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世界经济最大的隐忧,或许不是爱尔兰等某个欧洲国家再次陷入债务危机,而是伴随各国经济复苏不同步引发的全球货币政策不同步。夸张一点说,它正将一个完整的地球割裂为两个“冰与火”的半球。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为治理通货紧缩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国、韩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断收紧货币政策。
这种两极分化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差拉大刺激着短期资本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涌向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巨大通胀压力,并推动其货币急剧升值;而新兴市场国家为了遏制通胀,不得不进一步加息,从而使利差继续扩大,套利交易行为越发升级。如此恶性循环,使得通胀和升值预期被反复强化,最终双双实现了“自促成”的过程。
中国央行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外汇储备大幅增长1940亿美元,远远超过一季度479亿美元、二季度811亿美元的增幅。其中,仅9月份一个月外汇储备就激增1005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最高单月增幅。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显然无法简单用贸易盈余来解释。不仅如此,9月份中国外汇占款增加2896亿元,表明除外汇储备之外,还有大量新流入的外汇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而在中国之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无不饱受热钱困扰。G20首尔峰会前,各国间更是一度形成了剑拔弩张的“货币战”对峙局面。
理论上讲,要让来自热钱从新兴市场国家自动撤出,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实现三个条件之一即可:一是资本流出国央行大幅升息,二是资本流出国汇率急剧升值,这两种情况一旦发生,都会使以套利交易为目的的热钱陷入灭顶之灾;三是资本流出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迅速繁荣,会吸引资本重新回流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并购行业。但从实际情况看,在一两年内,美欧显然还不打算或者无法实现上述三种转变。
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来看,目前治理热钱的一个明显误区就是“各扫门前雪”:无论是中国的大规模冲销式干预或无息准备金“圈钱池子”,还是像巴西、泰国、印尼和韩国那样试图“向国际金融的车轮撒沙子”,即对外汇交易征收“托宾税”或其他资本流动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都值得怀疑,也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热钱的涌入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便新兴市场国家真的能管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或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过是暂时现象。当热钱从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被驱赶到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其实不过是重复“以邻为壑”的鸵鸟政策。因为只要热钱的根子未被斩断,它总会阴魂不散,在新兴市场国家门前徘徊,伺机而动,令人防不胜防。这种无奈现状,或可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热钱魔咒”。显然,要彻底摆脱“热钱魔咒”,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
同时,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角度看,放任热钱在全世界汪洋恣肆,也与它们实行量化宽松货币的初衷相违背,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众所周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央行购买长期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降低实际信贷成本。但大量短期资本流出,使得增加流动性的计划落空,这也是为何目前在美国国内,公开反对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的官员和学者也为数众多,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达拉斯联储总裁费希尔和费城联储总裁普洛瑟等。
由于美欧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目前G20只从发达国家的需要出发,专注于推动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监管和解决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等议题;而很少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考虑,将全球范围内加强跨国资本监管议题纳入最重要的议程。这一方面固然源于发达国家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自私心态;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发达国家看来,对跨国资本监管无异于是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进程的大倒退,因而在意识形态上难以接受。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从西方媒体所用的语言差异上便不难窥见。例如,它们往往把国内金融和资本管制被称为“监管”(supervision);但涉及跨国资本管制时,便习惯性更换为“控制”(control)一词了。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跨国资本监管自然也有其正面意义。在特定时期,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短期偏差,跨国资本监管有助于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的现实压力,避免因货币投机冲击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爆发。2007年,曾长期鼓吹资本自由化的IMF在总结过去30年金融全球化的教训后,得出了一条有益结论:如果某个国家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和机构质量低于重要门槛,就应该对外部金融自由化保持谨慎。换句话说,除非你已经会游泳了,否则就不要跳进河里。显然,新兴市场国家都适用于这一忠告。2010年2月,IMF在一份报告中,更是破天荒地承认短期内“对资本流入的税收及其他限制手段是有益的”,并将其视为政策手段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对资本流动控制的偏见。
然而,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热钱冲击,仅靠新兴市场国家单方面实施对流入资本进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热钱泛滥的始作俑者,美欧等发达国家也应积极配合,从源头上收紧热钱的闸门。这不仅要求发达国家奉行更谨慎的货币政策;也要求它们管好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比照打击国内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力度,对这些机构的海外投资行为有所约束。具体做法包括:针对其海外投资组合中的货币错配情况追加资本要求,对某些外汇衍生品实行保证金要求;对于无交割远期合约,资金流出国和流入国也应实施密切监控和管制合作。
如果发达国家总是只取不予,不能对新兴市场国家当前的热钱困境有所承担,而只是一味让新兴市场国家满足其提出的种种要求——诸如汇率重估或控制经常账户差额比例等不合理目标,那么G20的存在价值和吸引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破除“热钱魔咒”要靠全球资本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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