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问题研究
栗彦卿
摘要：人力资源建设的实质，就是探讨人的才能的培养、应用和人才管理，以便充分发挥科学与民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关系到科技生产力、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关系到需人环境、养人环境、育人环境、选人环境和用人环境，既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哲学社会科学属性，是个社会性系统工程，不能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只能是急功近利，只能是邯郸学步，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必须科教优先。人民的积极主动性的发挥，思想的解放与创新，能力的锻炼与成长，以权力下放为根本前提。在人力资源建设上，科技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因素和动力，与时俱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同样发挥具有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军，人才培育的手段更具现代化、人性化和全面性，对创新型人才和博而专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趋增加，国与国之间高新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且管理的幅度不断拓展，管理的内涵日趋高级，管理科学发生第二次质的飞跃，管理理论需要系统性总结、提炼和升华，以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促进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
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国各地区之间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一边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边日益形成工业等产业链中的不同角色定位，这决定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竞争问题即创新型人才竞争问题日益突出。要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的安全，必须切实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核心关注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引进。
加强郑州市的人力资源建设，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建设郑州和谐小康可持续社会的现实体现，符合中部崛起的历史性要求。我们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和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两个“务必”精神，全面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时代发展形势，整体梳理郑州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脉络，积极分析研究国内外人力资源建设的的整体环境，借鉴先进经验教训，探索制定与时俱进的中国中原特色人力资源发展对策，给“三化两型”城市建设和文明郑州勾划提供积极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人力资源建设；自然科学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科学与民主；郑州市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中所具有一般劳动能力和创新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体力智力能力的人的总和。它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并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具体表现的资源。
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是科技与民主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体现，是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的具体实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支撑，是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包括了自然科学技术，更包括了管理科学社会科学技术。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又说，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创新教育和终身学习，高端科技人才的竞争、脱颖而出的环境创造，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世界推进和深度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由发达国家引领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的过渡，而愈来愈受重视。后发展国家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是科学与民主第一生产力的竞争，最终归结到创新型人才的竞争。
经过连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虽然戴上了“世界工厂”的帽子，但时过境迁，这与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德国和美国不可同日而语，是以资源和环境做代价的处于当今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中中低端的代工厂，尚不是科技创新型大国。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但已不是荣耀。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和谐小康社会的转型，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愈显重要意义。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先进带动、推动后进的发展过程，是发达国家带动和激发后发展国家不断前进的过程。人力资源建设同样如此。资本主义在近代五百年来一直处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领先地位，由于发展需要而引起对科技和管理等领域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并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型产业向第三世界的转移，随着知识经济的蔓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人力资源建设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重大强国性战略。
由于最先发展市场经济，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逐利性，加上侵略掠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存在，当前依然存在，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高科技生产力上有优势，在资本上有优势，同时也驱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实用主义哲学的现实变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即经过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反复锤炼，其人力资源建设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市场竞争推动力和培养引进机制，其优厚的物质待遇是发展中国家所无法媲美的。
在人才竞争上，发达国家的国内环境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相对安定的国内环境。由于长期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不断的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运动，即国际市场在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结合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资本剥削的重点转移到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债务2009年已增加到一万亿美元。虽然都在发展，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增大，而不是在缩小。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整合早已替代了国家层面上的侵略战争，是现代的经济上文化上的无硝烟战争），大都在国内建立起较高标准的福利型社会，和相对规范的现代民主制度，国内的经济、政治、现代人文文化环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都要规范的多。当然这是富裕者的摇篮，资本家们的俱乐部，建立在继续利用资本和高新科技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之上的。
2.对素质创新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由于五百余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及其经济危机的反复洗礼，资本对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执着追求，推动素质创新教育得到普遍的推广，不论自然科学领域或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得到国家与社会的优先重视，高新技术及现代化管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3.资本和技术移民限制、高新技术保护和贸易壁垒，借以继续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科技优势。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对比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以前劳工缺乏时代并不限制移民的贫富和有无文化身份，现在则是资本和技术移民。以优厚的条件比如技术入股和高薪等，来招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以较高的资本限额吸引诱惑发展中国家的新富暴富阶层加盟，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财富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加剧南北问题上新的不平等。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及地区创新型人才培养、引进与应用机制相对成熟的总体环境，是发达的生产力、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贸易壁垒、贸易保护政策、剥削和仍在继续剥削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近代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及其实用主义哲学文化；背后的深层推动因素，是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中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执着追求，是市场竞争机制即科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鞭策，是高薪和科技入股、资本加盟等股份制生产关系的调整，是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民主，是讲求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此氛围下，倡导科技和学术无止境，推动创新型人才成长、引进与科技发展。
马克思说，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和目的。在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不见的手”对各种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调节，富裕者俱乐部的诱惑，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开拓，推动着素质创新教育的普及，推动着科学研究和产业革命的一次次突进；更借助于高科技生产力上的优势，依旧维持着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维持着国内的比较优越的福利社会，和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上的短周期和低成本。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下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已不是问题。当然这是富裕者的俱乐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在推翻西方侵略剥削的政治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客观环境规定，西方经济封锁和继续侵略的压力，物质待遇相对寒酸，加上千百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遗留影响，社会主义第一大国苏联的高度集中集权影响，政治体制上高度集中集权，虽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但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仍是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人治仍是主要问题，法律法规有很大的改革发展空间，哲学思想文化中长官意志、官本位仍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缓慢前行，因此人力资源建设起步较晚。同时又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和走跨越式发展路子。跨越式发展路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期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如何走法尚有许多的顾虑，并且还有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权不彻底造成的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78年提出，“必须解放思想，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思想解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而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接着于1979年讲，“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因为经济不发展，社会、政治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这个过程达到了追根求源。1980年他重点强调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通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以及稍后的精简机构，以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所以，在1986年总结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同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辨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制度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决定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生产力具有最终决定性；而后者依次都对前者具有适应性和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特别是阶级社会中非常突出的政治上层建筑统治工具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是改革紧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带有强制性和中坚性。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全面协调改革发展的路子，就是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真核。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来了，至于如何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中贯彻施行，邓小平讲的更具体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改革配套，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些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很不彻底。特别是八九风波和误传苏东解体是由于权力下放过快所致，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讳莫如深，特别是邓小平本人也这样，导致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于停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单边发展。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了，官僚腐败加剧，贫富分化加大，社会矛盾更加严重积累。中央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坐大，大力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阻止权力的继续下放，阻止真正的人民民主，阻止发展成果的公正合理分配。素质教育改革提出十余年之久，应试教育依然大行其道，当代国内大学培养不出一流的创新型大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十余年之久，也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内需市场严重不足。教育部长解决不了素质创新教育问题，经贸部长解决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问题，同样，人力资源部长也解决不了选人用人上的跑官要官、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原因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讲话”中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时，这主要针对于国企改革，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不良预期，以及对苏东改革的误传。现在看来，经济发展到适当时机，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在集权依然严重的环境下，内部防右是必不可避免的，加大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并确保改革正确航向的重中之重。苏东共产党官僚集团内部复辟转向就是前车之鉴。邓小平在1982年就讲：“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改革三十年之后的当前，我国反腐的形势更加严重，任务更加艰巨。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在哪里呢？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建设，建立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治制度，让广大人民的民主监督来制约权力，以阻止好人“走向反面”，以遏制坏人继续腐朽恶化，就是要切实贯彻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这就需要我们的人力资源建设，必须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当前国内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认为，所谓的跨越式发展主指高新科学技术上的跨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浅显误读。
