理模式大会的论坛颁发了一个“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杰出奖” ，论坛最后，我通过微博提问，“主办方整个大会搞清楚什么叫“中国管理模式”了吗？主办方回复“所以集思广益，一起来探讨和碰撞。中国管理模式需要中国企业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各方面提供思考”，“专家”云集，“权威”密布，竟也没有探讨出一个结果来，那么既然都没搞清楚什么是“中国企业管理模式”，那么可想而知，“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杰出奖”是怎么颁发的呢。
1.2 定义的模糊
“中国式”本来应该是一种客观的形容，由于一些丑陋的现象，让这个词逐渐带上贬义色彩，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学界一提“中国式”管理、就让我们想到中国的“血汗工厂、资源霸权主义、君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灰色政治、灰色经济，以及抛弃职业操守、没有规矩、唯“心”化严重、视“法”不见、有“法”不依、执“法”随意、不重过程、没有商德只要“赢”的种种劣迹。这里的法，既包括法律、法规等社会治理规则，更包括企业治理、企业管理在内的法则和规律。
传统的“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道、墨、法、兵家之长的商人。
在中国商界，一些毫无儒商“商德的商人，让人不寒而泣。网友说，这样玩法，搞多了会贻害社会，到时候大家都歇菜吧！几个苍蝇就会坏了一锅汤，几个奸商就坏了整整一个乳品市场。网友甚至激愤的认为，中国的资本界自“圈地运动”迄今，新祁子俊胡雪岩们，“腾达”或“落马”者，内圣皆假，外王狰狞。承秦皇汉武者，儒法一体，犬儒特色，无德可言。
如今也不能举证哪一位如祁子俊、胡雪岩。中国的无良“商人”坏了儒商传承.........所以有人说：“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
如果你连什么叫鲁迅都不知道，突然有人要给你颁发一个鲁迅文学奖你什么感觉？我觉得你挺像一个木偶戏中的笑料。如果你连“中国模式管理”都不知道，却突然有个机构给你颁发个“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杰出奖”你能接受这个奖项么？貌似这种荣誉比“西太东大”的含金量也高不了多少。喜剧还是笑剧？国际某控烟机构也给烟草大国的中国烟草专卖局也颁发了一个烟灰缸奖，而某国际绿色组织也给金光集团颁发了一个伐木大锯奖。对于突兀其来的“莫名荣誉”接受虽然不是个可耻的事情，但不接受也算不上不荣誉，相反却给拒绝领奖的人带来无上的光荣。
GDP高压锅
没有不合格的人民，只有不合格的统帅！
在当今中国这座没有围墙的“疯人院”里，处于分配失衡下由于全民吃饭住房就业难的高压问题逐年像骏马飞奔，不得不一切以鸡得屁(GDP)马首是瞻，于是促进了拜金主义精神病在全国肆孽横行传染，伴随作为监护人的政府的装聋作哑与作为医生的教育和文化的失职，整个的社会监督机制完全瘫痪。
老百姓骂公务员是蛀虫，但老百姓们能把公务员招考系统点到崩溃，他们也想求一口饭吃；老百姓骂国企是垄断 但老百姓们能把国企招聘现场挤到瘫痪，他们也想就业；老百姓骂商人赚钱不道德 可每次大雪封路，高速路上卖60元一碗泡面的也是老百姓，他们知道这些商人不得不吃饭，物以稀为贵；老百姓骂政府丧尽天良 可老百姓们自己卖地沟油卖得不亦乐乎，老百姓的拜金难道国家没有责任？
这是个集体疯狂的时代,整个的社会成了没有围墙的疯人院。没有谁比谁不下流，赌的是谁比谁更狠、更凶、更不择手段、更无耻、更下流，更龌龊，更会表演，更会演戏。心中没有法律、脚下只有政斗和商诈。
这一切，源于以GDP马首是瞻的高压锅里的政治压力。
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政府的执政党领袖层需要有执政领导力。什么是领导力！想想瓶子！瓶颈永远在瓶的上端!!! “空瓶/半瓶/满瓶”心态的瓶颈问题，及其态势/姿态/造型，已经完美的阐释了什么叫“领导力”，瓶子的瓶颈永远在瓶的上端，曲线由上至下，胸怀广阔，根基稳定，谦虚待下，学习从不自我满足。高端的“领导力”就是有能解决“瓶颈问题”的能力。
商人是追逐利润的动物。大多时候，商人的诚信无法靠自律自觉来建立！法律法规之所有有用，就为起到惩奸邪戒丧德的作用，由于犯罪成本太低！轻罚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如果重罚到爬不起来不能翻身，人们犯法就要考虑犯罪成本。正如武则天时代的峻法，对大唐盛世起到中兴的作用。
三鹿奶粉的教训太深刻！商业作家克里斯托夫金说，在美日和西方国家，食品哪怕一点儿不安全都不行，任何食品只要发现存在微量有害元素都必须避免，消费者都要投诉，厂家都要面对法律的严厉惩处。中国是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类，为什么不能遵守生命的普世安全标准？中国改革近40年了，已经进入到关注和保护人民生存环境的人性阶段。
罗振宇说， 有些国家是骆驼模式，做好规划，做好储备，然后往前走，中国人是兔子模式，走一路吃一路。我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如今成了是“兔子模式”，不仅仅走一路吃一路,连窝边草都要啃光。就像澳大利亚的兔子灾，而澳大利亚本来并不产兔子，就像中国文化里，也不生产见利忘义的企业。
