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 15000亿元，其中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共计10836亿元，占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的72.24%，比2008年增加140%。“招挂拍”制度使“地王”频出，成为土地出让金暴涨的最主要原因，而“卖地”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北京市2009年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了45.8%，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金甚至占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60%，是“土地财政”的突出典型。

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着土地价格飙涨、财政收入激增、政绩数据飞腾，必定会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特别是联想到自己的仕途也将因这些亮丽耀眼的数字而变得平坦开阔、前景光明，那种兴奋劲就更不用说了。不过，“饮鸩止渴”式的“土地财政”，最终将吸干企业和国民的血汗，摧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给国家、政府和人民带来的不会是丰硕的果实，而是一杯苦涩的民生毒酒、一场深重的经济灾难。

“土地财政”吸干社会财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公共资源一样，属全民所有，即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国民共有，土地经营、交易的所得，应该全民共享。而土地的性质和用途，决定了它独具总量有限、不可或缺、政府垄断和经营周期长等特点，这使得它与其它别的一般商品有着质的区别。同时，在中国，即使通过“招拍挂”制度购得土地，也并非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是购买了土地的70年使用权。因此，不应该完全按照一般商品的市场交易原则来处理土地的买卖。但我们的政府及其国土管理部门，把土地当做专有商品和吸金的“飞去来器”，70年一循环地在市场中反复“吸纳”企业和国民的财富。而“招挂拍”制度，更是使土地价格坐上了飞天的火箭，2009年楼面地价排名前10名的住宅用地平均楼面地价为26365元/平方米，比2007年的16234元/平方米高出62.41%，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而住房在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使中低收入家庭为购买一套房子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将几代人的积蓄花光，土地的“吸富”效应日益明显。

“土地财政”扭曲政府官员的发展观。由于“土地财政”成本低、收益大、见效快、操作易，政府官员往往都把目光盯住土地，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个人政绩都寄托在土地开发之上，把地方的经济发展依附在土地“招挂拍”上，根本不会去考虑如何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入到发展实体经济之中，投入到创业创富上来；更不会去考虑如何提升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发展后劲、实现科学发展。

“土地财政”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指人类的生产、服务、流通和消费活动。其中的“生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了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实体经济直接提供就业、生产产品、创造财富，关系到国计民生、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而这些经济活动必须在足够大的场所内进行。若土地价格过高，一是会大大增加实体经济的启动成本和运行成本，抬高创业创富活动的进入门槛；二是会使房地产积聚过多的资本，大大降低资本的活力和效率，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资本明显不足，造成实体经济严重失血；三是会使消费者的购买力因购房而大大下降，导致其消费欲望降低、消费能力下降和消费行为减少。而这些都会直接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

“土地财政”阻碍民生改善。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服务设施必须占用相当多的土地，高昂的地价必然会使政府完善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成本急剧增加，在目前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民生本来就不被重视的情况下，政府改善民生的热情和能力必然下降。中国的土地是稀缺资源，住房是社会的刚性需求，如果政府在配置土地资源、调节房产价格方面不作为，就会导致土地和房产价格无度攀升，而这些最终会转嫁到购房的普通百姓头上，加重国民的经济负担，改善民生将成为奢谈。

“土地财政”是腐败的助推器。“土地财政”使政府的利益与房地产开发捆绑在一起，政府只有增加卖地、推高地价来实现财政增收，官员只有不断卖出土地、引进项目才能凸显政绩；而房地产业的暴利和土地增值预期使企业和富人争相进入房地产行业，不断购地囤积或开发新的房地产项目。共同的利益驱使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更加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官员希望开发商带来投资、上新项目，开发商希望通过官员获得土地、通过房地产项目牟取暴利。因此，“招挂拍”制度就成了官员和开发商营私舞弊、暗箱操作的遮羞布，使得官员和开发商的私下交易合法化。加上政府监管不力，社会监督失效，造成土地违法，信息混乱，投机浓厚，泡沫严重，“阴阳协议（指一宗土地交易有两份合同，一份是真正执行、不敢公开的合同，一份是可以公开、应付检查的合同）”、“虚假合同”、“预定转让”、“强制拆迁”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大量土地出让金不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被政府官员贪污、挪用、占用；房地产管理部门成为腐败重灾区，商业贿赂、幕后交易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权力拥有者，都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获取部门或个人私利。如2008年，审计署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调查结果显示，京津沪渝穗等11个土地出让净收益有1864.11亿元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11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总额的71.18%；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受贿数额多达3671万元，另有812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他所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而每套现价值在300万元以上，总值在一亿元以上，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大量房产。这些年来，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以及殷国元的落马，就是房地产职能部门腐败现象的明证。

“土地财政”已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巨大绊脚石。党中央、国务院应该及早正视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调整分税制中地方和中央的税收分配比例，使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相适应，消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确保社会经济健康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