相对而言，现代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需求环境，发展中国家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一是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引进的外资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即使引进的高新技术，西方也具有严格的防泄密措施，比较缺乏面向国内人才成长的现代型高科技生产工厂的实践环境和高科技生产工具的支撑，二是落后生产力规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价值理念在人才教育和管理上的消极作用，三是落后生产力条件下人才的成长周期较长，成本增加，甚至一些留学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无用武之地，才能无法施展，无处可展，转而向发达国家寻找发展机会。
对比中外，西方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市场经济驱动型，是资本家主导型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实用性大力推动着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和应用，建立在资本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基础上的国内高福利社会也同样有利于素质创新教育的实施。但是，中国不同，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又是社会主义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也不可能去剥削同一阵线的兄弟国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应用，取决于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但更取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高度。
总之，在人力资源建设环境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我们总体上尚处于学习与探索发展阶段，向发达国家的学习是必须的。同时，还要高度概览两种社会制度的异同，明晓两种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力的差异，自力更生为主，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我们借用的是西方发达的生产力，我们要超越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以便群策群力，团结一致。所以，高度重视依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与腐败，正视国内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知彼知己，谦虚谨慎，既防“左”又防右，切实走群众路线，向处在生产科研一线的亿万劳动人民学习，勇于改革，大胆实践，与时俱进，才能走出符合自己特色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创新型人才建设的新路子，才能后来居上，保证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更快发展铺垫雄厚持久的科技人才基础。
人力资源的建设，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重要因素，必须一一认真面对，通盘考虑。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要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因素，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切忌急功近利，也切忌就事论事，就人才问题而论人才问题。
人力资源建设研究，说到底，是探求人才培养与管理的科学性，规律性，努力培养更多的创新性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由于涉及到生产力发展现状、经济基础、民主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文化素质创新教育上层建筑，是个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系统性社会工程，在探索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剖析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养人环境、需人环境、育人环境、用人环境，以及管理体制，系统思考，总体把握，抓住要点，然后提纲挈领，找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成长规律，建立中国特色的正确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功利性弊端。
我们的人力资源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及管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人服务的？这是人力资源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方向问题，核心问题。思想工作为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全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人才培养及管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切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人民群众，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并融入进科研生产中，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达到又好又快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这个纲。
生产力是客观现实基点，又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关系涉及到是否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现实的生产资料能否为人民大众所拥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切实保证，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不论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两者又都直接决定着政权体制，即实际的政府权力组织形式，人才管理模式，并被反作用。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但指一个国家小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形成，世界在逐步走向高度关联化、一体化，所以更要高度关注发达国家引领的发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后发展国家的实际影响）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改革进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高度，规定了人力资源建设上的需人环境和养人环境；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及机制才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并把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辨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归纳为：“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说：“大工业（工业革命）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经济条件归根到底是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即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意义上决定了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改革进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高度。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更加客观形象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人们不能超越时代，主要指的是不能超越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的基础，它从根本性上决定了人才的成长环境，即需人环境，和养人环境。恩格斯说，就连19世纪初的著名的唯物主义大家费尔巴哈，由于“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因而不能够对日益联系并完整起来向体系方向发展的科学有着客观全面的认识。我国西部昔日闭塞落后的农村小农经济状况和交通环境，决定了一个放牛娃养羊→娶媳妇→生娃→娃再养羊的封闭羊圈论圈子。《人生》中的高家林之所以跳不出小县城的框框，之所以成不了《乡村爱情》中的谢永强，走向梦想中的大都市生活，走向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成功舞台，除了当时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限制外，关键的一条是科技生产力的不发达，及其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约束。春秋时代士阶层的涌现、百家争鸣的发生，重要的一个支撑，是铁制工具替代了铜制工具，生产力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促使人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西方科技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西方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对东方的侵略，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长与传播。
中国改革以来，初期的经济发展以引进外资和技术、以来料加工、以投资和出口贸易拉动为主，并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淘汰的二流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前提下，如此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世界代工厂”所需要的人才，已经不是像西方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工人技术家、发明家，而是具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大量“农民工”式产业工人，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叫人才；而中国的崛起则更需要大量的现代创新型人才。中国属后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总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摆脱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趋向民富国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以低廉的资源和廉价的人力做代价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市场空间换技术换不来国外的关键核心技术，也达不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必须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文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必须以自主创新为主支撑。所以，时代对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中国的三资、民营或股份制企业管理与发展大都模仿西方的起步阶段为主，对工人相当严苛，没有现代西方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产生了大量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侵害弱势群体现象，工人的下岗转岗、农民工的分散和“初出茅庐”、城市化改造运动中失地农民（也必须向产业工人转移）和遭受侵害的市民的边缘化等，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日见下降，话语权日见丧失。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需大量熟练的一线产业工人，和大量高素质的科技人文综合型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同时期中国的大学，以北大清华为代表选拔培养出的少数拔尖人才由于国内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国内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改革状况的制约，成了美英等发达国家科研队伍的第二梯队，且绝大部分本科教育是沿用职业教育的模式流水线型培训本科学生，并快速发展，培养的也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千人一面，只是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比起职业学校毕业生而言，更虚，更不务实，高不成低不就，固有上完本科就不了业再接着上职专的怪现象，素质创新教育举步维艰。同时职业教育也日见萎缩。这显然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人是趋利的，现在大都偏好本科教育，是对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时代的资本对工人更严苛剥削“血汗工厂”的扬弃，是对进入白领知识创新阶层的追求，更是后发展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2009年沸沸扬扬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风波，就是当代中国一线绝大部分产业工人实际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之所以出现教非所需、培非所用的现象，是由于始终困扰着中国教育的官本位思想、及应试教育模式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是由于大学们在忙于扩招、创收、赶政绩、急功近利，卖文凭，一切向钱看，至于是否落实了创新教育，是否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则太长远，只看眼前。因此，出现“钱学森之问”是必然的，中国目前的大学没有培养出当下社会所亟需的创新性人才。所以这只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不是人才的浪费。中国人民看到了感受到了，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开拓型创新型高科技领军人才，同时也要培育一定比例的现代优秀产业工人，以此带动自主创新知识产业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涉及到了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但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于权力的依然过分集中，在本文下一环节探讨。所以，随着资本的两极分化作用在世界市场中的推进，随着二十一世纪初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肇端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特别是面对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中国迫切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需，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希望引进先进技术向不得不以自主创新为主，由此引发出对创新性人才的社会需求，对创新性人才培养与管理的再认识。这就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再生环境，即养人环境。这既包括在既定的地理环境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限度，涉及到计划生育问题，还包括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生产工具、科研条件和传媒教育条件对人才发展成长所提供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马克思说，人不能超越时代，既指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才需求的界定，也指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养人育人环境的最终局限性。比如，要嫁接他国先进的民主政治与思想文化在国内立足开花，就必须研究支撑先进民主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生产力发展平台，结合国内的生产力实际发展现状，探索切实可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路子，来部署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体制的一揽子渐进式配套改革；否则思想文化的交流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马克思又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人常说，管理工作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说它是一门科学，指其内涵的自然科学属性，经济基础属性；说它是一门艺术，指其内涵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上层建筑属性。