在缺乏有效监管之下“商德”败坏， 是造成中国企业成“澳洲兔灾”首要因素。是１８５９年，十二只欧洲野兔被移民从英国带到了 澳大利亚。这些野兔发现自己来到了天堂：澳大利亚没有鹰、狐狸这些天敌，与兔 子处于同一种小生态的小袋鼠对它们也没有竞争能力，因此这些兔子开始了几乎不 受到任何限制的大量繁殖。
倚靠政治生存的商业
倚靠政治生存的中国商业界，有很多荆棘，荆棘是什么，我们都懂的，在中国现今商业和政治语境里，存在很多“无以言说的荆棘”，谷歌跨不过、李开复跨不过、南方科大跨不过！要想前进，只能“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自觉、观照”。这就是中国式成功！
无所忌惮
从 “瑞星高管策划陷害微点案”到“蒙牛涉嫌陷害伊利圣元案”、“博思智奇杨再飞和戴斯普瑞的黑色营销案”、、 “沪科案” 、“富士康比亚迪案”、“橡果涉嫌雇佣陷害熊川案”，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只是没有浮出水面，好多大佬嘴巴上挂着礼仪廉耻背后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小到栽赃陷害，大到杀人灭口。
不必争论什么罪，这些有权势有钱财的资本家都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那些官僚和富商都有办法在几年内出狱！为什么社会越来越暴力，就是司法不公，行政不公所造成社会暴力！司法不公，行政不公是社会最大的暴力。他们只相信手中的权力或钱财能摆平一切！甚至人命关天大事！
商业-政治-文化的关系
古典和现代的商业政治
从春秋时代大商人子贡、范蠡，到秦代儒商吕不韦，一直遵循与民共进退、共繁衍的宗旨。
利者，义之和也，利己损人者，其利难久持！所谓中国式管理，是基于德的商业，利者，义之和也。
商业里的政治权谋和军事斗争要遵循普世价值
实际上，你和竞争对手既有爱情也有战争”，如果使用卑鄙的手段，这连商业战争（商战）都算不上，使用龌龊卑劣手段取胜，即使胜利，也不见得能够长久永存。
但是，现代的企业家认为，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即所谓的“国学与管理”，那么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所谓“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文化，都是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这就是所谓“中国式文化”。而他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就是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在决策与领导、管理与驾驭领域的再现。
看遍春秋战国合纵连横，骨子里的中国文化，包括“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等都是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古代中国人，不是把自己置于“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捞取特定利益，就是把对手置于“模糊、混沌”状态，己方以“折宗，曲线”模式予以打击之！一切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政治家、军事家，比如周公、鬼谷子、管仲、商鞅、孙武、乐毅、范蠡、伍子胥、孙武、吴起、张良、诸葛亮、岳飞、刘基等，都深谙此理，如兵家所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 古代中国文化，貌似百家，实出于一，所以老子有云，道生于一。这个“一”是以利益为核心，即以“生生”、“变变”为核心诞生的文化，所以注定了“变”是常则。
不断向他人喊着规则而在自己的行为中却极为藐视规则是中国文化的特性。其实，中国文化本质，是流氓文化、摔跤文化，角斗文化。看遍“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规则不是固定的，在社会不同权力和资源层次，是不用固化的去死讲规则的，也就是不用讲规则的，规则是对下层人民的。因此，“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等诸子百家，是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去“装傻逼”，然后以流氓手段和办法把对方撂倒。最后，整个社会以虚伪的谦逊“赞扬”了对方是傻逼兼手下败将。这就是整个的古代政治和军事斗争过程。
当代”台面“下的政治商业和商业政治
企业家的成长不容易！倒下更令人痛心！但马谡失街亭，诸葛亮依然挥泪斩之，为的是军中执法严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恶劣的竞争环境， 让“企业家”不断走在政治商业的钢丝上，不断玩“台面下”的政治商业，且多位“栽”在“台面上”。如国美黄光裕、瑞星副总裁赵四章、沪科王志骏、刘宁、秦学军、博思智奇杨再飞等。
虽然与官方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关系，国美黄光裕终于被撂倒，主要原因是不是他触动了多方根本利益而是他触动了政治根基。牛根生的“蒙牛恶意营销案”、杨东杰的“橡果国际设局陷害记者案”。
