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讲话：续写春天故事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讲述的正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的历史意义。

在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风波以及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格局变化后，国内“左”的思想抬头，姓“资”姓“社”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反和平演变的呼声也很高，说什么“资本主义从南方一个城市向北方蔓延”等等，甚至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而这些人口中的“南方一个城市”，当然指的就是深圳。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辛未羊年腊月十三，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向送行的人挥了挥手，和子女们以及随行工作人员一起，踏进了专列。

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而这些重要讲话，深刻影响了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前途命运。

李灏回忆这段往事时候，曾对媒体说，“邓小平1984年来过深圳，我是1985年调到深圳的。我年年请他，都没来。邓小平虽然8年没来深圳，但他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发展。1992年我们还没来得及邀请，小平同志自己主动提出要到深圳看看。这次完全是他自己要来的。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惊喜，但事实上，这里面的大的背景就是他非常关心这里的发展，深圳成功不成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不成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瓦解的情况下，我们压力很大……”

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对股市的异议很多，尤其是深圳股票市场，是在李灏等人的坚持下“抢生”出来的。即使在当时的李灏看来，对股市的前途也没有什么把握。

1月19日，邓小平一行到达深圳。而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上午八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前往他们下榻的桂园。

考虑到小平同志长时间乘火车比较劳累，需要先休息，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安顿好后，李灏来到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同志的房间，与他商量下午的行程。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也来了。还没聊多久，就听外面说小平同志出来了，李灏赶紧跑出去。

小平同志看见李灏，说道，“到了深圳，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于是，李灏等人赶紧调整日程，安排上午参观市容、新建的火车站和皇岗口岸。

在参观深圳市的过程中，李灏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市经济发展情况，并说深圳这些年之所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的土地有偿使用、发展了股份制、建立了证券市场，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等许多改革和做法，也是借鉴了香港及国外的经验。

在深圳谈到证券市场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在李灏看来，邓小平同志的这几个字掷地有声，每个证券市场的创业者都深受鼓舞。

1月20日，是邓小平到达深圳的第二天。上午，李灏等人陪同来到深圳国贸大厦。国贸大厦共有53层，楼高160米，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楼。深圳的建设者在建设国贸大厦时，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从而使这座大厦闻名遐迩。

邓小平登上国贸大厦第53层的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区全貌，然后坐下来休息、品茶。趁这个机会，李灏展开事先准备好的深圳总体规划图，比较系统地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状况。李灏在汇报中谈到这些年接待了不少国家首脑级外宾，特别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几次来过深圳，并发表过不少意见。概括起来是三句话：一句是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第二句是深圳进行的改革如果成功，说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走得通；第三句话讲廉政建设，他说他当了多年新加坡总理，培养了不少百万富翁，但他自己不能做百万富翁。这实际上表明了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邓小平当即接过话题说道，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廉政建设、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1月23日是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最后一天。在蛇口港码头，邓小平和李灏等人握手道别后，迈步向码头走去。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小平同志走了几步后突然转过身又向李灏走来，响亮地说道：“你们要搞快一点。”这个镜头后来在电视中曾多次出现。

你们要搞快一点，是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前留给李灏的最后一句话。

然而，就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半年，深圳市场就因新股发行引发了“8.10”风波。这场风波再次将李灏推上了风口浪尖……

“8.10”风波：引出证券监管问题

也许是受到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鼓舞，深圳股市开始加速上涨。李灏想到邓小平同志“要搞快一点”的叮嘱，也希望股市能够继续壮大。毕竟，仅有几只股票上市的深交所还仅仅是一个交易所的雏形而已。

于是，随着股市的转暖，深圳开始酝酿发行新股。新股上市方案从1992年3月份酝酿，也通过报纸征求意见，最后在7个备选方案中，“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这个老方案被袭用。

在探讨发行方案时，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对沿用凭身份证发行方案有不同的意见。王喜义敏锐地察觉到，沿用老方案实际上将会迁就一些走后门、搞关系的权力部门，引发寻租行为，使市场的公平性受到影响。于是，王喜义以个人名义给李灏写信，指出了他所担忧的问题。

李灏看后批给了张鸿义和任克雷阅。但也许是太希望深圳股市能够迅速壮大，在发行方案问题上，最终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斟酌便按照既定的方式运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面的“8.10”风波埋下了隐患。多年之后，李灏谈起这件事情，坦诚地说，“在这事件上，我应该承担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责任。”

事实上，在“8.10”事件的两个月前，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知道买抽签表需要凭个人身份证。这就在深圳之外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有些职业炒家开始从各地尤其是内地农村大量收购身份证。有的邮局收到了邮寄多达700张身份证的包裹，还有一部分人当上了身份证租借专业户，借用每张给几十元。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

各地的股民按往常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至少价格可翻10倍。于是，7月下旬开始，各地股民便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10倍，汽车票甚至炒到了上千元一张。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爆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周围的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被老板拉来到各销售点通宵排队。