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仍是基础，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交通通讯工具的进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组织中的中间管理层次逐步减少，管理的幅度逐步增加，管理的容量不断扩张，金字塔由陡峭型向扁平型发展，管理的内涵由重策略向重战略转变，日趋提升，逐步高级化。经过连续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提高，交通通讯工具获得最新进展，过去一个人靠双脚走动可以管理指挥六七个人，现在靠飞机电波网络等走动方式一跃到可以管理指挥二三十人，甚至更多，可以世界各地设立分公司并管理，且只要这个管理者的知识面足够宽，心理足够谦虚，制定的规章制度足够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与时俱进，管理的下属容量还可以继续发展。泰罗制是市场竞争环境中催生的一种有效的提高体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它的真正发挥威力，是在福特制诞生和广泛应用之后。福特制流水线的特点，一是把生产汽车的人工可以直接就近操作的半成品加工工艺过程，按照先后次序有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工序——生产线，或者叫装配线，每一道工序都由特定的人去完成，一步一步地加工；二是每个人只需要做一样事，对自己所做的事都非常熟悉，高度专业化，这样就会加快生产速度，且尽可能地加快汽车装配线上传送装置的运转速度，使装配线旁边的工人高度紧张而又迅速的完成每一个动作，从而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如此，一条简单明了的流水线，无形中牵制了管理了线上所有的工人，节省了先前的多个监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催生了管理方法及理论的新的裂变。这对于找到提高脑力劳动的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987年党的十三大讲：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个历史阶段，主要的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占统治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力的落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侵袭到对人才的思想教育培养领域。因此，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经济建设是时下的中心工作之一。
生产关系的改革进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科研素质创新教育的建设高度；它也直接关系到发展的生产力能否为人民大众所拥有，能否充分发挥亿万科研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积极主动性和创新性，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源建设上的养人环境。实际上，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在一国的小范围内，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不论是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都受到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所决定。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最原始最基础性动因。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物质利益；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最终也是为了物质利益。人是物质的。
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分配和消费，政治上层建筑更直接决定着分配和消费。一方面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指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着这个发展阶段的消费水准，属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是怎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指生产关系）决定着分配的依据，即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差别，虽然生产关系主要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在阶级社会更受阶级力量即其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总体上属于自然规律，也属于社会规律。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里的封建主社会，既包括庄园制的农奴自然经济和地主制的小农自然经济，也包括封建主的特权制度，这里的工业资本家社会，既包括资本家所有的工厂制生产关系，也包括资本家的金钱专制制度，政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决定性能动反作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特权社会，按特权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以大力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按资源要素贡献率分配，尤其按资本股份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保障，国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为主导，主张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补充，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且集体所有的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平等的社会，过渡到按需分配。所以，马克思说：“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又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是对上一句话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诠释。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这是其一，最终性的；同时，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状况（这里既受地域性生产力发展状况影响，更受近现代资本主义开拓与建立世界市场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村落，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日益增强）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建设水平，又直接反作用着决定着相应的生产关系，这是其二，直接性的。因为市场经济下生产力的发展是以资本的剥削为前提的，是不平衡的，也就决定着世界各国政治上层建筑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模式不是千篇一律。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探索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崛起时代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第二个发展模式。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它的确立和发展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及进一步深化以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即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现实改革进度；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从国家政权统治工具的角度规定了我们生产关系的改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此引发了如下的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改革调整，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获得了“世界代工厂”的称号，生产关系上向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股份制集团化看齐，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日见上升，国家的整体实力逐步靠前。但是，也不要高估，同样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官僚腐败也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并日见严峻，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权钱交易；改革后期经济单轨运行，片面发展，而且往往是以牺牲环保、透支资源、纵容腐败，甚至搞“血汗工厂”，严重奴役劳工为代价，形成了少数权势富贵为主体的既得利益暴富群体，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产生并积累大量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收入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据2010年9月份的《半月谈》杂志统计，中国富翁的三个来源中的一个是红色家庭，一个是亦官亦商团队，一个是草根出生的富翁。由于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社会，自然、科教等各种资源大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权势富翁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主体，其巨大的腐败和灰色收入是隐性的，草根出身的富翁相对较少，其劳动及剥削致富收入是显性的。这从中说明了改革以来的问题之一，是官倒，是官僚腐败，是官商勾结，财富在既得利益体制内循环日益明显。国家在2007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种粮实行直接补贴，减轻农民负担，但“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农民继续增收困难。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出4万亿的基础建设资金，以积极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以达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的，虽没有全部到位，但效果是有一些的；2010年“新农合”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十年来逐渐积累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中的就业难和看病难问题，上学难与住房难继续存在。官商勾结导致的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制造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最大“土壤”。2009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只是遏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并没有停涨，远远低于民众预期，有待继续实质性深化。而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尚没有下文，处于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底部的绝对多数民众翘首以盼。
2010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家明、吕国荣的专著——《你在为谁工作》，科学地说明了生产关系的股份制改革，对提全体高员工生产与管理积极主动性的重大决定性作用。
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继续调整和完善财税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促进劳动者财产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发挥劳动者主人翁积极主动性，推动创新型人才和科技成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政治制度的决定性能动反作用。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又是经济的最集中体现。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科技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阶级团结、建立武装军队、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更是一种物质力。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是关键的，首先在过渡时期举全国之力逐步实现了党的“一化三改”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次，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再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实施，充分发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基本实现了几十年来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温饱问题；最后，城市国营等大型工厂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抓大放小举措、和股份制方向等管理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国营集体企业的活力，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工业消费品买方市场现象。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督促保证下进行的，都相当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所共享。
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还存在明显的阶段性，比如国有企业同样加入到投机行列——房地产暴利产业，绝大部分民众尚无财产性收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当前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已基本不能适应工业化转型的发展需要，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还比较混乱，向新的生产关系方式转变还处在理论探索和试验阶段，政府尚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导，村社等不法侵占农民利益问题比较突出。
生产关系改革涉及到是否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现实的生产资料能否为人民大众所实际拥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能否切实保证，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直接关系着人才的成长环境和发展平台。
涉及到人才辈出、思想创新和选人用人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乱世出英雄，乱世出思想。劳动人民不希望世道混乱，有历史民谚“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为证。但是，我们要高度关注和深刻研究乱世为什么会出英雄和思想的机理？以此作为和平时代创新型人才与创新性思想培养的基础和借鉴，给时下的人力资源环境建设提供积极的参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近代清朝灭亡，军阀割据，华夏大地四分五裂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才辈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走在爱国的最前列，痛悔中国古代二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的流毒，广泛学习借鉴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准备了积极的文化、干部和组织基础。
反复考虑，还是那句话，叫做环境造就人，人也创造环境，实践出真知，能力是锻炼出来的。总结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现象，以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等等，它们的特点，一是生产技术有新的大的实质性突破，或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由于民族地域间交流活动范围的突然扩大而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碰撞，灵感的激发，推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生活水平有大的进步，催生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上更上了一层楼。这是物质背景。二是存在多个大致势均力敌的政权，民族国家不统一，政局不稳定，在此基础上各统治阶级忙于战争，忙于争夺地盘和统一，相对放松对人们思想的管辖与约束，相对渴望真才实学的人才的涌流。曹操就说，乱世用人求才为主，不拘一格。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活动地域的开阔，产生了一个拥有一定生产资料掌握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新的阶级，它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联合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反抗不合适宜的旧的统治旧的制度，催生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高潮。这是政治背景。
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民主政治建设直接涉及到思想的解放和权力的下放，涉及到人人主人翁积极主动性的是否发挥，应是时下的两个中心工作之二。
