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领导干部错位的公仆意识


  增强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一贯要求。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反复强调,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公仆意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增强三种意识的要求,其中之一是要增强公仆意识。胡锦涛同志重申增强公仆意识,这既是党和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当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还依然严重,很顽固,也是广大群众最不满意,对干群关系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有些领导干部忘却了自己公仆身份,高高在上,有的贪腐堕落,最终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反面,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极大的损害。从一些典型的腐败案例看,无不是丢乏公仆意识、造成的。

  一、丧失公仆意识的几种表现

  一是索取意识。虽然,就目前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干部的待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有较大差距。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少数贪官盲目攀比、向人民肆意索取的借口。一些腐败分子似乎总是不满足党和人民给自己本来不错的待遇,只想索取,不想奉献。那些腐败分子动辄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甚至有的给国家造成上亿元的损失,有几个是真正在生活上有困难的呢?在同一地区,与一般群众相比,这些干部的待遇、报酬应该是很好了。如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腐败案件,他就是觉得自己委屈了,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应该有所“回报”了,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大肆捞取财物,损害人民的利益,最终走向灭亡。中国封建时代的有识之士都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该在做人民公仆方面只有做得更好,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二是贪婪意识。以前人们会经常提到干部有59岁现象,指的是一些腐败分子退休前猛捞一把。这些年39岁、49岁现象也不少见,有一些年轻官员一上台就暴露出极强的贪婪意识。如以前的河北省工商局长李真、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都是很早就当上了高官,但其贪腐意识早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近来案发的出生于一九六二年的原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杀害情妇案件也都说明,腐败现象有年轻化的表现。年轻干部本应倍加珍惜党和人民培养自己的机会,但少数人却把公仆意识完全抛在脑后,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腐败年轻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虽然,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这些情况表明,对于年轻干部同样需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公仆意识教育,自觉防范公仆意识错位。

  三是重权轻法的封建官老爷意识。有的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自己主管的地方或单位看作是自己统治的私家领地,自然就有一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心态。尤其是单位一把手,在权力面前唯我独尊,容不得别人提不提意见,或者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喜欢听一些恭维奉承的话,什么法律、法规等在他们眼里就是领导说了算,如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曾经对向其汇报工作的下属说:“你是站着向我汇报工作,还是跪着向我汇报呢?”,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官老爷作风,对履行正常工作的下属颐指气使,置法律于不顾。当今的许多土地违法案件、房屋拆迁违法案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法律法规对上述事项都有具体规定的,只要依法处理就不会有恶性事件发生,但一些官员一手遮天、无法无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官商勾结,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四是虚伪意识。人民公仆应该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楷模。然而,公仆意识错位之后,一些人人前人后就是两副面孔了。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发前经常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人民公仆。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经常在干部大会上讲的一句话是:我一想到,广西还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我就睡不着觉。这些人在台上表现得这么深情、这么忧国忧民的时候,又有谁能想到他们台下又是另一套呢。案例报道显示,凡是腐败分子,十之八九都会这一手,耍两面派,众人面前一套,背后一套。这种虚假的东西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总是要暴露出来的。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五是享乐意识。一些官员在未做官时,尚能积极进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也深得群众和上级的认可。可这些人一旦提拔了,被委以重任了,就觉得应该享受一番了,忘记了自己只是一名人民的公仆,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其贪图享受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有的人忘记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整体灯红酒绿、花天酒地,颐指气使,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上班或开会得也要专车接送、摆架子,稍有怠慢就摆脸色了,与下属谈话也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架子了,自然也就和普通群众拉开了距离。

  二、产生公仆与主人错位意识的原因

  产生公仆与主人错位意识的原因是受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有:

  一是社会因素,官本位观念腐蚀干部队伍。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讲,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切以官为本,以做官为人生的追求价值、实现价值、评价价值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切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我国宪法明确干部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但实际上一些官员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和责任,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在他们眼中,按照自己的官职享受相应的待遇才是更主要的。这种官本位意识使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一些人认为,只有做了官,手中有了权,才能够受人尊重,才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这样就造成不少人终生都将做官做大官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有的人看到自己继续升官没有指望后,就不思进取,大肆捞取钱财,腐化堕落。当前,“官本位”不仅危害到领导机关和干部队伍,而且,已经影响和波及到许多行业和人才的发展与成长。方舟子的学术打假案例就看出了一些科研人员不能集中思想搞科研,忙于应酬、忙于谋取所谓的“官位”,严重腐蚀了人才队伍。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消除“官本位”的危害。使人们回到追求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来。

  二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也诱发了一些人不择手段的求利心理。为了片面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少数领导干部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置良心与道德于不顾,官商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轻而易举地攫取各种利益。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要把市场机制与干部的公仆意识对立起来,而是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监督、人民监督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只有两手都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也才能使干部队伍健康发展,避免GDP上去了,干部倒下去的悲剧发生。

  三是个人素质问题,群众观和权力观错位。现在,少数干部缺乏正确的群众观和权力观,虽然,他们口头上讲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但在灵魂深处、在行动上却是主仆地位倒置,在运用权力的理念上仍是“为民做主”,把自己当成老百姓的“父母官”,视人民群众为“子民”,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作为牟取个人利益的资本和筹码,为自己争名、争利、追求享乐,官再大也嫌小,钱再多也嫌少,就不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就想为自己谋实惠。

  四是监督机制问题,公仆的监督制约机制乏力。有些地方为什么公仆意识错位严重,腐败现象源源滋生而不能有效遏制和清除?权力过分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缺少制约,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一方面,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视作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最大资源,反感监督、逃避监督。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监督部门也形同虚设,多年不办一件案件,等到很严重了,由检察机关介入了才会“马后炮”。这种机制和制度上的缺陷无疑让那些公仆意识错位的人有机可乘。而如果极少数人把公权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公仆变为主人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就会在干部队伍和社会上引起反面的示范效应,使得公仆在一些人的眼中只是一个虚伪的标签,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和作用。

  三、如何才能增强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

  第一,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始终牢记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人民公仆,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心系群众,树立“人民至上”的信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强化一心为民的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领导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培养和增强公仆意识。唯有如此,才能加深与群众的感情,履行好公仆职责。领导干部还必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综合分析群众的愿望和想法,正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把财力和物力投入到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上,使人民获得更多实惠。领导干部必须发扬脚踏实地、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多为群众办实事,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争取民心,促进党群关系和谐。

  第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制度上摆正主仆位置,真正为人民群众掌好权、用好权。增强公仆意识,核心是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而能否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课题。领导干部必须懂得权力说到底是人民赋予的。要从制度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保障领导干部按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行使权力,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以形成浓厚的爱民、亲民、为民情怀。面对各种诱惑,领导干部要时刻提高警惕,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第三,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引导,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增强其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能力。公仆意识不是天生固有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因此,首先对公务人员从步入岗位时就要加强公仆意识教育,树立好正确的价值观。对领导干部更要加强党的宗旨教育。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公仆意识淡薄的情况,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向他们灌输公仆思想,使其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其次,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增强应对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最后,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提升为民服务的水平。领导干部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精神,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特别要注意学习反映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知识,不断增强为民服务的本领。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真正解决“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从而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正确处理党的事业、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警自律、慎始慎终慎独,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念,以廉为荣,以廉为本,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从政,永保共产党人的本色。