近期的上海佳艺案比雄辩更加真实的说明了，一切灾难性的工程问题所在，无惧无畏的“体制内的官商”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自己发包、自己总包、自己分包、自己监理（只具有形式）、农民工干活！钱，百姓出，进自己口袋（泛指，含单位） ，一切都是自己控制，还要让弱势的草芥之民承担责任！
无论是伤害国民经济运作的黑幕还是伤害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黑幕，凡是触动了“维稳”底线的官商活动，均将避重就轻、以明遮黑，最后不了了之。我们的官商，难道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执意做无良的罪恶商业？没有政改，中国的商业良性循环将毁于这个世纪、死于这个世纪。胡习交接之下的政体若不进行政改，涉及官商的侵害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生产灾难和生活灾难，以及人为的自然生态灾难不可能就此停步而是更多。
中国式管理其实是“主子——奴才”思维。中国式管理中，其基本的东西，叫做官官相护，必须分开阵营，把管理的世界分为敌我两种，分为自己人和敌人两种。自己人里，又分为心腹和马仔，这实际上是一种奴隶对奴率主的思维。这些一直是中国式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主子使用中国式情商高的奴才，奴才也乐意为主子效劳，因为有阿堵物等等的权势利益做回报，个人和集团利益是他们的唯一标杆。关键在心腹们如何去“解读”他主子说过的话，以及如何去执行他所解读出来的内容。没有科学决策过程，唯领导意志是问，在这种思维下，奴才们经常故意或者不故意的出现把事情搞的一团糟的状况。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毕竟是在中国人的思维下存在的。在政府部门做事情，想做好一个下属，就要仔细观察领导的一言一行，看看签名的格式，就能知道领导的真实意思了。比如，横签和竖签，表达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民国的商业文明
晋商何以能兴盛？“正如《中欧商业杂志》执行主编李明伟所说，历史上晋商何以能兴盛？“没有惩罚，就没有管理”，晋商对违规者惩罚很严厉，员工进入晋商一定要“铺保”，由一家大商号或票号东家或大掌柜担保，有违规者，由本人、掌柜和保人三方当面交割，开除出号，永不录用。且晋商各企业间有约定，违规者其他企业不得录用，即被永远逐出行业。对照一下我们乳业？
本人山西人，家祖营商，听父亲说，“铺保” 责任很大，如果伙计出了问题，该伙计不能在本城找到营生，只好走口外（内蒙或者外蒙古）。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新加坡，对商业公司执行的准入、执业者从业、执业执照的颁发，就采取“商德监督”这一套，如果一家商行发生严重违法、违犯商业道德行为，在新加坡的惩罚，除了让你倾家荡产，还让你永远无法从业，法律有序之下商业更加繁荣。
可以肯定的是，民国以前的商业非常讲究道德。晋商的道德自律非常强势！晋商的道德强势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家商号/字号（如现今的公司）商业品德败坏，其他商号会联合抵制与其发生关系。
有了晋商经营下的归化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有晋商创造的城市之说，2009年呼和浩特市户籍人均GDP已达到70000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22397元和7802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分别排到第四位、第五位。而其文化基础相对的低落，商业传承继续为不守规矩、无规则。
如果政府对“商德”完全采取“法律”约束，法外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当然也无从约束、无法约束，得到的结果，只好听之任之，违法了以法律处理，而法律又受政治影响很大，商业腐败归根到底是政治出了问题。
“法”外漫游的中国商人
庸俗的民间商业文化
是当年走口外的晋商创造了归化城的繁荣商业，这类人分为两类，一是违犯了行规的伙计、二是盼望发财的农民和无业游民、三是大商家。他们的文化普遍不高，自然没有很多规矩和原则，今天被某些人称作“创造性”。
这创造性在现代社会依然实用。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懂土法，农民土法上马之后却不懂引入现代管理，这是代沟。解决代沟问题，必须上马后抛弃土法。完全抛弃而不要回味“用得着的时候留一手”。但是国家机制会让“洋法管理”一败涂地。就出现了一个变态现象“中国模式”。
中国式商业非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环境
政府角色错位，机制缺乏有效规范
与《中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李明伟商榷
不是中国没有企业家，也不是中国只有唯利是图的商人，中国商人很多，也不是中国商人撑不起“生意人”这个称呼，虽然说生生不息才是真正的生意人。中国的企业家太少，根源在于中国历史性的“企业家断层、政策导向、文化渊源”，诸种因素，详细分析，政策导向的问题很大.......
