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新华网北京１月３０日电（记者胡浩）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３０日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１０：世界现代化概览》，预测中国可能在２０４０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前１０年左右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

请问中科院：公布这个报告有何意义？是为国人树立信心？是让国人骄傲自满一下？是在以科学之名为中国算命？对未来预测是科研内容之一，但变着法儿找阿谀的主题，出了“小康”指数，又出什么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等等。现在，发达国家个个在盯着中国，变着法儿限制中国发展，怕中国强大了。作为中国社会最高研究机构，多点忧患意识，少点阿谀成份的研究，比什么都好，

你们集中了中国社会科学顶尖精英群体，本应为13亿中国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出谋划策，但公布的都是一些阿谀之言，你们的责任感哪能去了？

作为学者，最大的责任就是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在全民唱赞歌的情况下，你们要为社会挑毛病，说直话，讲真话；在社会处于情绪低落时，你们要为国民树信心，找优势，寻突破。重在客观公正、秉忠直言，表现出文人的秉性。

本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就不发达，没有人敢说在中国也设一个“社会科学院院士”之衔，拿出来，也不被世界社会学界所认可。建国60年了，改革开放也30年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到底怎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本应把住方向，为全社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树一个标杆，但从你们的表现来看，的确不让人满意。

以下抄来《吉林日报》的《文人的秉性》一文，给你们读读。

文化人的秉性多种多样，有的刚直不阿，有的软如丝棉，有的偶尔说说假话，有的一诺似金，有的咄咄逼人，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不拘小节，有的晚节不保。文人的人生色彩斑斓，赞叹的有之，唾弃的有之，惋惜的有之，崇敬的有之。

　　报业巨头史量才早在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史量才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抗战时期，他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有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专门召见史量才，并用严词逼迫道：“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也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也有几百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又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回答：“委员长！你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客气”。这种刚毅的性格，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与亲属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

　　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旧式文人。年轻时他追随陈寅恪的祖父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就派人游说陈散原。他们抬出了陈散原的好友郑孝胥来，以此来劝说陈散原出来辅佐溥仪的伪政权。他严辞拒绝后，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的民族败类。随后又将郑孝胥为他写的《散原精舍诗》一书的序言撕得粉碎，从此与郑孝胥断绝了往来。陈散原为了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以绝食而抗争致死，终年85岁。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教书，担负起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义务。他的四弟丁文渊正在德国留学，经济完全靠他负担。当时任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的曹梁厦是丁文江的好友，一天，他碰上了在瑞士楚里西大学求学的丁文渊，就主动对丁文渊说：“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的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文江，要他设法给你办官费。”于是，丁文渊致信其兄丁文江，让他去设法办理官费留学。然而丁文江却回信告诉四弟说：“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惟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为了推进北京大学教育改革，蔡元培于1917年1月11日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公涵中并附履历一份：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三天后，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蔡元培为何要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呢？一是北京大学文科急需一位学长，二是怕自己的“造假”被教育部发现而延缓了对陈独秀的任命。

　　实际上，陈独秀并没有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更不是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一切全是假的，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蔡元培之所以这样做，他认为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为了改革中国的教育事业，蔡元培不惜撒下这“弥天大谎”。

　　中国的文人，有时偏执得很可爱，只要认准不对的东西，就极力反对。由于当时倡导的西学很受他们的推崇，由此，他们反对起中国古老的中医来了。如郭沫若曾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曾任“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鲁迅先生的父亲之死，深受庸医之害，于是借孙中山病危之机撰文写到：“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是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也许他是曾国藩的幕僚的缘故吧。曾国藩曾对其子纪泽患病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中医就这么糟糕吗？令他们如此痛恨！

　　说来有点好笑，有谁听说过因小解而结下友谊的吗？然而，此事真的发生在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身上。一向孤傲自恃，轻易不与人交往的黄侃，在日本留学时，所租的公寓里住着好几位中国人，其中就有住在他楼下的章太炎。一日夏夜，黄侃醒来要解小便，就站在窗台上就地解决了。而章太炎习惯于夜深人静时读书，突然从窗外撒下一泡尿来，一股臊腥味迎风吹向章太炎的鼻子，素来脾气火暴的章太炎被激怒了，于是就破口大骂，将楼上的撒尿人骂个狗血喷头。殊不知，黄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却不愿认错，以国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其他的住户出面相劝，才算了事。第二天，有个邻居告诉黄侃，昨夜跟他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才觉得自己的唐突，便到楼下主动致歉。从此他们就“不骂不相识”地成了朋友。后来黄侃要学习国学，章太炎就当了黄侃的老师，黄侃当即给章太炎叩头拜师，后来黄侃成为章太炎门下最为得意的大弟子。

闲来无事，看一些文人生活中的点滴，亦颇有兴味的。这些做大学问的文人，他们也是平常人，不免有大雅大俗的举止，有些雅事，很值得我们学习，然而他们的俗事，也是我们行为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