1984年以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指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一方面，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陷于事务主义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基层缺乏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途径是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应当在其他方面在全社会各个领域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必须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反对违背和否定这一制度的各种错误倾向，防止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要积极适应后发展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跨越式发展的特殊的较高标准要求。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要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需要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科学民主型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与时俱进，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带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措施，促进干部奋发工作、能上能下。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和方法。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调动人民积极性、增强党和国家活力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人才涌流人才辈出现象不可能出现。
非常明显的例子，我国改革前的大锅饭体制让人上工上班大呼隆，三个和尚没水吃，改革后的责任制让生产资料产权界定，让人早出晚归，兢兢业业。民主制度最能激发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创新性，是一个反映和代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政治文明层次，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能动反作用仅次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也是直接的经常性的当前的发挥决定性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
改革之初，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指出，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激发人民大众对经济生产和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带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跨越式发展。
实际上，如果说中国上一世纪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力，那么从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也导致了改革后期的相对停滞，甚至严重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80年代中期以来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经济发展，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周期性的市场疲软、通货膨胀，是阶段性不断放权与官员而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经“89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早已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89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经济生产力发展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1986年，邓小平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没有继续前进，也无形中收回了自己曾经的铿锵的根治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主义官僚腐败严重的改革承诺。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就呈现经济疲软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更是一边一线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内需市场严重不足，一边权贵富商既得利益群体相互勾结、腐败和灰色收入日益发展，以此为主体消费者的国内奢侈品市场直逼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自己的经济危机。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动力和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现在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生产力的不发达和传统的政治集权统治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统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统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力于民”的模式，不仅将使官僚集团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特殊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笔者就曾面对面接触过国内一家关于领导科学的知名核心期刊主编，我跟他谈“钱学森之问”，他说，要人才干什么？人才又不好管理，这样（当前的中国社会腐败严重、贫富收入差距高度拉大、社会矛盾严重积累、社会治安高度不稳状况）不就挺好么。2010年10月，《半月谈》杂志盘点近期雷人官话，最冷酷——国家发改委官员：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现在加息难以控制通胀，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最无耻——江西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最恐怖——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从中能折射出什么？折射出了权力的极度傲慢与病态般的张狂！折射出了一种荒诞的现实：一是官员们不知宪法和法律为何物，以权自恃，蔑视、践踏公民权利；二是执政理念异化，老子天下第一，认为本官就是政府；三是不信苍生信“风水”，刚愎自用，以土霸王自居。权势既得利益群体者的严重右倾面目由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说：这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8]
又说：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9]
这都表明了生产力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明示了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渐进性、阶段性和台阶性，同时也事实地启示了我们：经济社会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全面整体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已经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今天，要想又好又快地实现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地全面配套改革，任何的单边行动、一条腿走路都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不可持续的，起到近期的短期的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的，是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生动活泼健康有序的民主政治平台的建立和保障。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20]这个讲话的积极意义，在于思想解放，创造一种宽松活泼的政治局面，让实用型创新型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这个讲话的局限性，在于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在于理想地使领导干部们成为伯乐去发现千里马，而不是与时俱进地改革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靠现代性民主政治制度本身去创造公平竞争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条件。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世袭制和各种变相的世袭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种愿望是一种空想。
是讲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讲落后的封建官僚主义，还是讲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的用人机制用人环境对思想解放理论创新至关重要，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成长和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前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后，我国确立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八九风波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精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是权力下放，由以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和主要部门垄断行业，形成了这些部门与行业的高度集权和垄断，还没有实际地下放到科研生产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身上。在经济快速发展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期，放权的阶段性，后期政改的严重滞后性，依然是集权体制，集权体制由中央过渡到了地方和部门，公权力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权力寻租相当严重，官僚腐败大量滋生，侵害弱势群体事件普遍出现，并助推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内需市场的严重不足和社会矛盾的高度积累，决定了三十年改革成果的阶段性，不彻底性。党中央虽然三令五申重视反腐，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但是，这种反腐仅重视了思想教育、个别惩处，民主制度由于地方和部门主要权势既得利益群体者的阻扰，迟迟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侵害弱势群体事件多有和普遍发生，地方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并全力暴力阻扰群众合理上访。近年来，公检法等专政机构几成了地方部门官员们暴力截访、暴力维稳的手中工具，暴力统治民众的常用手段。2010年10月，有研究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这种官僚专制腐败局面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不利于人民大众主人翁积极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对科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起明显的消极阻碍作用，对创新型人才建设起到明显的消极阻碍作用。2010年年初，刚刚故去的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曾多次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出“钱学森之问”被公之于众：“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反观60多年来，我国培育的世界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屈指可数。这也是钱学森的临终遗憾。人才发展问题是攸关国家兴衰的大问题。但是，病源何在？且看以下具代表性的资料：2010年3月，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在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落差引发代表委员强烈关注：劳动性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占比过小、垄断行业与普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养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非改不可。2010年4月，由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其中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可以直接享受（而不是先奉献）现代生活。2010年10月，广州为了多些和谐因素，保证亚运会的顺利安全进行，市领导集体接访，就出现了上访市民络绎不绝，有的市民为了向市长反映问题，排了三天队。这不单是广州一地的社会问题挤压，很具有普遍性，全国都一样。还有，近年来，公务员制度改革以来，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们蜂拥而至，拥堵在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上，做梦于升官发财路上，自主创业劲头严重不足，创新精神少显。至此，应该明白，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需要的核心环境，应是公开公平公正、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制度平台，是科学的人才评价和选用体制，而不是依然严重存在和核心制约的集权体制、官僚主义及官本位价值观。是官僚专制集权、官僚腐败严重毒化了当前的社会风气。由此而带来日益高昂的房价，带来了上学难，看病难，毒化了年轻的一代，使之集中于公务员的考试独木桥上，使之绝大部分倾向于嫁给“富二代”，直接享受现代生活，使之缺乏创新精神和吃苦精神，使之难以创业就业。
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是在苏联和中国建国初期科技生产力极不发展人才极度缺乏条件下斯大林毛泽东所说的话。随着相对和平时代的来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历史背景的转换，干部的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弱化，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的建设。无论是近前或是长远，起直接和最终决定性的是科学与民主。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除了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不都是对头，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首先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各级政府，砸烂公、检、法，然后肆意胡为。也不是说毛泽东不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很注重发展“大民主”，关键是方法不对头，关于个人崇拜及权力崇拜上，关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是非等重大问题上，他就没有民主。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在一个泱泱大国，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没有大的挫折。邓小平明晓中国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滞后，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在改革的后期，在官僚腐败趋向严重的时候，由于顾忌苏东共产党倒台的巨大外在不利形势，更由于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日益坐大，错失权力继续下放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自己本身也没有深入践行改革之初的既定方针，没有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政府官员约束指责基层民众的借口和手段，而对上层领导干部本身约束力不大，甚至于基本没有。一把手负责制，领导说了算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官僚主义和官僚腐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改革的不彻底，是时代的悲哀，是第二代领导人个人的历史局限。江泽民等后来者在政改上仍是噤若寒蝉，原地踏步。即使2009年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程，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还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全国局面波澜不惊，依旧是老样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如果说有改变的话，地方的村社多了许多条推进“4+2”工作法的横幅和标语。所以，在逐步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的今天，在逐步接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如果还迷信于斯、毛建国之初特殊条件下所说的个别话语，这就是新的“两个凡是”，新的盲目的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新的思想不解放。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切实感觉到：有一个好制度比好领导更重要。
由于我们在现代世界上的特殊位置，与西方接触的相对较少，还没有很好地认识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知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前进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性的，是宏观的，是长远的，是根本性的，必须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不知道上层建筑民主政治的与生产力发展而俱进对社会前进的作用同样是决定性的，只是这种决定作用是伴随依附性的，是微观的，是当前的，是务必性的，是阶级社会中充分发挥阶级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必须途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年代如何发挥阶级斗争在历史前进中的直接推动作用？如何发挥集体人多力量大的后发优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力量，别无二途。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缺一不可，民主政治更具现实直接决定性。
