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时期，当时非国民党的候选人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以及吕秀莲等人，在选举期间以黄信介、林义雄和施明德为中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作为共同的选举后援组织。他们不但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等，也正式发表共同政见。助选团的总干事由施明德担任。在助选团的协助下，党外人士发动了庞大的文宣攻势，印制自己的传单、海报进行散发，很快就获得了极大的回应。
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突起风波1978年年底，美国突然宣布与台“断交”，蒋经国获悉后，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像黄信介、吕秀莲这样的党外人士，虽然在地方参选掀起了不小波澜，但随着当局终止原本明年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和斗争。
1979年6月2日，这些党外人士所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在台北正式挂牌，一场挑战权威的新民主运动发轫了。在7月的一次会议上，杂志社确定由许信良任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任副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任总编辑。这个杂志网罗了台湾各派的知名党外人士，几乎涵盖大部分本土反对精英，包括了当时倾向统一的“夏潮”以及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但是主要还是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杂志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这时的施明德重获自由才一年多，他此前因1962年在小金门担任炮兵军官时企图军事政变推翻政权，被以首谋叛乱罪遭投入监狱里15年之久。他在监狱里受尽严刑，牙齿和脊椎受损，从22岁开始就满口假牙。然而，正是这个刚刚被释放的施明德，却又再度投入对抗台湾威权体制的《美丽岛》组建中。施明德和《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民主化目标非常清楚，直指台湾党禁、报禁和30年不改选的“万年国会”。这年8月，《美丽岛》，创刊号即一鸣惊人。在当时台湾尚未开放报禁、党禁的沉闷气氛里，这份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犹如在密不通风的暗室撕开一道裂口，这束光亮立即吸引来无数渴求的目光，一时一纸风行。
当然，《美丽岛》的目标不仅仅是办一份宣传“异端”思想的杂志，他们还要以此为平台成立一个没有名字的政党。随着杂志销售的节节攀升，施明德等人四处游说地方人士，催生了多处杂志社地方服务站，广泛吸收有志青年，并借着集会、演说等活动宣传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杂志知名度不断提高，至1979年11月，杂志发行量已过8万册，杂志社只经数月就在各县市成立了十一处地方服务站。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已初具规模。这在当时，无疑是以身试法，《美丽岛》与当局在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上矛盾迅速激化。“美丽岛事件”于是爆发。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他们还派出宣传车，沿街号召民众准时参加。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布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6时，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的民众已达五、六百人。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于是临时决定改到另一开阔地区，但队伍却受到警察的阻拦，无法到达。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集会组织者再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在集会结束后，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在折返杂志高雄办事处后，双方再次发生扭打，直到11时宣布集会结束，仍有不少民众不愿散去。军警用催泪弹、电棍等强行驱赶，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第三天，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在张德铭、陈继盛等人的协助下，被告聘请辩护律师，最后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分别为江鹏坚、郑庆隆、张政雄、郑胜助、吕传胜、尤清、郑冠礼、高瑞铮、郭吉仁、张火源、谢长廷、陈水扁、张俊雄、苏贞昌、李胜雄，每名被告有两名律师协助辩护。2月28日，发生震惊社会的林宅血案，林义雄母亲及双胞胎女儿无端惨死。3月18日起9天，军事法庭开始审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压力下，除国际知名媒体报道外，政府“破天荒”允许国内报纸刊载审讯过程与被告陈辞。4月18日，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结果，8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有期徒刑，其余6人12年有期徒刑，而帮助施明德逃亡者各判2到7年。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爆发，标志着台湾从一个传统的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具体说来其意义起码有以下三点。
首先，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历史事件，此事使得台湾社会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产生剧烈的影响。首先在政治上的改变最为明显，统治者蒋经国逐渐开放政治上的独裁，台湾摆脱国民党的一党独大，解除党禁、解严、言论自由、开放媒体以及“国会”全面改选，但一直等到李登辉统治时，才开放“总统”直选，民主、人权、自由和主权的价值成为台湾人民前仆后继努力的目标，推动台湾社会从威权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迈向民主化时代，在华人社会中建立了第一个民主政体，也成就华人社会中第一次和平民主的政权转移。
其次，在社会上，此一事件让自228事件以来，整个白色恐怖时代沉默了20几年的压抑，开始有表达的勇气，活络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生命力，从沉闷单一逐渐多元化、自由化。80年代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运动即是最佳的表面征象。
最后，昔日狱中的受难者，领导民进党一步步迈向执政，然而却是由辩护律师世代全面接班掌握政权。民主进步党在野时期中的多数领袖，几乎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中的主要被告群中的一部份人在民进党执政后，成为党内有相当影响力的领导人，如吕秀莲与陈水扁搭配当选台湾当局首位女性“副总统”，姚嘉文担任“考试院院长”，林义雄为前民进党主席，张俊宏为民进党代理主席、陈菊曾担任“劳委会主委”，并于2006年在历经投票前一夜的黄俊英贿选事件，以及选后的选举诉讼后，当选高雄市长。美丽岛辩护律师方面，当年黄信介的辩护律师之一陈水扁，因台北市长任内政绩斐然，获得绝大部分市民的肯定，且长期经营民进党内人数最多的派系正义连线，民进党为求执政，修改党章图利，陈水扁于是于三强鼎立的大选中，以百分之39的选票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谢长廷也曾担任民进党主席、高雄市长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曾任台北县长、“总统府”秘书长、民进党主席及“行政院长”；张俊雄则以高度配合上峰意志的任事态度，两次组阁担任“行政院院长”、民进党秘书长、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
很多时候，监牢里面关的往往就是未来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