  第四必须大力宣传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典型。清正廉洁是衡量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是领导干部履职的基本资格。但通过先进典型的宣传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党员干部形成积极向上清正廉洁的良好风气。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选树典型,把一些为老百姓鞠躬尽瘁办实事的好公仆选出来,会起到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第五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监督,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体现党对领导干部加强监督的决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过程的监督,是加强监督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权力使用的全过程必须符合民主程序,主动接受权力主体的监督。必须对重大事项决策权和财务支配权的运作过程实施有效监控,努力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决策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和惩治腐败机制,用机制管束领导干部,用制度规范执政行为,确保权力始终处在严格的监督之下。要通过法律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渠道,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必须坚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对那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领导干部坚决予以惩治,切实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据媒体报道,当前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趁严重,由以前的“59岁现象”到现在的“39岁现象”,甚至“26岁现象”,可谓屡见不鲜。如今,又出令人惊愕的23岁现象。职务犯罪传统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在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中,贪污贿赂占82.27%,渎职侵权仅占17.73%。在贪污贿赂犯罪中,贪污和挪用公款占68.38%,贿赂占31.62%。

  曾任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广州公司财务部会计的朱辉犯案时仅28岁,任职期间,他挪用公款竟达2700万元,受贿人民币10万元。31岁的广东建雅室内装饰公司副总经理吴峻伟,在一项工程中,就收受某工程施工队负责人贿赂人民币94万元、港币6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曾任广东省公路局代局长的李向雷犯案时只有34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局长。李向雷供认,曾一次向某包工头主动索取人民币60万元。王玥,女,37岁。1996年调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计财司,2002年担任计财司预算管理处副处长。1999年,外经贸部准备给职工购买福利房,王玥作为房源小组工作人员,直接负责联系的房源是由北京颐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劲松嘉园"商品住宅并从中受贿。2005年12月,经北京市东城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王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自称“每月消费至少万元,没钱了就从单位拿”的23岁张某,在担任一国有公司出纳的短短两年间,挪用公款115万元,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将其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近年来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中,最高涉案金额达7100万元。 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过去常提老干部要保持晚节,现在看来,更应提年轻干部保持“早节”。“早节”不保,后害无穷。

  据悉,当前低龄职务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数额巨大。年龄在40岁以下的被告人涉案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占42%;二是作案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作案频率较高。时间跨度多的在三五年,少的只有一年半载,甚至两三个月,跨度不足一年的占33%,其中作案频率最高的被告人在四个月内作案13次,且侵占的数额较大;三是犯罪领域涉及各行业,但以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为主,被告人以财会、业务人员居多,占总比的50%以上;四是犯罪更具隐蔽性,犯罪手段高科技化。特别在金融系统,被告人运用电脑篡改数据或破译储户、单位密码等方法侵吞公款或储户存款现象比较严重。据统计,利用电脑技术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的犯罪人在金融系统职务犯罪中超过一半;五是犯罪目的更实用,主要是贪利型犯罪。犯罪对象大多是经手的现金和支票,赃款主要用于吃喝玩乐和大肆挥霍;六是文化程度高。在广州市检查院查处的这364人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9人,占62.9%.其中,研究生17人,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犯罪比例。36岁的孙永和是硕士研究生,在担任广东省电力局第一工程局副局长期间,受贿45万元。目前,职务犯罪案中,刘钊的学历最高,文化程度是博士后,曾任广东省邮电管理局顾问兼副总经济师,犯案时只有30多岁。他私自挪用公款共计3800万元,并获取非法利益248万多元;七是国企、行政管理、金融三部门是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其发案居于各行业之首。据统计,这三个部门的青年职务犯罪数三者之和所占比例为69.2%,占了发案的绝大多数。

  造成当前职务犯罪低龄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究其根源,笔者以为一是政治意识淡泊放松自我要求。少数青年干部一旦上升到较高的领导岗位,往往就春风得意,进而得意忘形,就放松了自我要求,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意识,放松了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在新的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信奉起金钱、权力和关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变质,理想信念动摇,党的纪律松弛,社会责任感缺失,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容易走向极端。因此,他们不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大捞一把”。

  二是享乐主义作祟失去做人底线。现在比较突出的30岁左右的“少壮派”,思想过度开放,正值当年,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导致其犯罪起步早、胆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比重不断增大。他们没有受过多少磨难,在他们看来,“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于是,他们经不住金钱、色情的诱惑,萌发出权欲、钱欲、色欲、赌欲,追求享受灯红酒绿的生活。这种享乐主义的欲望,使多少人失去理智,失去做人底线,甘为堕落。