人力资源管理，必须用制度管人代替人管人，且必须用与时俱进的公平与效益相结合的科学民主制度管人代替人管人。中央劳动人事部某处长说：最大的腐败就是吏制的腐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靠制度！光立个制度还不行，老百姓不光要结构公开，还要求程序公开。不是你这个人不错，提升对了就行了，百姓要问你为什么能当这官，你怎么当的，这过程得公开。宋德福说：选拔干部就是要避免一把手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不出毛病的，要用制度来保证。关于竞争上岗，宋德福部长归纳过5条：一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要公道、正派；二是要开阔选人用人的视野，不搞论资排辈，创造竞争的氛围和机制；三要避免一人说了算；四要克服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缺陷；五是靠政绩、实力、真本事晋升，不许拉关系走门子。这种竞争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包括公推公选，还是少数人选人，还是在少数人中选人，基层民众尚没有真正参与到干部的选拔、任命过程中，还对公权力的监督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中央纪委监察部2009年10月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当天，举报电话因举报者过多而打爆，举报网站因访问量过大而系统瘫痪。据官方一年来的举报和查处力度统计报告，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2009年超百万元贪官数增加19.2%。至于真正彻底查处的，仍然是九牛一毛，实在是掩不住了才查，警示作用不宜扩大。2009年12月人民网人民论坛以“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为题，分别向10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8100多名网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居10大挑战之首；“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以80.6%位居第二；第三为“基层干群冲突”占63.2%；“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排列第四，占62.8%；第五大挑战是“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占61.7%；第六大挑战是“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这是真实的人民心声，是对当前一系列社会突出问题矛盾的最直接根源——公权力过分集中的最真实反映，是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民主政治深化改革的最强音呼唤。
在改革以来直至当前依然是一把手说了算的大环境下，在此高度集权的大环境下，大部分人才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向权力靠拢，向资本倾斜，而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收入状态，终日疲于生计；还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才随波逐流，挖空心思，致力于投机钻营，跑官要官，升官发财，或者狼狈为奸，只管自己发财，不管他人洪水滔天，与社会和人民为敌；一部分不愿就范于“潜规则”“不听话”的人才被迫默默无闻，老死巷间；一部分不甘寂寞的人才通过各种途径出国寻找发展机会；还有一部分人才自甘落后，当和尚撞钟混日子；像袁隆平那样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为民族振兴、为国家崛起、为社会发达做奉献的人才极少。
是领导说了算的体制，是官僚体制，造成了一方面我们的人才确实不足，同时却存在着对现有人才使用不当，造成大量人才浪费的不正常现象。一个最典型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我国当前县级以上的各级党政机关下属的政研室、社科院等决策研究机构的职能错位和人才浪费。政研室、社科院的基本职能本应是为辅助政府科学决策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展政策研究，但在现实中，许多政研室、社科院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替领导人起草讲话稿，或者为宣传当地的政策与形象写新闻稿，变成了领导的文秘班子和宣传班子。即使相关专家提出了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决策建议，由于官僚体制，往往得不到恰当的重视，当前的专家咨询制度和相关专家的选择，也由于领导人的意见好恶而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微观的直接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符合类似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式的管理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原则，既能充分发挥每人的积极主动性，又节约管理资源，减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人管人,就是管理者通过对职员的知识、技能、性格、要求的了解，经过交流和沟通，从而达成有利于组织整体成长和创造价值的管理方式。人管人时，由于管理者需要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员工作出详细了解，所以往往未能顾及周全，同时又受管理者个人阅历和能力的局限，使得管理团队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需花费较大成本，并影响双方的工作，最终效果只能是累死人。尤其是在国家社会管理、现代大型跨国集团管理层面上，随着管理台阶的逐步上推，管理者的职位与权力越来越大，所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宽时，或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更加复杂细化时，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增大到一定极限，仅仅靠一人或是小团队的个人管理能力，已经不能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协调组织资源，管理者往往会左支右拙、分身乏术；依靠官僚机制只会助长遇到问题层层上传、甚至互相推诿扯皮，管理机构虽然庞大，真正管事的人不多，而真正捞利的人又无处不在，问题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腐败大量滋生，下级员工的运转靠领导的推和拨，官僚主义后面紧跟着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和虚假政绩。
人管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讲，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所规定的古代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专制集权时代的普遍的管理模式，也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带有普遍性的管理模式。那样的时代，一是交通通讯不发达，二是人的综合科技素质的局限，最主要的是国王、帝王一人“家天下”的限制，是封建集权专制的历史影响，最高管理者不可能完全信任那一个人，由此派生大量的互为制约的官僚队伍，管理是滞缓且低效的。即使是用制度管人，这时的制度，也是少数特权阶级为其本阶级利益制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受压迫者劳动阶级只有被动执行的义务，并不能够也不想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
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深入发展，科学和民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在全球的纵深推进，知识不再是有产阶级的专利，工人阶级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得到巨大的提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向信息社会跨越，社会分工走向高度专业化。要缓解古代专制制度下甚至资本专制下人管人带来的这种消极被动压力和巨大财政开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管人。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规章制度管理的要求开始出现并逐渐迫切，管理者开始不断追加制定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是所有成功团队或企业共同的特点，规范的制度是组织的整体运作必不可少的软件设施，也是其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石。这时的制度亦不能再单单是少数特权阶级制定的制度，而主要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即民主方式制定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体现的是绝大部分人的共同利益诉求，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包括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民主带有很大的金钱局限性，初期是国内少数资本家的民主，后期，经过工人阶级的长期和巨大斗争努力，随着资本家的部分妥协，工人阶级也在逐步工联化，明显右倾，随着资本的巨大输出，发达国家剥削的主要对象日益着重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是国内大多数资本家的民主，包括富裕起来的“工人阶级贵族”。在这种环境下，制度管人得到普遍的推广与发展，且被管理者不再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是相对愉快积极主动地遵守，创造性能动性得到较大的发挥，管理是迅速高效的。
用科学民主的制度管人，就是管理者主要依靠经过民主科学程序所制定的制度，通过制度的指导和约束，来维护团队或企业利益，从而节约管理成本，以实现其管理目的的管理方式。通俗地讲，规章制度让每个职员知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事的目标和程序是什么；该做的事情做好之后应得到什么样的奖励，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之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在科学民主的制度规范下，管理者不再早晚强调队员或员工应该如何如何，也就节约了时间；队员或员工一开始就知道在这里自己什么能做或怎样去做，什么不能做，不用再去百般思考自己会否因为怎样而被处罚，而且，这样的管理制度是经过民主科学程序制定出来的，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制度规范了员工的日常行为，节约了管理成本，把人人当主人，充分激发每个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步调一致，有利于提高团队和企业效益，提高组织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所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环境变化，不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大小企业，应该通过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逐步提升员工的基本职业技能素质，并授权给较低层次的员工决策权与解决问题的权力，充分发扬一线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形成积极健康的活力和凝聚力，进而提高国家民族、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办公日益自动化，扩大了人们的直接联络范畴和视野，并促使人人积极学习以与时俱进，掌握先进科技，这就势必造成中层管理者成为多余。微观的直接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在生产力获得较大的进步基础之上，建立在员工基本素质的较大提高上。福特流水线生产以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从物质上硬设施上科学规范了组织了同一生产线上的各个工段员工的生产活动；只是这样的生产要求员工知识高度专业化，单调枯燥化，知识面相对狭窄。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即不但在生产环节，也包括决策与管理环节，人人参与，公开公正公平合理，正是从民主管理上软设施上，科学规范了组织了各个生产及管理领域的每个员工的生产活动和管理行为，要求员工不但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面，更需具备相近的甚至不同的多个专业的系统知识面，和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社会公德素养，面对一般性问题可以按部就班，自己决策处理，遇到紧急特殊情况可以独当一面，临危决断，遭遇重大权限问题时才报告请示上级。这样的管理把员工视作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主人，生产权力和管理权力得到充分的尊重，既减少了中间管理环节，且工作内容趋于丰富，工作形式趋于积极主动，符合以人为本原则，既能充分发挥每人的积极主动性，又能节约管理资源，减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古代近代，以量的管理为主，科学的管理思想是泰勒、法约尔和韦伯的“经济人”假设，以效率为中心，把人当物；现代管理思想是“社会人”，以人为中心，量、质并重并逐步以质的管理为主。随着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跨越，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仍是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交通通讯工具的进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管理的幅度不断扩充，金字塔由陡峭型向扁平型发展，管理的内涵日趋提升，逐步高级化，战略化。
总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掌控着社会主要的财富，是政府主导型社会，社会建设的好，是政府的领导功劳；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调，也必须从政府自身的建设上找主要原因。之所以现在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大师，在于喊了十余年的素质教育落实不到位，官本位思想仍占主流；而后者的根源，还在于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坦言的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上，虽然改革三十年来的放权与干部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权力过分集中引发官本位价值取向，其引导的培养的，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应试教育，远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要求。同时，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权势既得利益群体逐步坐大，成了当前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首要阻力。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事实上，在改革进入中期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改革的这种实践首先导致了一大批官僚的腐败，官僚的富裕，由于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地方和部门一把手们高度集权导致官僚的大量腐败直接毒化了社会风气，假冒伪劣从生产领域，发展到行政、公、检、法层面，更深入到科研教育思想文化上层建筑殿堂，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向钱看、个人主义和低俗媚俗越来越盛行。因此，说文化商业化、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享乐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进来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谎言，或者是别有用心，在推卸责任。当然，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的不良东西是否传进来一些？这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归根到底在起主要主导性作用。苏联的复辟就是苏共内部官僚既得利益群体的杰作，绝不是西方和平演变所能奏效的。中国当前的社会风气不正，主要在于共产党执政党的党风很大程度上的不正，少数权势者首先“官倒”和腐败，首先崇洋媚外，生活特权化，随之腐化甚至堕落，党风的不正直接高度影响了政风和民风，造成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迫使很大一部分人才疲于生计，助长了很大一部分人才致力于投机钻营，升官发财，挟持了很大一部分人才默默无闻，老死巷间，驱使一部分科技精英走出国门寻找发展机会。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以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中国直到目前为止，仍然相对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2010年9月份的《半月谈》杂志关于中国富翁的统计，三个来源中有两个是官员身份，就是一个铁的证据。
思想文化理论建设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思想文化教育，关系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系到国家民族集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竞争生存力。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可以为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振兴提供智力支撑。消极腐朽的思想文化，奢侈腐化，靡靡之音，可以败坏健康的肌体，阻碍社会的前进，甚至被动挨打和灭亡。一盘散沙，与事无成；柔和钢筋水泥，可以铸就铜墙铁壁。对我国而言，先进的哲学思想文化建设，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先进理论掌握群众发挥作用的过程，因为只有众志才可以成城。