中国商业现象是全球独有的商业现象。如何在这种两难甚至多难的状态下生存，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有足够的艰难，更多的时候，根子在政府，一个行政职能错位的政府，造成的问题将千头万绪。
罗伯特D费恩曼在《道德： 政府是不是敌人》中界定了政府的角色，1，集结资金用于全民共同需要 ；2，控制和发放社会保险服务资金 ，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和一些健康卫生服务；3，基于公正和公平创建/管理/审理规则用于平衡机构和机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政府给公民提供法律服务。不可想象想象任何一个团队和运动没有规则和裁判。
美国政府声明，政府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基础设施保护公民和企业消费者。政府管制私人公司的活动，以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或维持一个健康的环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政府提供一定的服务 如国防，司法，教育，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空间探索 ，对此被视为优于私营企业。政府利用政策促进业务。政府进行研究和开发。政府推动企业的国际贸易目标。 政府采取进行超出市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目标的公众福利行为。 在以上种种欧美资本社会政府角色主流行为里，看不出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
国内一些学者们，对“政府角色定位“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看法。在政府办企业问题上，可能存在其性质、属性问题上与西方政府角色“定位与价值观”的不同或者冲突。这一点需要深入探讨。正如美国政府对政府角色的定位符合其政府角色价值观。对政府办企业持有赞同观点的专家学者们需要注意，他们对“政府角色定位“的 认识与欧美主流国家“国家角色价值观定位”相冲突，如美国政府并不管理企业，政府为企业服务，企业的意愿总能通过一定渠道施压反映到政府、议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议会的立法，并不是简单的“你赚钱，我收税”关系。
在商业世界，政府既当执行人又当监督者，是错位的双重甚至多重角色问题。党办企业，公民依托“人大”监督“政府”去公正公平的管理企业和市场。然而人大实际上却是党的人大，因为政协基本是一个橡皮图章，是即没有参政执法权，有没有发言权，甚至只有有限的举手投票权，这为党的谋私带来了方便之门。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
政协是不是一个橡皮图章，在上海大火中就可以看到。没有一位“政协委员”出来吭声，甚至没有一位“人大代表”出来吭声。上海大火发生至今，有一群人始终缺位，那就是代表该选区的区人大代表们。作为市辖区人大的“直选代表”，他们为选区的受灾选民做了什么？说过什么？有无对相关部门的质询问责？他们是如何“代表”选民的意愿和权益的？
政府有企业在市场之中。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拿纳税人的钱投资，赚纳税人的钱，亏损由纳税人承担。中国政府区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目的，就是要区分政府产业与私产，而政府产业实际上是由党控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人大常委会，是党权属下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
对于角色错位的政府，政府与地方政绩关系密切关联的企业种种问题，对这种种问题的监管由什么样的角色来依法的、有效的、公正的、透明的执行？基于保证遵守基本法律不侵犯他人权益的基础条件下，公民社会的公民商业行为越自由，社会商业市场越发达，市场越自由私有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企业越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平衡有序之下。
对于角色错位的政府，如果政府自己经办企业，政府的社会公共责任如何保证得到预先的、有效的、全力以赴的、充分的实施和严格的执行。纳税人纳税养活政府不是让政府自己拿着所纳的赋税去办企业与民争利而其亏损也由全体国民承担，这全体国民却分享不了基于国家人口红利下所实施的普遍的福利政策，政府的职责是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公民社会无需过多干涉商业市场，社会职责与政府责任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可是中国政府的角色错误让你背上了国家伦理错位的角色，与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角色相去甚远。
政企分开就是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分工，而非让国企高成本高浪费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优越性，永远一听证就涨价，让纳税人为国企经营不善买单，然后让国企职员证明国企胶皮饭碗就是好。
中欧商业杂志主编李明伟认为，政府可以办企业，前提是，他应该受到监督和监管，就像他监督和监管别人一样。一旦政府也做了股东，他在公司法层面就与其他社会股东一样，自然就应该避免关联交易，违法买卖，公私不分等等。我认为，李明伟没有认识到政治体制和机制结构对商业的影响，陷入在商业乌托邦主义中。
很多学者对政府角色定位与欧美主流价值观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都希望，中国商业教育与世界商业教育接轨，而对于政府角色定位的教育也应当与欧美主流价值观是相匹配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商业政治经济学。
权贵资本主义与财富资本主义
目前中国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与民争利，本质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企业家最后的财富如果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渊薮，无论其聚集多大的财富数量，其最后的归宿也只能被权贵资本主义所吞噬。
吉冠认为：“国企就是合法的官商勾结组织，国企的存在使市场被垄断，企业法也因此多元主体，竞争不可能展开。而政府因为有自己办的企业在市场之中，不可能公平公正管理市场。有了国企政府也有了自己的政权的经济基础，至于民生那是可以不理睬的。因此国企不除国无宁日民难安生。国企的存在使得政府与企业分工无法划清责任界限，政府不像政府，企业不像企业，使得市场经济前提下的公有制成为万恶之源，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成为权贵市场经济或官僚私有制经济。难怪发达国家很难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李明伟则认为，“根子还在治理机制，或者讲烂了的体制，企业属性无所谓，新加坡国企照样可以做好，欧洲一些国企照样可以很独立，中国国企操蛋地方在于他就是官员的行辕后仓”。
