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离我们有多远

海地地震的消息，果真像地震波一样，经过漫长路程的传导之后，以一种由弱到强的节奏，冲击并“嵌入”我们的生活。1月20日，中国政府为8位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中国驻海地维和部队官兵，举行了空前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悉数出席，其规格已近乎国葬。同时，他们的战友和最新派往海地的中国救援队，仍然在海地的街头和废墟上，维持着秩序或搜寻着可能的幸存者。借由电视画面上这些熟悉的身影，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岛国的地震，和我们之间产生了切近的情感关联。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刚刚过去不足两年的汶川地震，仍然在国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伤痛，电视上恍若昨日的惊心画面，立时唤醒了刚刚平复的记忆。而预估超过20万的死亡人数，大大高过汶川地震公布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直接掂出了海地地震灾难的沉重。所谓同难相怜、心有戚戚，也促成了中国百姓对海地地震的格外关注。

即使身为媒体人，此前我对海地的了解，也基本局限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和社会动荡不已、政权频繁更迭的印象。而在非洲或者南美，这样的国家曾经并不在少数。在这样的国家，能够暂时终结其混乱的强人，最终却往往堕落成集权而残暴的独裁者。海地曾经的独裁者杜瓦利埃，与萨达姆、皮诺切特（前智利独裁者）、博卡萨（前中非暴君）、阿明（前乌干达独裁者）等人一起，都是这个“现代独裁者俱乐部”的著名成员。浏览这些独裁者的“事迹”，往往觉得不可思议，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横征暴敛、残暴无度，仿佛不是在治理一个自己也曾生长于斯的国家，而是在劫掠一个强行闯入的城镇，烧杀抢掠成了唯一的目的。譬如杜瓦利埃家族就曾掠夺了海地全国90%以上的财富，似乎根本就不打算给其治下的百姓留下一条活路。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或许与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有关，又或许所有的独裁者最终都会被不受约束的权力，放纵成无恶不作的恶魔。不过对于海地人民而言，独裁者的成因其实已经并不重要，父子两代杜瓦利埃留下的混乱和贫穷，才是他们迄今搭上几代人的不幸和挣扎，都还没能摆脱的梦魇。

最近几天有关海地的新闻，已经从最初的惨烈，逐渐演变为更令人忧心的混乱。电视画面中，荷枪实弹的国际维和部队的黑衣战士，逐步代替了救援队员的橘红色身影，这显然意味着抢救生命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人们不得不忍痛放下被废墟掩埋的生命，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充斥街头的无助人群。看着电视画面中那些因为无助而陷入绝望，暴戾地在太子港街头盲目冲撞的人群，竟让我无端地想起2008年5月19日的天安门广场。在那个为汶川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民众齐声高喊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即使抛开这一场面所隐含的所有政治意味，民族、祖国的意义和分量，也会在这样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分明。设想同样处于巨大灾难之中的灾民，身后有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和祖国可以依靠，其绝望的程度想必完全不同。中国人始终对祖国统一、民族昌盛抱有一种信仰般的执著，一定与这种相互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海地离我们有多远？空间距离大概15000多公里，飞机直飞需要20个小时，真是足够遥远。但是，当刚刚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海地灾民，蒙着满面的尘土，用法语向操着英语、汉语的记者呼喊着“救救我们，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自然会意识到，海地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面对遭逢巨大灾难而又没有回旋空间、没有经济实力作为奥援的不幸者，来自国际社会的帮助，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指靠的希望，而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一员。如果海地震后的次生灾害，不幸恶化为缺衣少食、瘟疫蔓延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如果被传的神乎其神而且似乎正在实现的全球一体化，不仅仅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利润的自由转移，而是也能泽被“失败国家”里那些无辜百姓的福音，那么此刻进行全球动员，不让海地陷入更深的深渊，就是这一福音最该降临的时刻。

几天前，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向非洲各国的同胞们呼吁，让海地的地震灾民到他们祖先的家乡落地生根。“如果只是几个人，我们可以提供他们一片屋顶和一块土地。如果他们大批的到来，我们可以给他们一整个地区。”这样的呼吁，真是充满了血浓于水的温情暖意，当真回到非洲故土的海地人如果不幸再遇灾难，大约也会有更宽广的怀抱可以依靠。可是，如果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当初制造了海地这个国家的那些国家，还相信有同情、公理、道义这些价值，就有责任帮助灾后的海地，建设成一个比震前更安定、富足，因此更适合人居住的国家。否则，当年从遥远的非洲家园“被移民”到海地的黑奴后代们，却不得不在几百年之后，再次背井离乡地回到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家园，他们能感受到的一定不是温暖而是悲情。在一个已经自信实现了文明的世界，这是不能接受的羞耻。

似乎与以上感慨并不相关的联想是，在《阿凡达》里代表着地球人的贪婪与邪恶的狰狞飞机，在海地灾民眼中，却是急切盼望着从天而降的救星。人类对现代化的反思，最终总是会在对现代化的依赖中，虚化成一缕午后暖阳下的奢侈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