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麟，祖籍山东高密，1943年出生于重庆， 1947年4岁时随父母来到台湾。受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励，徐大麟从小生活在“好学生都应该学物理，将来去拿诺贝尔奖”的社会舆论氛围当中，并且于1961年进了台湾大学物理系。但是徐大麟很快发现“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是需要天分的。在物理学领域，能钓到的大鱼非常少，有好几个经验丰富的渔夫已经坐在鱼塘旁边了。而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学生，想用鱼杆钓到一条鱼是很困难的。”虽然诺贝尔奖的梦想破裂了，但不言放弃的徐大麟硬着头皮苦学了4年，获得了台湾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

     相比“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科学，徐大麟发现自己更青睐接近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科学。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的举荐下，徐大麟获得了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工学院的奖学金。但徐大麟很快遭遇了人生另一次艰难的抉择：他的爱人沈悦在加州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徐大麟不得不在得来不易的奖学金和人生的伴侣之间徘徊，这时候父亲的家书给了他最重要的支持：“如果处处能结婚，但不是处处能读书，那就留在东岸；但若是处处能读书，不是处处都能结婚，那就转到加州来。”于是徐大麟毅然来到了加州追寻新的学业和爱情。在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之后，徐大麟终于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机工程博士，也收获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伴侣。

     27岁徐大麟博士毕业后进了美国联合化学（Allied Chemical）公司，充当起材料研究中心研究员，一干就是三个年头，最后却因对老板口无遮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你做得好”，而在三十而立之年被炒鱿鱼，不得不为年轻冲动付出了惨重代价。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徐大麟以自己的博学多才，很快便得到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Laboratories)CEO的青睐，成为IBM研究室的一员。

     进入IBM之后，徐大麟近10年时间内都在从事“磁泡技术”的研究，但该技术最终被硬盘存储技术所取代，徐大麟顺势转向硬盘存储领域，率领80多位博士全力攻关，在三年时间里研发出了对电子产业影响深远、当今全球硬盘均需使用的高科技产品——磁力发电阻力磁头(Magnetic Resistive Head)。徐大麟本人在此过程中也崭露头角，破格连升了三级。但徐大麟从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却在于对于新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残酷性有了切身的认识，深深地明白了“不能打败它，就去参与它”的道理。这种技术敏感性和适应力使得徐大麟在日后的投资生涯中如鱼得水。

     此时，台湾的高技术产业也开始起步，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成立之后，台湾高技术产业的设计师李国鼎大力学习美国硅谷模式，渴望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产业发展和创投经验。徐大麟在IBM时期的导师埃文斯（Bob Evens）这时是硅谷风投H&Q的合伙人，被李国鼎延揽为科技组的第一位外籍顾问。而在IBM工作的徐大麟常以海外学人身份回台参加“近代工程技术研讨会”及“国建会”，并担任工研院电子所的顾问，在交流的过程中，同样深受李国鼎人格魅力的感召。在埃文斯和李国鼎两位“人生导师”的召唤下，身为IBM研究实验室资深经理，同时也是职位最高的华人，42岁的徐大麟毅然跳槽到了H&Q，再次向新的未知领域发起挑战。

     徐大麟从科技研发转向风险投资，也源自于他对科技价值规律的全新认识——这位当年花5美元住店都嫌贵的穷留学生在硅谷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除了拥有技术外，资本在中间起着决定的作用。认识到要发展科技一定要从企业开始，并决心把硅谷的这套资本驱动技术产业化的模式带到台湾。

     这种模式也同样是李国鼎所追逐的，在他的不懈推动下，1986年，台湾“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方案”出台。当年7月，徐大麟在台湾成立汉鼎公司（H&Q Taiwan），这个中文名字本身就倾注了徐大麟的心血和梦想，"汉"为美国汉博奎斯特（H&Q）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个字，"鼎"则来自台湾风险投资业的引路人李国鼎名字；同时，"汉"为中国，"鼎"为"鼎足"，也寓意着"中国人要鼎足天下"的双关含义。

     这时候的硅谷已经进入了个人电脑时代，苹果、思科等一系列新公司正在大放异彩，一个又一个梦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没有人关注美国以外的地方，更不用说大洋彼岸的台湾。而台湾岛内视风险投资行业为"笨蛋才会投入的行业"，资金募集成为了横亘在徐大麟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徐大麟为了最大限度消除投资人的心里阴影，创造性地将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一词，翻译为不带任何刺激色彩的“创业投资”，首先从心理上给投资人以微妙的触动。在此之后在李国鼎的努力下，新基金中的近一半资金，获得了远东纺织、统一企业两家传统产业，以及苗丰强的神通计算机的资助，另外的49％则由台湾政府利用“中美合作基金”透过交通银行投资，使得徐大麟首次募资5000万美元，并在汉鼎之下，设立了汉通创业投资事业对台湾的高技术企业进行投资。