  三是组织失察后仍存有侥幸心理。近几年,职务犯罪低龄化暴露了对青年干部选拔和监督存在的漏洞,在众多的腐败案件中,组织领导发现的微乎其微,几乎都是被举报或自我暴露的,有的人还“边腐边升”。这些年轻干部明知自己问题严重,仍存有侥幸心理。当有些腐败案件、特别是发生在身边案件被查处后,他们不能引以为戒,依然你查你的我贪我的,还错误地认为“贪污受贿人人有,不露是高手”。像这种“前捕后继,接力腐败”的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导致贪官年轻化也有其客观条件。目前各行各业都强调年轻化,比如官员年轻化、经理年轻化、教授年轻化……尤其是在培养选拔干部时,片面地、简单地理解“干部年轻化”这一方针,把年轻化当成目的,将年龄作为第一条件来划线,使得一些未经复杂情况考验的人得到重用,客观上为他们创造了违法犯罪的机会。

  抑制贪官年轻化,一是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教育,通过制度加以保证和规范,从源头上遏制年轻干部腐败现象的发生;二是要求有年轻干部要树立远大理想,多奉献,少索取,筑起一道防腐抗腐的思想大提。在遇到利益冲突时,在产生心理不平衡时,要想想牺牲的先烈,以此相对照,就不会觉得谁都欠着自己什么,从而自觉地保持“早节”,这不但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三是优化企业内部用人机制,严把职员“准入关”。准确把握业务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在职员录用标准中所占的比重,建立业务技能考核和道德素质考核“双轨制”的职员准入标准,重塑科学的用人观,从源头上杜绝职务犯罪低龄化的隐患。四是完善现代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内部建章立制工作,从公司企业内部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的岗位入手,建立领导防范责任制,健全财务工作规则,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推行定期轮岗制,严把单位内部监督关,确保员工、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使犯罪分子无“洞”可钻。五是加强道德和法制教育,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将“重点预防”和“基础预防”相结合,牢抓社区、家庭等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以发放预防宣传资料、定期接受居民法律咨询和受理社区群众举报为抓手,促使预防的声音进社区、进家庭。同时,针对容易孳生职务犯罪的行业和岗位进行重点预防,将道德和法制教育定期化、常规化。六是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强化法律的威慑力。一方面,强化法律责任的追究,一经查实,严格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姑息;另一方面,加强与新闻媒体的互动,坚持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对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予以曝光,形成预防此类犯罪的社会舆论环境。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指出,要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作用,把科技手段融入反腐倡廉制度设计和各项工作流程之中,不断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性。最新修改的《行政监察法》明确:监察机关通过执法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等方式行使监察职能,履行职责。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政府权力事项的监督,是新形势下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责、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服务环境、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新的重大课题。

  2008年6月,以推行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为抓手,规范权力运行,探索走出了一条“科技加制度”的源头防腐新途径。目前,启东市已建成包括权力基础数据库、数据交换平台、政务大厅平台、电子监察平台、法制监督平台在内的“一库四平台”。47个部门的6236项权力在电子政务大厅实现了常态运行。

  利用“科技加制度”,推行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是新形势下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创新举措,结合启东的探索,浅谈几点实践体会:

  一、在权力清理中应把握三个关键

  权力清理是实施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基础。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要解决的是监督对象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到底有那些权力事项、具体的运作过程如何等问题,尤其要加强对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处罚权力的监督。

  一是理清权力事项的“家底”。一个部门到底有多少权力,社会公众不知道,许多部门自己也许都从未梳理过,这种信息的不公开和知情的不对称,致使部分权力成为了被监督遗忘的角落。对各部门的权力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审核,该废止的废止,该保留的保留,然后统一分类编码、查找法律依据、明确实施主体等,向社会大众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启东市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以分批清理、集中会审的形式,对全市52个部门(含10个条管部门)、12个乡镇、3个园区、2个街道办进行了拉网式权力清理,共计清理行政职权6236项,公检法司法职权103项、水电气主要公共服务职权13项。11个部门的55项行政权力被依法取消。

