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一词几乎可以在所有国家的法律中看到，但什么是新闻自由？自由的标准是什么？由于在这些根本问题的回答上不同，因而在各国对新闻控制与新闻自由平衡的尺度完全不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闻自由这个人类追求的目标正向日益开放的方向发展。这点，从中国汽车新闻发展的变迁可以看到一个缩影。
    195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和韦尔伯•施拉姆合作出版了《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一书，书中将世界上的传媒理论同社会关系的各种思想理论相对应，归纳成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模式。
    西伯特在用人的本性进行分析时指出，集权主义理论认为：“个人唯有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才能实现其全部潜能。作为个人，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作为社会或有组织的社区的成员，其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大大增加。在这一理论假设下，群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因为只有通过群体，个人才能达到其目的。”在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集权主义论认为：“群体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在价值的尺度上，国家压倒个人，因为没有国家，个人就不能发展出文明人的特性。”“人正是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实现其目的；没有国家，人会依然处于原始状态。”基于这种认识，信息的传播、新闻媒体的行为都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要绝对受控于政府。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社会背景、经济、文化背景。集权主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神权社会，在二战时被法西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同样，自由主义理论也有其社会背景和发展的历史渊源。
    自由主义理论产源于“天赋人权”，体现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明显的特征。在西伯特的阐述自由主义理论中，把人视为文明世界的首要单位与推动者，认为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就是社会的目的，社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每个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个人的成就成为最终的目标――人的目标、社会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人是有理性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作为有思想的有机体，有能力组织其周围的世界，并做出促进自己利益的决定。关于自由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西伯特指出：“16世纪提供了经验；17世纪形成了（自由主义）哲学原理；18世纪将这些（自由主义）哲学原理付诸实践。”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对新闻事业不加任何限制，允许传播媒介自由行事，随意去报到一切事实。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与这种新闻观对应的新闻体制被誉为正宗的新闻体制。
    任何事务都是相对的，即便在这种新闻观产生的美国，对新闻也是加以控制的，只是控制的手法和集权主义理论有所不同而已。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千方百计地对媒体进行控制，其核心还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从巴格达驱逐那些违背美国意志的阿拉伯新闻媒体。
    社会责任理论主张，有限制的新闻自由、承认政府对新闻业干预和控制的一种新闻观念。作为西方20世纪的传媒新理论，社会责任论并未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精神，而是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对新闻自由，传媒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等西方新闻学中关注的基本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把传媒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概念融入进去，而且予以强调。首先，修正了关于“自由”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只有一种“消极的自由”，唯有对社会承担义务，负有“责任”的自由才是有实效的“积极的自由”。其次，修正了自由主义理论关于报刊的性质和职能的某些观点。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报刊是“自负盈亏”、不受政府干涉和控制的“私人企业”，强调“超然独立”、“监督政府”；社会责任理论则强调报刊要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服务，对社会负责，实行“有控制的新闻自由”，政府可以“干预和控制”新闻活动。由于受到过度商业化的影响，新闻界出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比如以耸人听闻为特征的黄色新闻吸引读者，黄色新闻的泛滥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对媒介不负责任的新闻活动的谴责。针对自由主义理论带来的弊端，社会责任理论大力倡导责任观，要求新闻媒介在享有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
    关于苏联模式，施拉姆认为，苏联传媒理论的来源或者说哲学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还从三个方面讨论了马克思的社会变迁观——即社会变迁的动力（辩证法）、其动因（唯物决定论）和其目标（工人阶级的胜利以及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关于社会变革的目标和结局的观点。施拉姆还引用列宁关于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认为在苏联的传媒理论中，关于传媒作用的观点的核心，是将传媒工具化：将媒介视为国家（代表人民）通过对传播的物质设施的控制而加以控制的工具，视为应该用来传播克里姆林宫所解释的“言论”的工具、应该置于一个高度统一的和严密划定的、参照框架中用作社会变化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应该为严肃的社会目的服务的工具。施拉姆认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种新闻传播体系。
    总体来看，以上四种模式讨论的核心是对媒介的控制问题，集权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是控制与反控制的两个极端，而完全受控与完全自由化的负面问题都非常明显。因此，这对矛盾最恰当的解决方案在于中国最基本的哲学理念——阴阳平衡，即：既不能绝对控制，也不能完全不控制。因为，绝对的控制将使人民失去言论自由，而绝对的自由将会出现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因此，对媒介的行为一要适当控制，二要对媒介的行为提出自律要求。
    与30年前相比，今天已经是新闻极大的自由了，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人民可以更加充分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前，公众要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是通过媒体的采访，二是通过投书媒体，编辑们认为他们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并符合报纸的编辑方针，公众的意见才能见诸于报纸、杂质、广播或电视。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这一切，从互联网刚刚开始时的获取海量信息使眼界豁然开朗，到通过BBS参与评论，再到现在的专题论坛、博客、微博客，如今已经进入了Twitter时代，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越来越多，在言论方面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自由，很少有哪个精英能够左右人民的心声，通过互联网老百姓的声音得到了比传统媒体几倍、几十倍的放大，甚至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
    就汽车新闻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国专门写汽车新闻的记者加在一起不到10人，他们主要写一些与汽车有关的政策性新闻、到国外参观访问的见闻，以及根据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对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差距的观察，对产业、厂家的发展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各报纸纷纷增加汽车版，参与汽车报道的记者多起来了，报道的重点依然是政策和国外见闻，但大大增加了对产品报道的比重。这个时期，虽然已经很开放了，但是在报道中还是有些不成文的规定的，即领导说了不许报道的就不能报道；各部委每年要对记者进行内部评价，如果哪个记者在某个部委的内部评价不太好，那么以后不仅这个单位再发布消息或者安排领导的专访时，可能不会再请这位记者了，甚至其他部委也可能不再邀请这位记者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很多政策被法规取代，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很多政府部门的信息，官员们的文化水平更高了，思想更开放了，应对记者也更加从容了。一些政府即将采取的政策，在政策正式实施前，会首先放到互联网上征求意见，然后根据公众的意见反馈修改后再推出。显然，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更多的控制变成了相互沟通。同时，现在汽车新闻的开放程度已经可以和最开放的足球新闻相比了，任何政策、任何政府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媒体的质疑，任何厂家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媒体的鞭挞。如果是在30年前，如果一家媒体敢挞伐某家大型汽车企业，这家企业可能兴师动众地通过党组织的宣传主管部门与媒体进行“沟通和协调”，甚至是责令媒体做出某种有利于企业的报道，更可能直接要求媒体对报道的记者给出一个处理意见。但现在，对企业的负面报道经常可以见到，企业则往往通过公关公司与媒体、记者取得联系，就双方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进行沟通。当然，也有媒体为了商业利益，对厂家一些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宏观角度审视中国在媒体控制与自由开放这对矛盾的平衡关系，应该说政府对媒体依然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同时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这种平衡关系与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新媒体的出现有着明显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地国际化，随着中国文化的迅速崛起，随着中外媒介交往将日益增多和加强，随着新闻单位资本结构的多元化，中国在新闻将更加开放和自由。但控制是永远存在的，即便在欧洲和美国，政府依然有能力控制媒体，只是与中国控制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但目前中国属于以上四种控制模式呢？似乎哪个都不完全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正在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