全球财富圈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财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国内存在的“财富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则更加的不利于中国真正市场化经验尚不足30年的企业在国际舞台进行全力的角斗。
真正的企业家有应对环境的能力。权贵资本主义却难以招架，其活动是没有规则的，其生存基于以权杖作为资源的平台，而权杖之下，绝不会有文明的商业原则存在。未来必须把权贵资本主义向成熟的纯粹资本主义扭转。
做个诚信企业
我们认为，“不诚信是万本一利，诚信是一本万利”。正如李明伟 说的：“什么时候，我们宁可失了位子，失了房子，失了票子，也不要失了诚信。什么时候，我们失了诚信，也就失了位子，失了房子，失了票子。”
做个干净的企业
"中国管理模式"第一是必须做“没有味道的厕所”。当任学安被问到对中国管理模式的期望时，他说，“让我们的厕所没有味道”。因为此前希拉里此前来华录制对话节目时，就提到过此要求，要求提供专用的没有味道的厕所。
做个守法的企业
没有强大健全的法制，完全靠人的觉悟希望何其渺茫！真以为外国人有商业道德，也还是靠健全严苛的法律制度规范着而已
做个有信仰的企业家
世界上，没有基本信仰的稳定人格建树是不存在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4.21—1920.6.14）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在他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以正道利用商业政治
《中欧商业评论》指出：美国企业怎么玩政治？联邦快递是美国企业利用其政治影响引导立法、促进商业战略成功的经典案例。这个的案例让我们认识到，企业开展政治活动是一种自然反应，只要将这种行为放在“桌面上”进行，弊端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地方商业政治文化，各有特色，各具特点。吴晓波总结了中国商界的商业政治，他说：政商关系中两类人最混乱：潮汕商人和浙江商人。潮汕人喜当场结清，一步逻辑，互不亏欠，一旦出事则相关者全部扯出，黄光裕即典型代表。浙商相对狡猾，政商关系极其复杂，是嵌入式、随风潜入夜式的，因此最具腐蚀性。一温州商人说他在委内瑞拉，可以把该国国防部长的车开到自己飞机下面接人。
全球没有不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商业。但中国的商人中“帝王”思想严重”，商人们认为，与官方结盟是一种权杖，可以实施权大于法的商业利益。因此，上面的主子就成了商人们的爹娘，所以，只要这些爸爸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照俗话说，：“我爸叫李刚”。
从古至今，商人都不宜完全利用和倚靠政治为商战策略，历来为正经商家所忌讳。从有秦一代大商人吕不韦，到清代大商人胡雪岩，再到今天的黄光裕，都宿命性的没有逃脱商人与政客纠结中成了牺牲品的结局。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 “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现状和危机
企业是国家的脊梁。“宽松”乃至到带“毒”发展的商业环境，损害了商业公平竞争执行力、害了商业的长远利益。没有一个和谐、宜居、法制的商业环境，成就不了一个强大的商业文明国家！也损害了中国政府的社会文明化推进执行力。
虽然全球财富圈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财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国内存在的“财富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则更加的不利于中国真正市场化经验尚不足30年的企业在国际舞台进行全力的角斗。
在国际金融贸易都围攻中国企业的图谋中，中国企业却在窝里内斗。传媒明确信号指出"索罗斯携近90亿美元驻扎香港"，索罗斯第二次扎根香港俯视大陆，醉翁之意在哪里？虽然我不认为索罗斯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他只是一匹很厉害的狼，中国这只睡狮，怕的是“狼群”，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欧美狼群金融战斗体以及以达能等欧美日资为代表的贸易战斗体，才是最可怕的“狼群”。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摆正自身的位置，中国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深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某些企业，如乳品业的乱象、IT业的恶斗，竞争不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上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提升、产品质量及科技含量提升、产品服务上花心思，反而处心积虑走歪门邪道去搞垮竞争对手，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企业的一大耻辱。难道我们的企业最终都要鹬蚌相争，让外国的品牌渔翁得利么？这种种非法恶意竞争的背后，受损的是中国商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公平公正有序可循环的商业生态。网友指出：“蒙牛门事件”一出，我们再喝“蒙牛”、“伊利”，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卡了嗓子，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了。恶意竞争不可持续，坏了整个行业！
一些打着爱国旗号、打着民族旗号的企业，细看之下，显然也有很大问题。蒙牛和伊利互相攻歼陷害，这算是企业家道德的沦丧，还是中国式管理的悲剧？还是体制出的问题？究其根子，是体制给了出这种种丑剧的法律、社会、行政、竞争土壤。其实，企业的恶性竞争使大家都成了牛根生。因为这种土里，只能长出牛根生。
而“国美事件”，则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显然深具标领意义，其意义在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家族资本主义和完全资本化的财富资本主义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的搏击。资本文明里没有国家主义，普世价值里也没有国家主义。在资本文明与私权力资源博弈的过程中，需要一位代理人，而正好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代表了资本文明里的商业规则一方，那就是陈晓。在资本文明的世界，他没有任何错误。克里斯托夫-金说：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 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控制世界贸易结算70%的货币，中国的风险，显然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得多！
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监督管制监管缺陷、市场规制不成熟、科技竞争力培育体系不成熟，过分开放门户，过分私有化，让一只只会在家里叫嚣的家狗跟狼群战斗，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但我们也不能闭关自守、不能不不走出门去，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否则自取灭亡，就像GDP全球第一的晚清。