先进文化的先进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文化的有力量，不在于旧风俗，不在于保守落后传统，不在于帝王戏，不在于“晴天”戏，它是“知识就是力量”的翻版，是“团结就是力量”的另一种说法，是科学与民主内涵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具体作用体现。一、在于先进科学技术可以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对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提供巨大的生产力物质支撑，最具有决定性的物质支撑。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素质创新教育，以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科技文化素质与创新素质的核心原因，使得学校教育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产业，最具发展力最阳光的产业。同时，也使得科技专利等知识产权贸易成为当代仅次于教育的第二大产业。二、在于文化思想中的先进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对人类社会科学与民主的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对人们日常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改造世界的行为方式等生活生产方式的引导指导作用。俗话说，大海航行靠舵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舵手、车头不是指某一个领袖、某一个领导人，而是革命的理论导向作用和先锋队的模范带头实践作用的代名词，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与民主的先进科学理论工具的代名词，是不断认识把握规律和方向、一步步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的正确导向的代名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三、在于文化休闲娱乐对人们日常科研、学习、生产等活动之余的缓冲作用、艺术熏陶和心理休养的调整作用，使得德智体音美全面协调发展，使得休闲娱乐旅游成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日益发展的最大产业之一。适度的休闲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渠道。
先进文化的先进作用如何在现实实践中切实发挥呢？先进理论非常重要，但它必须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大的威力。其掌握群众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必须由先锋队、执政党模范带头推行，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必须推行先进的民主制度以达实事求是，符合现实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且按生产力发展规律办事。因为理论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远离了实践的理论，没有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的理论，或者领导干部言行不一，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理论就是大话，就是空想，就是空中楼阁，与基层人民的生产科研实践及生活有很大的距离，不现实。其实，譬如泰罗制管理，有了福特流水线作业，有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才引起人才管理的革命性变革，才从理论走进实践。与时俱进的规章制度，依法治理制度，必须基于群众路线、民主程序制定，具备人性化和科学理性的内涵特征，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公开，透明，才能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中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完善，这时才能产生具有类似于流水线作业而引起的人才的辈出和人才管理的革命性变革。好的理论的创新发展，好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前进水平，取决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追求的实事求是，第一就是不能脱离群众。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事关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关键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权力下放，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根治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官僚腐败和官本位价值观，让全体人民督促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使之带头扭转党风，净化腐败毒素，促进社会风气向好。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7]当前中国法律上书面上的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各级党政机关的少数核心权势官僚，帝王文化腐败文化应试教育就是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文化。基层民众对官僚主义者的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十分反感，政府的公信力多年来在逐步下降，而不是在逐步上升。这就是最真实的现状。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28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与民主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进而精神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科研教育和民主政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但精神文明建设上不去，经济建设也将没有后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正确航向也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国家要从战略上政策上、资金上保证这些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这些事业的发展。
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必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群众评议为核心的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健全干部双重管理体制。推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适合国有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提高年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一句话，就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权力下放，切实建设实行人民民主政治，让人民民主督促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掉官本位价值观，认真走群众路线，促进党风好转，带动政风和民风的好转，从而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化氛围，教育引导人民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和谐可持续建设的康庄大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三个（以前是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现在的中国，深刻认识到，近代以来的被侵略与挨打，都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和不思进取的苦果。而建国以来的西方对我国的封闭，属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首先打破这个铁幕，与美国建交。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视察北京景山学校时指出，我们的教育发展方向，应该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决然开动对外开放的新纪元。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又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紧跟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步伐，一方面，积极派出大批的留学生、访问学者、考察团队，直至中西方官方科研院所的联合合作科研、联合办学，和民间的联合合作科研、联合办学，认真学习汲取西方的现代高新科学技术，高新管理科学方法，认真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现代化所亟需的创新型人才；一方面，逐步加大政府企事业以及科研单位的部分岗位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招聘力度，增加优惠条件，加大对海外学业事业有成的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度。碰撞才有思想的火花闪耀，交流才能对比分析，总结经验，借鉴先进，积极培养和引进开拓性创新型人才，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跨越式发展。
由于我们的生产力还相对落后，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核心科学技术还严重不足，特别是由于落后生产力所决定的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论是生产关系的改革，还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与时俱进改革建设，均处于初级阶段，尚很不彻底。当然，这里的关键因素，人为的因素，还在于公权力的过分集中，在于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日益坐大，严重阻扰着政治体制的继续深化改革，阻扰着公权力的继续下放，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难以落实。由此而导致了资源与环境的短缺恶化，导致了官僚腐败的高度膨胀，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严重拉大、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导致了社会群体性事件、暴力事件的逐年增加，导致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困难，等等，导致了我们的社会远不是一个和谐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就直接影响了对海内海外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影响了对海外富余资金的借用。甚者，据华龙网(重庆)2010年5月31日的有关报道，德国男子卢安克在广西支教10年，为中国乡村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只因在媒体上经常谈论有关“中国教育问题”而被迫离开，卢安克的博客被广西有关部门要求关闭,与其谈论“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话题”有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外开放吸引海外人才的败笔，影响是恶劣的。
正确处理人才培养与引进的关系。人力资源建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保障，更是目的，主要包含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对于人口大国的我国而言，人才的引进可以，但大批量引进不现实，尤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相当尖锐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严控对社会主义的高科技贸易时期，在社会主义尚处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时期。所以，东西方都认识到了创新型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性，都在抓紧创新型人力资源的建设。而根本的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策略，还是人才的自我培养，自力更生。
总之，吸收到优秀人才，使得人才汇集；充分地利用优秀人才，使得人尽其才；持续地发展人才，使人才的发展始终与事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最终达到留住优秀人才，和衷共济，创新发展社会主义。
我们迫切需要像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林震们，迫切需要党的人民的好干部“三个代表”焦裕禄任长霞们、迫切需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开拓创新并持之以恒的袁隆平们，迫切需要二十一世纪初彭佩云的小说《乡村爱情》里的谢永强们。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新的希望所在，新的脊梁。
“十二五”期间，是郑州市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将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国际化、市场化水平全面提升的新阶段，也是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新阶段，又是积极承接东南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努力扩大内需、构建和谐可持续社会的新阶段。因此，郑州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既处在一个新的更高起点上，又面临着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将从资源、资本驱动为主快速转向技术、知识、人才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紧缺人才的需求将越发迫切，同时也对人才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郑州积极转变人才观念，创新人才环境建设模式，进一步加快中原特色人才环境建设的步伐。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先后实施“百名优秀企业家”人才培养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双百”工程、“百名博士”引进工程等重大举措。2009年2月，郑州市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启动，郑州将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为载体，力争三年内培养和引进30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的科技领军人才，带动形成30个科技创新团队，造就一支3000人左右的创新型科技骨干人才队伍。目前，全市设立院士工作站25家，柔性引进两院院士专家65人，引进海外留学创业人才300多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有4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和河南省“百人计划”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名单。市委市政府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中，取得了积极客观的成就，为郑州市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宏大的奠基。
课题组抽出近两个月的时间，深入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对郑州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中型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的技术与管理骨干、部分社会自由职业者和流动人员，就郑州市的人力资源环境建设状况，采取抽样问卷调查和跟踪访谈的方法，进行了实地调研，以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实掌握情况，广聚民智，对比研究，实证分析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在人才培养和引进问题上的优劣点。
课题组对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郑东新区、郑州出口加工区32家高新企业及科研、文教、卫生、交通、新闻出版系统，16家事业单位与5家党政机关的350名招聘引进人才和自我培养人才进行调查，45%的人认为郑州目前的人才环境好或者较好，41%的人认为一般，14%的人认为较差；对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财经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商贸技师学院、中州大学、郑州理工中专8所在郑高校500名往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有39%的毕业生认为郑州目前的人才环境好或者较好，40%的毕业生认为一般，21%的毕业生认为较差。这表明郑州省会城市目前的人才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不能过分乐观。
取得这样的人力资源建设成就，是与我市的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环境分不开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力资源建设的总体高度。同时，上层建筑的与生产力发展俱进改革程度，更加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源建设的实际速度和质量。这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在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改造之后，郑州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是一日千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不论是城市道路或者城际交通，以及乡村公路，都得到最大的改善。产业生产上，在积极发展立足于本土比较丰富的粮油、煤炭、铝矾土等资源工业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纺织、服装加工、和商贸货运流通服务业。近年来，又积极承接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调整升级本土产业结构；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科学可持续规划城市总体布局，务实致力于教育发展和技工培训，认真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所以，郑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省市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从比较中发现不足，从比较中认清形势，从比较中把握自己，从而推动与时俱进改革和前进，使得我们的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使得我们的家园建设更上一层楼。对比于东南沿海，我们比不上，对比于周边省会大城市如武汉、长沙、重庆、西安和济南，我们的科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尚处于较低层次，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尚处于浅层次，我们也有不小的差距。也就是说，在经济科技发展上，郑州还算是中西部中的中等偏上发展水平，不算靠前。这是其一。在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思想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创新发展中，由于处于内陆的中部，交通相对发达，但又不是很发达，思想文化资源，古代的传统成分，比如帝王戏、宗教、迷信等相对浓厚，近现代的先进文化成分，类似于焦裕禄、任长霞等显得不足，亟需高度弘扬，当代的腐败文化特权文化成分，类似于逯军和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等，亟需认真矫正，以实际为民服务行动取信于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的基本停滞，全国实际上处于同样水准，即仍然是官僚体制，一把手说了算，人民的权力集中于政府，政府的权力集中于领导干部，干部们的权力集中于一把手，基层民众没有多少话语权，官僚主义和官僚腐败依然严重，官本位价值观依然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其二。不过，自2009年省委书记卢展工主政河南和2010年市委书记连维良主政郑州以来，情况正得到较大的改观，政务环境在一天天向好。
