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对此，国家发改委一官员表示，“十二五”规划从过去追求“国强”转变为了追求“民富”。由此，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最受关注的一大亮点。然而，要谈到具体的惠民政策，以城市化来促进国内为数8亿之多的最大弱势群体——农民的收入增加幅度，并使其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便成为了民富工程的重中之重。

　　在现实之中，意在富民的城市化之旅绝不是那么的阳光灿烂。这其中，我们所有的不只是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尚处试验阶段的、相对成功的典型，更有来自部分地区的、起源于城市化借口之下的对农民土地资产的又一次掠夺，令人十分遗憾和愤慨！。浙江宁海16户村民因征地纠纷发帖相约自杀，尽管在当地政府成立工作组与相关村民进行谈话和沟通解释之后，大部分人关系人目前情绪趋于稳定，但逼使“以命相搏”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使人倍感无奈、辛酸和失望：“我们想这样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如果有办法的话，谁还会这么做？”

　　从中央来说，城市化的本意在于还富于民，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部分官员的行为，却不仅没有体现富民这个本意，反而为了面子工程甚至是一己私利而对农民仅有的土地资产进行性质恶劣的洗劫，这在与城市化紧密相关的制度建设严重缺位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不进一步激化所涉村民的对抗情绪呢？！毕竟，“钱总是要花光的，土地是个宝贝，可以传给儿子。”——它透露出一些老人害怕失去土地后，未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的顾虑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失地之后的农民，既不再是农民，又不同于市民，他们竟然成了的生活保障——连“民”的资格——都带有不确定性的“人”了！

　　再加上恰逢今年的农产品价格暴涨，这便再一次凸现出土地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至关重要性。同时，它也使得耕地作为不能再生的生产资料，其价值在多年的制度安排和人为压制之后，第一次在多重市场因素的夹击下，出现土地定价的部分合理回调或曰补涨。当然，这也不能对解决富民问题产生多大影响。

　　上述此类关于城市化的纠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势将呈现出日益增多的态势。然而我们又必须得承认，历史的车轮行至今天这样一个世事多变的年代，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连专家都始料未及的情况。这不只是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不止于2009年3月之后中国楼市的急速回暖，今年，国内以棉花、蔬菜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暴涨，更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关于价格暴涨，人们在惊诧之余亦将其诱因归结为货币的超发、游资炒作、经济环境，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原因都还只是表象反映，其背后的根源仍然在于，以往单一GDP衡量指标所导致的资源定价机制上的实质性不公。这种不公不仅包括城乡二元式的不公，更包括国家、企业以及个人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不公，还包括资源定价机制上的不公。或许，这也应该是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