  二是揭开权力运行的“面纱”。每个权力的行使都有一个具体的流程,按照“合法、规范、简便、高效”的原则编制一张权力运行的流程图,就好象给每个权力都制作一份“使用说明书”,使权力运行的流程透明,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办到那一步,下面要办哪一步”,使权力的运行不再神秘,杜绝了暗箱操作,有效地防止了权力滥用和行使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启东市对1400多张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内部流程图进行了合法性和可行性审核,明确了权力的基本运行程序和监督制约环节。

  三是让行政处罚不再“自由”。行政处罚权力事项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社会议论的热点,群众关注的焦点。同一种违法行为、相似的违法程度,如果在不同的地域或遇到不同的执法人员,就可能出现数额相差几倍的罚单。这里的自由幅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助长执法人员的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启东市对具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43家部门的2406项行政处罚权力细化了自由裁量标准。“什么情况,该怎么处罚”,使处罚标准和幅度不再那么随意和自由,尽可能地使处罚行为公开、公平、公正,杜绝了说情打招呼,也有效地从源头上预防了因处罚标准自由,而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

  二、在系统建设上应明确三个重点

  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重点是要推行权力上网,从而加强对其的监督。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就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一套功能完善的电子政务系统,系统能自动对权力运行进行全过程的监管。

  一是系统建设的目标要明确。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目标就是对权力进行全过程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其在系统软件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监察系统功能的实现。首先,是“视觉”上的监控。把“电子眼”请进办证大厅,监察人员可以实时查看办证大厅每个窗口的工作情况。启东市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安装了10多个监控探头,对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全方位实时监察监控。其次,最主要的还是“系统”上的监控。就是在权力数据库的基础上建设一套智能化的电子监察系统,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实时监察监控。系统根据事先设置的预警规则,对办件过程中出现各种异常情况进行自动预警和报警。部门根据预警情况可自行纠错,监察人员对出现预警和报警的办件可进行分级督查督办。电子监察系统还应具有接受投诉、绩效评估、统计分析等功能。启东市的电子监察系统可对网上办件中出现的7大类36种异常情况,分别进行预警、报警,亮出红灯或黄灯,并显示异常信息。系统根据制定的绩效评估规则,每月对各部门进行分值评定,并与机关效能考核相挂钩。

  二是系统建设的程序要科学。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系统建设就是要将现实生活中的公共权力运行通过计算机语言使其全过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得以再现,并自动对其实施监管。而软件开发公司是企业单位,多数开发人员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知之甚少。可以先选择一两个部门进行试点,指导软件公司在部门蹲点调研,跟踪部门办件的全过程,边设计、边测试、边修改。使设计出来的软件既便于工作人员操作,又符合部门运行实际,且能将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电脑程序的监察监控之下。然后以点带面,逐步铺开,使各部门的公共权力都上网运行。启东市就是先以城管、安监两个部门为试点,在充分调研,设计成熟后,再在全市全面铺开,将其他部门的权力事项全部纳入网上运行。启东市还在前期调研和部门排查的基础上,在电子监察系统中设置了风险点预警功能,实现了廉政风险事前提醒。并将部门“三重一大”事项也全过程实行网上流转,使监督的触角延伸至权力的核心领域。

  三是系统设计的功能要合理。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电子软件系统的设计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现对公共权力事项的全方位实时监察监控,防止权力滥用,是系统设计的宗旨。在系统设计上切不可生搬硬套其他软件的架构,也不可照搬照抄上级政府的规则。系统设计要将规范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既要符合上级的考核验收标准和数据接口规范,又要不失本地特色,符合本地各部门的运用实际。软件使用界面要友好,功能设计要合理,操作使用要人性化,菜单和按钮设计要简明、易懂、好操作。权力数据库这一基础平台要实现同源,电子政务大厅内网、外网、电子监察系统、法制监督系统、协同办公系统等各功能模块要实现有机连接,发挥系统监督权力运行的最大功效。