这是郑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全貌。它决定了郑州市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的历史进度。
本次调查中，我们列举了人才发展的六大环境：经济生产力发展环境、工作环境，政府服务环境、民主法制环境、文化教育环境、社会舆论环境，请被调查者从中选取一项最满意的环境和最不满意的环境。有51%的人认为，最近几年郑州市人才环境有好的变化，39.5%的人认为一般，只有9.5%的人认为有坏的变化甚至恶化。68.3%的人认为社会对人才的失误是比较宽容的。42.2%的人认为郑州对年轻人的培养选拔开始重视起来，24.2%的人认为是比较重视的。68%的人认为我市的经济生产力发展亟需创新型人才，34%的人认为我市的文化教育环境最令人满意，39.7%的人认为政府服务环境最不令人满意，38%的人认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机构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论资排辈、唯文凭唯职称唯职位高低论、甚至用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不正常局面。39%的人认为郑州社会对人才重视程度“一般”，有28%的人认为不太重视，还有8%的人认为很不重视。
郑州位居中原中部，是内陆交通大十字线的中点，是中部崛起的核心支架所在，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改善人才发展环境的基础性因素，其改革与前进，现代化人才是关键，亟需大量的科技与管理、商贸流通、网络传媒等多领域创新型人才，亟需领军型人才；也是传统文化大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较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比较繁荣，这是我们培养、吸引、使用人才中必须继续巩固的环境优势，同时，继续大力弘扬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少些传统的封建专制文化，这是我们在现代先进文化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政府政务的服务态度和效率是我们加强人才发展环境建设，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环境中必须着重强化的关键环节。
具体而言，我市在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中主要受以下因素制约：
49.5%人不满足于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28.7%的人认为本单位的创新激励机制不太合理，54.7%的人认为一般。48.5%的人认为造成人才流失的主导因素是追求个人发展前景。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和逐层上升的，良好的激励体制是人才成长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物质收入是人们生活的最基础支撑，它的相对高低直接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一般而言，当人们的物质收入水平较低时，物质奖励具有较大的激励性。在一定的物质收入基础上，人们才会产生更高等级的需要，比如成就需要、团队意识友谊需要等，这时仅靠物质激励就奏效不大，还需相当的精神奖励，大家认同。这是我们改善人才激励工作需要关注的一点。譬如，对于创新型人才而言，有80.6%的人更看重自己的科研或管理创新成果能否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政府社会所认可。当然，知识产权应得的利益保护必须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奖勤罚懒，奖励先进，激励后进。另外，在相同的工作环境，报酬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培训发展的机遇有没有，是否公平合理，对人才的创新成长具有更大的作用。这就涉及到分配机制的制定是否民主，是否充分发挥了每个劳动者的主人翁生产与管理的积极主动性。它与赫茨伯格的更注重内在激励机制，在道理上异曲同工。真正的起主要作用的是内在因素，是实行民主制度所激发的每个人的主人翁的权力与责任的具体落实。这更是我们改善人才激励工作需要关注的一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需要趋势和党中央的号召，更多的人越来越看重职业发展，和全面提高，用人单位采取积极的合理的轮岗及轮训举措，是进行人才激励工作时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第三点。
人才流失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中西部的人才工作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高技术人才的技术上的核心支撑和行为上的模范带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交通便利，以及华侨较多并牵线搭桥，中央又给以优惠政策积极支持“杀出一条血路”等因素，在利用外资进行来料加工产业的发展上可谓是近水楼台，大小工厂企业遍地开花，科研机构设置后来居上，极大地吸纳了丰富的中西部各种劳动力。但是，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国代工厂的深度影响，东南沿海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依赖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以前大量流失的人才开始逐步回流。
相对而言，中部人口有优势，资源也有优势，交通运输稍逊一筹，只是在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眼看着东南沿海资本的吸纳，我们基本上无可奈何，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动于衷。当前，我们积极承接东南的产业转移，但必须是有选择的，科技含量高的，环境污染少的，能源节约型的，决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时代不同了，人力成本在跟着变化，廉价劳动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中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某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关键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拳头品牌产品的需要。这样，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切实地要求我们必须适当增加科研机构，大力推动某些新领域和边缘多学科复合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不论是企业主办或者政府主办，适当地不断追加对一般劳动力和特殊人才的教育培训经费，积极实施科教兴豫兴郑战略，为中部崛起提供务实的财政优先支持，提供智力后盾。郑州市当前的科研机构相对而言还不够多，专职高素质科研人员还不够多，对一般劳动力和特殊人才的教育培训费用有大的增加，但仍显不足。创新型人才问题依然是困扰着郑州发展的重要制约。
人常说，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关键在于观念的落后，背后的深层次，更是制度的落伍于时代。当前，影响郑州人才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有社会保障制度、身份限制、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等。社会保障是人们就业、工作及转换所关心的重点之一，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悬殊的社会保障，一直是工资改革后人们所诟病的，大家都渴望有个合理的平衡。况且，相当大部分的民企没有给员工加入社保。从事不同的行业，所在单位的国有或民营等属性不同，更是直接涉及为数不菲的灰色收入。巨大的收入差距，就从第一道岗（物质）上制约了人才的创新发展积极性，制约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多年来一直直线升温的公务员考试可见一斑。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人才管理，不论公务员制度实行前、后，由于官僚体制的影响，依然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大锅饭体制依然保留在政府机构和科教等事业单位，还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这又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负效应。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什么叫人才？一般指德才兼备的人，也指有某种特长的人。什么叫创新？就是扬弃旧的，创造新的，有新意，有新的突破。合在一起，所谓的创新型人才，就是在人们日常的科研、生产、与管理的某些领域，有新的更加合理的想法和理论技术研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直至具有较高的道德风尚。但是，仍然有高达38%的人认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机构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论资排辈、唯文凭唯职称唯职位高低论、甚至用人唯亲、拉帮结派的不正常现象。所以，对创新型人才的评判上，我们亟需破除论资排辈、唯高学历、唯高职称、唯高官衔论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亟需改变眼睛向上，亟需眼睛向下，当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以实际科研或管理等动手动脑能力为选才标准，亟需破除一把手说了算的局面，切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以公开公正公平的人民民主评价机制，科学公正合理评判人才，以及恰当使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决定权不在于“天公”，也不在于“干部决定一切”的官僚体制，不在于一把手说了算，实际上只在于人民民主制度。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民主是公平的，且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的。
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知识的更新速度之快，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终身地学习，在工作中学，在实践中创新。职位的终身性（包括科研职称职位的终身性），甚至现代世袭制，在官僚体制下，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下，也是人为地造就了大部分人晋级升职之后的惰性，逐步成为既得利益者。它不但浪费了挤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荣誉资源，而且还给社会给后来者带来极大的消极榜样影响。
所以，高度浓缩到几句话，就是：一、对影响人才成长和应用的核心制约因素之一——民主放权认识不足，直接导致引才、育才和激励的政策措施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机制建设尚不健全；还要连带先进文化的发展和贯彻对人力资源建设的推动作用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官本位观念在作怪，急功近利倾向严重，重“有编国有”人才，轻“无编乡土”人才，重党政领导人才，轻专业技术人才，重人才使用，轻人才培养。这是重要的决定性。唯官唯钱论依然是社会上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观念，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没有根本性突破。人才主要集中于政府和国有国营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缺乏。二、对影响和制约人才成长和应用的核心制约要素之二——由于民主放权不足，连带发生对素质创新教育的贯彻不足，这亦是重要的决定性。人才资金投入不足，成长环境尚需进一步改善。三、对影响和制约人才成长和应用的核心制约要素之三——由于民主放权不足，连带发生对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改革认识不足，这同样是重要的决定性。企业科技生产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训与需求环境，所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市有良好盈利能力和一定规模的企业较少，信息技术、高新技术企业更少。科研机构、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规模小、档次不高。载体层次低、规模小、数量不足，就意味着人才发展空间小。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尚存在一定问题，民营三资企业更谈不上对广大职工股份制的激励改造，现行的收入分配高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严重制约了一线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发挥。
人才是兴市的关键依托，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走一定的程序规则，我们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大力营造健康和谐、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良好氛围，途径是务实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积极落实人人的主人翁权力和责任，最终形成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公平合理、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优势局面。市委市政府等，已经高度重视人才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赵建才市长在2010年7月召开的中部地区部分城市人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将抓紧研究编制人才强市实施意见，落实人才服务、培养、使用职责分工，建立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开发专项基金，加大人才投资优先工作力度，为各类人才成长、施展才干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连维良书记于2010年9月也说，郑州应当按照现行的《人才发展纲要》、《教育发展纲要》，率先贯彻落实好全国、全省人才会议精神，着力营造爱才、识才、聚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努力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总体来看，郑州市的创新型人才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但是横向与各省会城市尤其是发展较好的城市相比，人才成长环境尚不够理想，人才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人才总量相对不足，高层次人才缺乏；人才结构不合理，分布也不平衡；人才政策对人员进出的管理特别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管理统得过紧，用人观念陈旧，导致用人单位难以落实用人自主权，想要的人才进不来，进来的不一定是需要的人才。人才结构分布不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缺乏；人才服务的中介市场、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官僚体制下，对创新型人才的压抑是明显的，这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性。
我们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我们相信，有政府的带头行动，务实改进完善人才工作局面，务实构建良好人才成长氛围，必将带动广大的企事业等单位，带动人人积极起来，我们的事业将是前途无量的。
看清过去与现在，是为了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给继续的前进发展打下坚定的实事求是的基础；正确对待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找破解的途径，尤其是务实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发挥亿万群众群策群力的力量，正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向上的助推力。
从当前改革开放的社会宏观环境来看，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党委、政府的人才政策为主导，各地政府结合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出台的包括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的人才政策为补充的人才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官办”与“民办”共同发展，各种衍生的服务功能不断被拓展的人才市场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了上下达成共识、社会高度关注的人才舆论氛围。从企事业单位的微观环境来看，“以人为本”已基本成为广大企业家和事业单位负责人认同的人才管理理念，“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人才管理方式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机会，形式多样、富有活力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逐步形成了人才的向心力，丰富多彩的行业企事业文化形成了人才的凝聚力，广阔的生产力发展前景，为创业型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民主都是第一生产力，是亘古不变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生产力和现代民主制度决定一切，不论过去或者将来，马克思主义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近现代高速发展部分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大发展离不开这一点。科技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两条左右腿，两个核心支柱，缺一不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我们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我们就要创造一切条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后发展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力达后来者居上。这个具体的途径，不二的途径，就是虚心学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争取超越资本主义金钱民主的现代民主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方针政策的制定科学合理务实，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得我们的创新型人才不断涌流，人才济济，使得我们的社会公正和睦，从而万马奔腾，社会和谐，方向集中，众志成城。