     虽然是从美国硅谷归来，徐大麟还是敏锐地发现了台湾的不同，同硅谷相比，台湾没那么多创新的点子，创投业者简直是“无用武之地”。经过一段摸索期，徐大麟决定顺势而为，台湾的长处既然是在生产制造，他们的投资标的也以引进新技术，在台湾制造为主。同时，与硅谷不同，徐大麟在台湾较少从事初创投资，而更多地偏重于后期。

     汉通成立之后，投资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宏碁。1987年，汉通统合美国保德信投资公司(PA)、香港科技投资基金(HKVIT)等投资基金，以每股21元新台币为代价注资宏碁，并帮助宏碁大力拓展国际业务。1988年宏碁以47元每股价格IPO上市，1989年甚至冲高到166元。汉通的第一笔投资就将美国刚刚崭露头角的PE模式引入了岛内。

     徐大麟在台湾的另一得意之作是成立旺宏。他先是成功游说吴敏求与及其他32个留美学人家庭集体返台创业，又挖来了台湾工研院电子所的创始人、台湾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移的操盘手胡定华担任创投总经理，不仅向旺宏投入资金，还帮助联系其他创投、到美国面试技术人才，甚至共同策划企业策略，最终敲定了非挥发性内存（non-volatile memory）切入市场。使得旺宏大获成功，成为台湾第一家第三类股票上市的电子公司和海外上市公司，此后胡定华也转行为旺宏电子董事长

     徐大麟通过汉通在台湾累计投资2亿6千万元，累计投资154家公司，包括岛内106家公司、岛外48家高科技企业，协助台湾引进了光纤通讯、数据交换等技术，加强了台湾企业同美国的产业联系。1996 年台湾《商业周刊》所作的500 家大服务业调查中, 汉通创业投资公司以税前净利率72 %名列“获利率”榜首, 其他如华登国际等4 家风险投资公司也名列前10 。除了汉通之外、汉鼎还管理汉茂等其他岛内风险投资基金。

     来自硅谷的徐大麟眼光并不局限台湾一隅：他于1988年在马尼拉募集3100万美元，成立汉鼎菲律宾；1989年再成立新加坡汉鼎，1990年设立泰国汉鼎，1993年也成立汉鼎马来西亚科技发展公司；1995年更与中国银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筹募4100万美元，组成中国成长基金。其中，投资韩国早安证券（Good Morning Security）堪称徐大麟神来之笔。

     南韩在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重创，1998年，原名双龙证券公司濒临破产，汉鼎亚太参与重整。这次徐大麟再次发挥改名的魔力，把“双龙（Sanyyong）”改名为“Good Morning（早安）”，对于注重传统的韩国人来说，这一更名不仅大大提升了早安证券的国际认知程度，也提升了韩国金融人员的国际视野。这次成功的救援活动使得汉鼎足足获利一亿七千万美金，创下南韩金融界记录，而徐大麟本人也因为当年协助世界银行重整南韩经济，而被亚洲美国商业周刊选为“亚洲之星”。

     徐大麟登陆中国大陆更称得上传奇色彩。他登陆中国大陆之初并不是在高科技领域，1998年，徐大麟将美国星巴克咖啡(Starbucks)引进中国大陆，并在2003年成功地将星巴克开到了八达岭长城上；随着中国大陆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徐大麟把风险投资转向了科技产业为导向，和华登国际等创投基金斥资5000万美元扶持以芯片制造为主的中芯国际，都是中国创投界的“大手笔”。时至今日，徐大麟的汉鼎亚太在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总额高达2.5亿美元，投资对象涉及高科技、房地产、化工、消费类产品等领域。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徐大麟在风险投资界的地位一直无人能够撼动，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腾飞过程中，徐大麟及其汉鼎亚太始终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虽然同欧美其他国际大基金相比，汉鼎本身规模并不突出，但徐大麟本人却凭借其对亚太地区从传统产业到高技术领域的重要影响，被誉为“亚洲的约翰·道尔(John Doerr)”、“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家”，在福布斯的历年风险投资人物排名中，徐大麟始终位居前列。

——本文已发表于2010年第10期《中国高新区》“产业先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