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夫-金说，大国博弈无外乎军事战或资本战。前者不能常用，玉石俱焚，开战就瞄准停战。而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美国当年担忧日本做大，诱逼日圆大幅升值，股市楼市飙涨，然后釜底抽薪，平仓逃离，资金链瞬间断裂，导致日本经济20年低迷。美国如今逼人民币升值，是否持久战，中国看得清吗？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 是大国“资源霸权(权力、矿山及一切物力和人力、信息资源)”管理？，是“权力先天赋予强势者(让“少部分”先富起来即是一例)”管理？是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国学与管理？
10月20日跟李明伟讨论中我认为，当前，中国式（特色）管理的病根就是“绝对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人治大于法治”，法没有被抬高到重要地位。 什么叫中国式管理？ 张朝阳在声讨“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时，直接点出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病根。中国式管理，也就是权贵式的管理+资本主义式的管理。
在中国，人口红利政策受到网络语境下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极大的否定。以前，中国人工劳力等同机器，国库里的收入及全部的GDP包括外币储备等等国家所得，其实全部是廉价机器红利。郎咸平则指出：说出来你别睡不着！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 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 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工作2200小时，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教育。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正在“富士康”衰落；
独大政党的“资源霸权(软资源 “权力”、“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硬资源：“矿业”及一切物力、)管理正在创生无序化的“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矿业资源及一切物力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属于公众的“信息资源”被垄断性的网封弱化为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构筑外围批评的强有力的长城、有史以来，长城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但今天，这一长城却被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被网络上的公民社会清算。权力与国家人力资源系统则为整体性的运动来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系统和执行力。灰色经济和灰色政治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他们没有任何的职业操守、视法不见、有法不依，执法随意。这种商业环境没有商业生态可持续性。
如果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如果所谓的“国学与管理”即所谓的中国式管理？那么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所谓“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文化，即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如果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管理”，等同于把祖母的裹脚布拿来炫耀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激光武器！
统治历史三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本质是要求下级服从而对不服从的敌手施以阴谋战胜之。哈佛费正清说“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权利学说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上诉法庭，除了某种抗议和造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谈到儒家， “儒家由于强调和谐，把政府看成统治者人格道德的延伸，因此对异议的容忍空间很小”。 “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
中国文化是阴谋文化，造就了中国管理本质也是“阴谋管理”。费正清在分析“文革”的起因时，把现实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提到朱元璋为粉碎宰相的阴谋杀了四万人，乾隆曾担心朝内有阴谋，同治中兴则以阴谋开始，孙中山更是一生都在策划“阴谋”。费正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政权及其政策混为一谈，反对一个政府或统治者的政策即反对该政府或统治者本身，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派”，于是“阴谋”便成了中国的特产。
总统传统历史中的中国管理，我认为是“内圣外王”的管理，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天朝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难以达成这一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管理。但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哲学语境追索，中国式管理的内功确是超“德”入“化”。基本功是：1，修“心”；2，炼“道”；3，达“德”；4，入“化”。从春秋时代儒商之祖子贡到财神范蠡，一直遵循与民共进退、共繁衍的宗旨、一直到秦代儒商吕不韦，与政治结缘，走上输赢一线间“愿赌服输”不归路。
东西管理的本质异同：与“东西思想模式”的本质异同趋于相同，东方式管理是源于心的“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西方式管理是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融合前进至“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两者并非互相排斥。
中国式管理，说到底，根本还在于人！如果人心不正，不阳光，何谈管理思想辉耀全球呢？！这是“法（逻辑与法理）”与“心（自觉与观照）”的管理造成的差别。“心”不循法、畏法、心中无“法”。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必须发展到“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