科技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更是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科技经济的作用是最终性的，宏观的，长远的，民主政治的作用是短期性的，微观的，当前的，都是决定性的。激发人的积极主动性，人才的成长，必须以权力下放还政于民为先。不放权的改革，或者说公权力主体不扩大的改革，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不放权不足以激发人人的积极主动性，不足以激发人人的才能的成长和发挥，启动不了实质性的改革步伐，解放发展不了生产力。即使发展了生产力，那也是在资本剥削下的被迫的，矛盾严重的不可持久的。即不放权不还政于民，首先就保证不了改革的公平公正，也不能使改革最终走向成功，走向科学发展全面进步。我们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更要说制度好可以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制度不好可以使人才浪费，湮灭，甚至没有人才。这里的好制度无它，就是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里的不好的制度也无它，就是指官僚集权专制制度。一民主，就务实，一民主，就人才辈出，一民主，就社会和睦，方向集中，力量强大，生机勃发，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迈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所以，改革必须以政改为先，抓人才强国战略，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必须以还政于民为先，为始。干部决定一切，是特殊年代的事情，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都早已淘汰掉了的东西，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淘汰掉。社会主义在民主政治大环境建设上，在不拘一格出人才的大环境上，在公平合理和谐发展上，只能创造一切尽可能的条件，超过资本主义，而不是落后，这才是最关键的，最核心的，最具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全面、系统的推进，尤当以政改放权于民为先。
我们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严重腐败和世界代工厂的巨大代价，社会收入差距严重拉大，社会矛盾急剧集聚和恶化，经济发展方式难于正常转变，正是对干部决定一切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迷信。干部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通过群众路线对民主制度的制定上，以民主求科学和务实，以民主求团结以至群策群力，最后达实事求是，又好又快发展；主要体现在模范带头践行先进理论和发展先进科技为民服务上，首先是带头作用，其次才是引导作用，而不是决定一切。真正决定一切的是人民大众，是处在科研生产实践一线和处于人口绝对主体地位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力求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机结合，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如何结合，基本的原则是，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情，政府最好不要插手，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事情，政府必须主持；市场解决微观的，近期的，政府解决宏观的，长远的。这是其一。其二，关键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占主体和主导，现在要使得国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本身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主人翁地位，这没错，是改革的方向，而国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体制呢？发展战略呢？服务方向呢？绝对不能仅仅让企业的负责人说了算，也不能让企业的全体员工说了算，因为这是国有资产，必须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决策机制，使得像人民代表大会之类具有广泛代表性公正性的机构，代替现有的国资委和负责人来管理和监督国有国营资产，如此才能达到基本的公正公平与科学。在发达国家基本掌控世界市场和高科技领域，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走也不可能再重走西方崛起的老路，市场竞争对后发展大国里的人才与科技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留给我们的只能走不同于西方的和平崛起的第二个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崛起的发展模式。但在政改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现行的官僚体制不能够有效地激发人才与科技的健康成长，第二个发展模式的提法出来了，至于如何走，还没有切实的迹象，上述的许多典型事例、改革的阶段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决不能过度相信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更不能相信官僚体制主导的宏观调节。出路有没有？有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且仅此一个。
西方的市场经济非常充分，铺垫在金钱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制度也相对完善的多，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因为他们依仗着几百年来对亚非拉的大力侵略掠夺，依仗新兴高科技产业而继续侵略剥削着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即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此建设高福利社会，建设财富者的俱乐部。我们没有，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不能去模仿。所以，按照重要性次序，对我们的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人民民主，不但保证了人才成长管理制度制定的科学、合理与务实，与时俱进，保证了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大环境建设，同时也保证了制定的科学制度的切实贯彻落实，得到实效。因为人民民主重在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人翁积极主动性，而不仅仅是发挥少数领导干部们的积极主动性。有了人民的民主，真正落实了民众的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了对公权力的运作说了算数的机会和平台，就保证了官僚腐败不正之风的无处藏身，就保证了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和落实。一集权，就官僚，就腐败，就人才缺乏。一民主，人民群众说了算，就人才辈出。
创新型人才难以出现的根源何在？我们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只能从制度上找，从官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中去找。除了最基层的村官们之外，中国的官员无一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平头百姓们为所欲为的基本条件。只要上级高兴，就照样升官，照样发财。如果不幸而被舆论曝光，让上级脸上无光，才变得问题严重。而侵害弱势群体的背后，则是官员们欲望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扭曲与膨胀，是官员们对待民生民怨的冷漠与粗暴，是人性中的弱点在权力的诱惑与无制约情况下被扭曲、被放大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在当前的官僚体制下，在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下，在领导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体制下，社会公开公平公正无法得到真正落实，创新型人才无法健康成长。政治的高度集权钳制了人民思想飞跃的翅膀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实践的脚步，钳制了阻碍了人民虚心向上的途径。集权是专制的，是愚民的，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可持续的，是达不到实事求是的，谈不上也不需要人才的脱颖而出，更谈不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腐败的根治，收入差距的严重拉大，社会矛盾的逐步解决，社会风气的逐步好转，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而最关键的则在于与时俱进的科学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创新型人才不再需要依赖领导去发现和运用，靠领导说了算，应当依赖科学民主制度，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靠大家来发现和运用。
必须改变现行的官僚体制漠视民生压制人才的局面。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之所以还要继续改革，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积极融入世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教育及管理现代文明的对比中，产生落后就要重新挨打的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虚心学习，认真利用借鉴国外的剩余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资源，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从资本剥削的利己害人本性着手，发达国家逐渐把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低附加值型价值链低端工业向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我们在正确全面认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做出积极的有理有利的以独立自主为基本支撑的识时务决策，在认真承接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在认真学习继承其淘汰的二流三流技术中，学会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发展规律着手，认真制作跨越式发展规划，既要在长远的战略上藐视西方，又要在近期的眼前的战术中重视汲取先进，从关键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上，以具体的项目带动人才的成长，以核心技术的突破带动人才的成长，比如新能源新材料领域，优良品种的培育，食品的深加工，电动车领域，光电领域，软件开发领域，等等，形成提纲挈领的成效。
加快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建立科研机构、高校创新人才与企业间横向流动的机制，加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快完善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人员积极从事职务发明创造。加大工作力度，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来郑创新创业。发挥研究型大学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增加急需的专业学位类别。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制定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建立企校横向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促进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支持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鼓励企业建立专利联盟。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利益保障和实现机制，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机制。加大对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创新成果的奖励力度。
大力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发挥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我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积极开展全球研发服务外包，在境外开展联合研发和设立研发机构，在国外申请专利。鼓励我国企业和研发机构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共同形成国际标准。
在奖勤罚懒的基础上，以务实的生产关系改革，促进人民大众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股份制合作，既增大资金的整体力量，又增加生产与管理的整体力量，从而保障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综合素质的切实提升，促进创新型人才成长和人力资源科学建设。
职工参与决定，适当的人大代表参与决定，是新型劳资关系中的一大特色。职工及人大代表参与决策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董事会必须有适当的人大代表参与，须有工人代表参与，联合管理，民主管理，工会充当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调角色，人大代表充当国资管理权与经营权之间的核心主人地位。
依据我们的国情省情市情，在创新型人才的管理和应用上，在民主公示的前提下，可以良才录用，在待遇上可以破格，不拘泥于常规。
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当然，这是建立在相对而言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素质创新教育改革的切实推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我们的生产力相对落后，在高薪和科技入股物质待遇上不能媲美于西方，必须寻找其它的优势以推动大批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及引进，主要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在此基础上促进思想解放，着力增加教育上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从而根治官僚主义与官本位观念这个影响人才成长与发挥的致命因素。龚自珍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一种想象，实际上应是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大力建设要人才，向现代化素质创新教育要人才。
单是一把手说了不算，单是少数的领导干部们说了还不算，需要多数的人民大众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民主程序汇总的意见说了算。单是校长说了不算，单是老师教授们说了也不算，需要校长、教师、学生们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民主程序汇总的意见说了算。民主评议，民主决议，这样就能有力地推进素质创新教育，有力地促进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长江后浪推前浪。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它的切实建设，它的掌握群众，一需要正确的组织引导，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群策群力，二需要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践行，言行一致。
总括起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涉及到养人环境、需人环境、育人环境和选人用人环境多个环节，关键的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这个制度平台的构筑，有了这个紧跟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制度平台，我们就能够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改革、补充、完善各种社会发展决策管理规章制度，形成积极公平合理的创新型人才成长与应用环境，制定务实的发展策略，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认真贯彻落实，促进科教优先兴国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国，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承接东南产业转移，合理调整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人才是第一要素，民主制度更是第一的第一要素。
如何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如何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滞后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继续深化。只有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解放思想，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推进教育改革和创新型人才培养，逐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主人翁的主动性和创新积极性，用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和社会主义民主赢得比较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