  三、在工作推进中应重视三个问题

  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各地都在探索实践之中,没有成熟的蓝本可以借鉴,在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应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系统功能的实现。要实现系统对权力事项的监督作用,首先是要让权力事项的静态信息上网。对各部门清理出来的权力要应上尽上,使权力事项的静态信息在电子政务大厅公开透明,使公众能一目了然,便于接受监督。且可把部门权力公开率作为一项指标纳入电子监察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其次是要让权力事项的办件上网。要坚决纠正少数部门排斥和轻视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态度。要督促部门正常使用系统,严格禁止权力事项网下办理、网上登记及有选择地部分网上办理、部分网下办理的情况。要加强对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能熟练地操作电子政务系统,将权力事项办件全过程搬到网上。要拓宽投诉渠道,针对权力事项办件可接受网络、电话、现场等多种方式的投诉,要做好与政府热线、市长信箱、效能监督投诉等的衔接,让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二是安全隐患的防范。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依托的是电子政务系统,但电子政务系统作为一套软件系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系统缺陷问题。一些成熟的软件,如微软windos操作系统等都存在不少系统设计缺陷,经常需要修补完善。而电子政务系统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管理系统,且多处于实践摸索阶段,系统软件还不是很成熟,随时都可能出现无法预测的系统错误。其次是网络安全问题。电子政务系统功能实现的方式是“外网受理、内网处理、外网反馈”,系统既涉及到内网也涉及到外网,由于使用人员众多,且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又千差万别,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旦感染病毒或被恶意攻击而致使系统瘫痪,权力事项的办件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失控局面,造成的后果和损失将无法估量。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重视,要做到未雨绸缪,及早防范,努力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三是配套制度的完善。制度要求规范、体现规律,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相关制度,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要建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权力库管理制度、督查督办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相辅相成、形成合力,为工作的推进提供强大的制度保证。启东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管理办法》、《加强网上监察系统运行管理的规定》、《权力数据库更新维护办法》、《行政权力网上挂起解挂办法》、《电子监察督查督办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保证了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三点建议:

  一是在管理体制上,建议建立专门负责公权运行的独立机构。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是涉及到监察局、政府法制办、政府信息中心等多个单位共同推进的一项工作。建议建立一个专门负责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工作机构,独立核拨办公经费和人员编制。其中系统维护、法制监督、电子监察等工作人员可由政府信息中心、政府法制办、监察局选聘或委派,人员接受派出单位和驻在机构的双重管理。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多个单位之间的协调协作问题,同时也可以稳定人员队伍,避免临时机构工作人员的短期工作效应。

  二是在系统建设上,建议以省或地级市为单位集中开发基础软件。一个电子政务系统的软件开发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元。以一个地级市或一个省为单位统计,累计开发费用更是大得惊人。而一个省或地级市所辖县市的行政权力事项无论是数量、类型,还是法律依据、实施主体、适用程序等都大同小异。建议可实行以省或地级市为单位,在选择一两个县市为试点的基础上,开发一套成熟的基础电子政务软件系统,然后由各地结合各自实际进行修改和完善,这样既可以规范接口标准,便于数据传输;也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节约大笔的开发费用。软件商品看不见摸不着,电子产品的价格又千差万别,在开发过程中要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监管项目实施过程,切实防范廉政风险。

  三是在日常维护上,建议给予人员、资金、技术等的充分保障。在系统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会不时出现相关软件问题或系统安全隐患,且系统的更新、维护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议聘请相关软件公司或依托政府信息中心组建高水平的技术维护队伍,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在系统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技术文档的收集和保存,这样可有效避免软件开发公司对系统维护上的技术垄断。建议采取逻辑或物理的方式实现内外网之间的隔离,从而保证系统的安全。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不单是一次性的投入,系统的升级、维护,软硬件的更新等都需要资金作保证,建议政府财政在预算中将公权运行经费单列,确保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