8月6日晚，深圳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发放抽签表的通知。发放时间9日至10日两天。

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公告》共十七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实际中签率按回收的抽签表的总数计算）。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第六条规定，“每一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一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 10张身份证买表。”第五条规定“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第十四条规定“今年除发行股票外，还将发行可转换股票的债券”。“为此，新股认购抽签表下联，不论中签与否，一律由购买者保留，以便凭以参与将发行的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并据以交款认购。”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下，上百万人在303个销售点排队认购。

 

       8月8日，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争吵、打斗，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以加强组织协调和维护秩序。

　　8月9日清晨，在已投入8000警力仍难以维持各售点秩序的情况下，又抽调1200名武警上岗协助维持秩序。7时半，认购表运达各网点。8点整，在市监察局和工商局工作人员监督下拆封、发售。有些网点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出现多起打斗现象，直到12点才发售认购表。在这个过程中，各医院陆续收到医治被打伤、挤伤和中暑人员。当晚7时35分，深圳电视台宣布，90%网点的抽签表售完。原定两天销售的，一天就售完了。由于发售组织工作存在失误，一些网点发生内部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数千人排成长队，但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上百张的抽签表，以每张700至1000元的价格兜售。舞弊现象严重，导致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和上街闹事。

　　8月10日下午5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10日下午6时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时。这一通告犹如一颗火种，一下子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拿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从后门弄来的认购表。于是，投诉、上访蜂拥而来。据有关方面统计，市长专线接到群众投诉400多个，市公安局接到投诉93个，有5批群众上访。

　　10日傍晚，股民开始聚集、围观，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晚上8时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并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

 

    李灏在多年后回忆这场风波时称，“8月10日那天晚上，市里正好请来深圳视察工作的陈慕华副委员长吃饭，我和郑良玉作陪。其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我一听，急忙赶回市政府，来不及去办公室，刚到一楼传达室，就与在那里的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李定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游行队伍很快就到了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高喊打倒腐败、惩治走后门，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秩序相当混乱。晚上9时28分，公安防暴队向密集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又动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游行队伍。”

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万一处理不当显然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李灏提议把计划在第二年发行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

“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李灏说道。

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等于是寅吃卯粮，况且，没有中央方面的批准，至少需要请示一下。

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李灏拍板：“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晚上9点40分，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这五条公告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结果，游行队伍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点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上，李灏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还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五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已是8月11日凌晨两点钟左右。这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亲自打来电话给李灏询问情况，而在李鹏的来电之前，罗干、丁关根等领导已经分别向李灏询问过情况。

李灏向李鹏汇报，说自己动用了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发行500万份抽签表，明天一早在原销售点发售，股民都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李灏说自己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认。李鹏总理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

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让李灏非常感动。回到家中，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就这样，李灏度过了恐怕是他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天。

事后，中央对“8.10”事件发了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市委书记李灏负领导责任。

“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刘鸿儒履新：中国证监会诞生

“8·10事件”表明，股票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哪怕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是带来政治风险。

　　“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1992年8月8日至12日，也就是深圳“8·10事件”发生的同时，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慎重推进改革的问题；二是沪、深两市以外的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只准许沪、深两市的企业在当地交易所上市。当时很多省市领导同志风趣地说：“上海、深圳两市能吃肉，我们能吃点骨头也行！”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同志针对加快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机构进程做出指示。

对于谁来出任证监会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想到了刘鸿儒。

刘鸿儒生于1930年，1953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东北人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教金融方面的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刘鸿儒却深感自身知识不足，于是萌发了继续求学的念头。1954年。刘鸿儒顺利地考取了留苏研究生的资格，在经过一年俄语训练的准备之后，1955年踏上莫斯科之旅。

1957年，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做研究生，遇见到了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的留学生代表见面。毛主席对刘鸿儒为代表的研究生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当时像刘鸿儒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给刘鸿儒留下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成为很多人一生的座右铭。

1959年，刘鸿儒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0至1989年，刘鸿儒担任了8年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而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之前。刘鸿儒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这样的经历，从政治上理解，似乎已经准备退居二线。

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谈话，希望刘鸿儒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刘鸿儒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

朱镕基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

刘鸿儒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你是国务院总理，哪有出了事情让总理出来承担的，当然我要承担。”

既然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这样具有挑战性、开拓性和历史性的工作，刘鸿儒当然答应了。

刘鸿儒同意出任证监会主席，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金融改革理想。从1980年起，刘鸿儒在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在80年代，银行改革工作已做出眉目来了，但是90年代开始推进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改革并没有完成。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证券委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为刘鸿儒（兼任）、周道炯，由13个部委和最高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在证监会的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刘鸿儒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

　　第二句话是，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而刘鸿儒执掌证监会的几年，恰恰应验了这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