理性逻辑与感性判断，演绎真理与实践经验。社会发展在变现代（后现代社会之后）化之后，由于“专业要求性”更加强势，管理必须趋于“西方式管理”即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式样的发展趋势，是现实“万能钥匙式”的基础。在东方趋于“人治”的社会，“万能钥匙式”的出现无异是天方夜谭。它是平台而非独立的人的意义更大。
再次聚焦蒙牛伊利
《中欧商业杂志》主编李明伟对蒙牛伊利与我进行了探讨。以下是部分结论。
李明伟：这个事情发生在乳品行业，大家尤其气愤，因为涉及下一代，其实类似的恶意竞争、陷害乃至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情，太多了，一地鸡毛，归根溯源，是根子烂了，根子是啥呢？文化。现在很多人没文化，文化不是识两个字，而是价值体系，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准之一。
董斌：李明伟先生，您特别强调文化和价值观因素。我也一直非常看重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育。我在这里对文化和价值观进行了很多阐述。但是培育企业价值观需要整个文化体系的支撑。企业价值观是“企业识别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食品企业的认知是负面因素多。正面因素少。为什么？企业识别系统发生了问题、障碍、故障，根子在哪里？归根到底是“文化”。
李明伟：“我是越来越发现，这一切的错综复杂、纷繁紊乱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就两个字——“文化”，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当下，所长远，所猥琐，所优秀。那么文化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一个冲动，一声哀叹。。。“。
董斌：怎么看待中国的“中国企业模式”，我认为，中国企业成功模式，是中国这种特殊的管理环境和管理语境下创造的特殊“打包产品”和“新闻炒作产物”，基本没有可复制性。都在走一条独特的“特色路”。正如国美掌门人黄光裕曾经标榜的国美模式 蒙牛掌门人牛根生所标榜的蒙牛。
李明伟：的确有一批企业是如此，但也有一些企业，在勤恳踏实地耕耘，并有所建树，例如华为，我们称其为“知识力密集型企业”，例如比亚迪，阿里巴巴，海尔，还是很踏实地在做事情，做创新，求突破，并各有特色。
董斌：明伟你说的对，根子在“文化”。我以为，中国企业都应该意识到成长的企业是不断从劳力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力密集型企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执行什么“企业文化”很重要。华为，比亚迪，阿里巴巴，海尔，这四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国际化程度高，可以说其管理结构是西式的。
董斌：言行（言：企业所标榜的价值观。行：执行力）不一，造成了这个情况，核心是没有“企业正向价值观”的利益，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为，再加之付出的法律代价微乎其微。
董斌：这是“法（逻辑与法理）”与“心（自觉与观照）”的管理造成的差别。“心”不循法、畏法、心中无“法”。东方管理是源于心的“观照”和“自觉”。西方式管理是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必须发展到“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 创新与经营是企业管理的“法（逻辑与法理）”，恶意挖角，作伪假冒，急功近利是源于“心（自觉与观照）”，他自觉与观照到“利益”即世界本质和自心本质，所以堕落到“无脑”、“无心”、更“无法”的境界。
董斌：总的说来，人的品质（企业家自身文化意境下的价值观体系语境）决定产品品质。在中国，给人人放权等于人人不对结果负责，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就是实例，自由意志决定于人群及其个体的素质，这种模式实现的唯一要求就是对人力资源素质绝对化程度很高。当然，理论上如果实现，利润不菲，正如瑞士社会，全民皆兵而没有乱象。
董斌：明伟指出了根子烂了，烂在“文化”，烂在基于文化建立的“价值体系”，但是 没有指出“文化”和“价值体系”腐烂的背后，是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政治机制出现了重大的“病患”问题却讳疾言医。
李明伟：你说的不错，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正是需要从文化上去寻药方。
网友：我们商业化中基本还处于镇域经济伦理时期，好象一个乡镇，张家店和李家店死磕的样子。
董斌：你所说的是“作坊式”管理。而不是正规跨国企业的国际化EPR-SPA管理模式“托拉斯管理（Trust Management）”和“康采恩管理（Concern Management ）”等规模化管理——世界性的超级市场模式管理.....
网友：领导格局的缺失，是领导力的缺失，一方面举着道义的大旗，一方面行着蝇营狗苟之事。
网友：价值体系直接涉及到企业的品质问题，如今企业的品质已经不仅仅指产品质量，更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合理正确的竞争手段也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优秀的准则。
Crazy Yong：这种现象是因为社会道德的败坏，诚信的缺失，就我从事的办公家具行业而言，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恶意挖角，粗暴的仿照，急功近利，而不是把精力放在企业创新与经营上，很悲哀。
国美与完全市场资本主义
国美之战更让人看到中国的希望。国美之战看到的正是中国企业从“私”和“家”以及“家族”的利益的“心（自觉与观照）”的“绝对权贵资本主义”走向遵循“财富资本主义”的“法（逻辑与法理）”的企业管理的一个过程。
传媒明确信号指出"索罗斯携近90亿美元驻扎香港"，索罗斯第二次扎根香港？俯视大陆？醉翁之意在哪里？我不认为索罗斯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他只是一匹很厉害的狼，中国这只睡狮，怕的是“狼群”，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欧美狼群金融战斗体以及以达能等欧美日资为代表的贸易战斗体，才是最可怕的“狼群”。
我力挺索罗斯的理由是，在普世价值和资本的逐利原则下，原则上资本的世界是超越地域概念属下的道德正义概念的，所以索罗斯说资本追求的永远是利益最大化而无视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只有利益，因此，在经济竞争中的资本运作下，由法律框架规范下商业世界的原则是公正公平合法理性，就越是彰显资本文明！
国家资本主义、封闭门户、和资产国有化，成为中国资本进行风险防范的一个棋子。地域概念属下的道德正义概念，即国家资本主义，使国家有权按照资本文明的商业规则规定自己的规则和规范，否则就违反了WTO游戏规则。在WTO游戏规则框架下，这也成为中国资本进行风险防范的一个棋子。
