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啊？

文/马陌上

居住在中国黄金海岸血汗工厂旁边办公楼上的阔人们，一生大致有两个梦想：一是到西方去；二是到西方去去——实在不行，西部也行。受制于各种显而易见或者不可明言的状况，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儿子们去了西方，而父亲在老之将至之时，携着年轻漂亮的继母到西部去去就回，因为在儿子们镀金归来之前，他以及她还得为他守着那份家业，以供他在西方一掷千金的豪阔生活。无疑，西部是神秘的，西部是壮阔的，但对不起，从西部来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则无一例外是肮脏的，卑贱的，令人讨厌的。这些穷而肮脏的“中国人”怎配住在西部那么伟大的地方？又怎配住在沿海这么伟大的地方？他们就该流动，或者索性住在树上去！很多年来，周游于西方、西部与黄金海岸之间的华人，对那些奔突乎东西、号咷乎南北的令人掩鼻的中国人总存有这么一种纠结的情感。北京是原配，上海是二房，香港是情人，西部则是梦中那个脸蛋红扑扑的处女——可恨的是，她的卧榻之侧，竟然酣睡着一个名叫“农民”的男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们在用棍棒对付这些从西部远道而来的可怜人时，却觊觎着他们的家乡，并给其安上一个令人不忍卒读的名字：远方。

远方是什么？在一切以将人恶心到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远方被一遍又一遍地蹂躏着：它是天上刮的风（要是远方没有风，主人公就无法穿着风衣迎风装X），也是雨里藏的沙（要是雨里没有沙，主人公细嫩的脸颊就不会“生疼生疼生疼”的），是慈母手中的线（“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妈妈”），也是游子身上的衣（“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远方只能在我心里，我于是登上了最后一趟返程航班”），是中学男生写日记最爱用的两个繁难汉字“邂逅”，也是中年秃顶男人一边朝邻座妇女凑近身子一边不断在心底默诵的两个汉字“艳遇”……甚至，是神秘感。噢，神秘感！对精明而胆小的上海人来讲，远方的神秘感就是走婚，因为不但可以乱搞，而且竟然可以不付钱也不负责任；对庸庸碌碌两手抓把钱财两手都不敢松的都市男女来讲，远方的神秘感就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的慵懒生活；对温州人来讲，远方的神秘感就是未被发现的黄金和矿产；对老干部下的老干部们而言，远方的神秘感就是茅台窖池、虫草、传说中的千年灵芝以及各类可以壮阳的“鞭”；对东北女人而言，远方的神秘感就是始终搞不清楚藏族大哥到底“玩不玩”；对一路将老婆、女儿给领导睡将下来换得官运亨通的黑领公务员而言，远方的神秘感就是忠贞不二且能将拦路虎开膛破肚的藏獒……远方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现时现状态的反义词。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小说以及更多以远足为主题的作品都摆脱不了《西游记》提供的“奇迹”框架：通过行走这种个体行为达成对令人窒息的日常性的反抗，通过“奇迹”这种他者品性完成对个体主体性的见证。这样说容易明白：当奇迹发生时，我在场。而“在场”，正是我们终其一生都想确立的个体价值。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去看东海上的日出、长城上的月光、黄河壶口的瀑布以及钱塘江的大潮，正是希望用“奇迹”照亮“日常”。因此，不论是书写活佛转世的《藏地密码》，还是书写骆驼报恩的《大漠图腾》，都无关“真相”，只涉“奇迹”。真相是奇迹的反面。现实主义只为探求真相，浪漫主义只为塑造奇迹——美国民众对他们总统性丑闻的细节穷追不舍，而朝鲜民众则对金将军“落叶为舟横渡江河”的特异功能深信不疑。故，不幸的美国人需要去远方猎奇，而幸福的朝鲜人只需要呆在家门口听中央广播。因此，真正的奇迹不必去远方寻找，在一个处处与真相为敌的国度，奇迹每天都在发生：每天一杯奶，不必修炼也会长出舍利子；每天过一次马路，不必去探险，生离死别自会发生；每天看外交部公报，中国地图到底是个鸡形还是猪形，这本身就构成一个悬疑故事；每天看公安新闻，对派出所发明的各种死法，你会认为他们深得江湖高手的真传，拈叶夺命，击水封喉；猛城管枪挑贼摊贩，发改委夜半涨油价；地产商阵前磨刀，贱房奴跌落马下；小梁王误食地沟油，林教头身陷鹤顶红；张督察纵马截访，刘警官驱车买春；拆迁队大战钉子户，裙带官直捣野鸡房……

基于此，我对写西部传奇小说的何马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的想象力、浪漫主义结构能力竟然可以胜过各级政府官员，胜过各级公检法及智囊团队，而将读者的注意力从社会新闻上移开，去重新关注一则又一则老掉牙的地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