在与国际资本巨头的博弈中，索罗斯分别败于香港和俄罗斯。中国只能选择“玩”与“不玩”，“No” 与“Yes”，玩，则必须在在WTO游戏规则框架下确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监督管制监管缺陷、市场规制不成熟、科技竞争力培育体系不成熟，过分开放门户，过分私有化，让一只只会在家里叫嚣的家狗跟狼群战斗，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但我们不能不走出门去，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否则自取灭亡，就像GDP全球第一的晚清。
正如温家宝总理承认并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停滞和迟滞已经影响到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放在那里，而近年来的发展就像李明伟所说的“像一个有着2岁小孩心态的筛金工”，所以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一个接着一个。民怨沸腾。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是一直在贯彻执行嘛！您说的什么晚清，并不恰当。中国出了这么多亿万富豪，经济改革还不成功呀？！ 怎么让广大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才是当务之急！怎么改革也应该首先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受益才对。
当然，中国出了这么多亿万富豪，但这些富豪不是权力阶层出身，就是权力阶层本身。经济改革的本身是把财富由改革开放以前的财富拥有者转移到当代的权力阶层。转移的很成功。当然，在转移给过程中，也给了权力阶层以外的一些人机会，但相比之下，真是微乎其微。实质上，这些人不是与权力阶层合作，就是与权力阶层合租，权力阶层出租权力，这些人负责执行。风险在这些人，利润在权力阶层。
探寻独立商会模式
中国企业家应当有社会责任。《中欧商业评论》杂志执行主编李明伟说：“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责任重大而推卸”。董斌认为，公民社会，企业家要“为小善兼顾大善,讳小恶更忌大恶”，要把“自身责任”与“国家责任”结合起来，肩负国家责任，从实现个人责任执行，去利益社会、回馈社会。
中国近代行业商会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历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力量。发展商会文化是促进商德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肯定的是，民国以前的商业非常讲究道德，如晋商的道德自律非常强势！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家商号/字号（如现今的公司）商业品德败坏，其他商号会联合抵制与其发生业务关系。
蒙牛等事件告诉我们，要建立“独立商会”以进行行业自律，这是个好办法！尤其必须是建立“独立的商会”，该商会必须不受商业界献金魅惑！该商会必须是由新闻界、政府、商界、供应商、生产商、多方参与，接受国际国内社会监督，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把不符合“商德”的企业排除在外，全社会排斥之。
一分为二看通胀
通胀是美国政府责任还是我国政府责任？ 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
很多媒体大肆宣扬“美国输出通胀说”，把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归咎到美国身上。媒体所宣传的 “通胀进口论”，、“美元过多论”，、“游资炒作论”，“通胀利国论”，其根本目地，都是掩盖我国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责任，把公众的不满转移到替罪羊身上去用以愚民和欺骗民众。
2001年到今天，黄金对人民币增值7倍.1980年，美元恐惧指数曾经上升到10%，如今，美元恐惧指数峰值为2.1%，难道还能把美元怪罪为万恶之源？试问，还有比美元更硬通的货币可以替代美元么？去一面倒的 责怪美元，责怪美国政府，起码是不太合逻辑的，起码在一种货币能成长为美元的替代货币之前是如此。 试问，假如美元倒掉，我们的问题就都全部能解决了吗？
“增量民主”的困境与反思
在当今中国行政体系普遍被整个的贪官污吏构成的蛛网蚁穴绑架的情况下，胡所新创的“增量民主”有什么样的“存量民主”体系可以支撑？建立在“存量民主”已经成为“海市蜃楼”里的“增量民主”有什么实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六十一年来，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贫困悬殊的距离，更是惊叹的让人难以置信。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差距，但却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公益团体来安抚贫穷的人，可中国呢？当代中国让人心酸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心寒不已啊。
中国传统政治，并非皇帝独裁政治。造成皇帝独裁政治的是明清两代。正如龚晓跃说，“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在我们一党独大的中国政治情势下，怎样做到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怎样做到“增量民主”或者做到怎样的“增量民主”？这恐怕是个大难题！在此情境下，怎样做到“增量民主”或者做到怎样的“增量民主”？这恐怕也是个大难题！
新闻被阉割，互联网被封禁，阉割新闻造成新闻的失语，互联网被封禁造成真相不明。全国有几万种杂志，能够发出点不同声音，说出些历史真相的有《炎黄春秋》和《潇湘晨报》，这两家媒体受到三番几次的“整”挨“批”折磨也是事实，网站也经常遭封，跌跌撞撞，步履维艰。据传，“上海大火发生后，当局严限媒体报道，到当地采访事件的《新京报》、《中国日报》等国内诸多媒体以及路透社等国外媒体记者，一度被上海徐汇龙华殡仪馆的保安扣留。商业的纯净有赖于新闻监督，因为新闻监督不到位，在事故像星星之火时候不能泯灭，等燃烧到大火，已经无可救药。
管理哲学上的思索
如果你管理的只是一群没有道德良知而有知识的机器，我们大家的盈利都建立在侵害弱者的基础上，那么在人类来说你本身或你的后代很可能不久将来就沦为知识/体力/智力/机会/社会公平上的弱者，成为被整个社会系统侵害的一员。因此，商业道德与文明给予我们的规范，实际是在保护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利益基础。
绝对化机械性管理者可能认为，管理行为可以脱离“国家、民族、社会、教育、文化”体系而塑造成功的“管理”，把人当作纯粹盈利的机器或者知识动物，这种思想要多么愚蠢有多么愚蠢！你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本身也是社会的一员，也可能沦为一部知识机器或动物。从而被更强者糟蹋或侵犯！
培养无道的商业机器实际上是在自相残杀。哈佛大学终生教授、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谈到中国古典思想时候谈到，“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执行力来自强制与武力，但其目的在于抵达终极的伦理文明。
治理“善”的管理中必然要有其“恶治”的一面，治理“恶”的管理也必须存在“善治”的一面。这就叫做“盗亦有道”。董斌认为，不遵循人性的管理就是“无道之盗”，“无道之盗”必然不会长久，这符合西方的管理理论，也符合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