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的隐忧与对策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发展日新月异。美国著名投资家、花旗集团顾问库恩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风雨”过后，大家确实看到一条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彩虹”。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按照不变价计算,两者之间比值从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隐忧。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基尼系数为例，1978年到1984年，中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世界银行今年的统计称，中国富与贫的收入差别达到近13：1，一连串的数字令人咋舌。毫无疑问，这样的贫富差距和改革开放的宗旨是相违背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成功。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有走向‘拉美化’的危险，突破极限后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贫富差距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为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隐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明确目标，即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要求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户之间的分工分业，提高农业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实现上述目标虽然有较大的可能性，但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更快的情况下，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继续扩大，从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成挑战。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看，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地增长，特别是探索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才能遏制和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具体途径一是发展高效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积极推动农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和高效农业转变；二是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建立和规范统一的国内要素市场，劳动力流动将带来同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均等化，从机制上创造农民收入持久性增长的源泉，进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三是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并实现其充分就业，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
同时，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改革，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要改革就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后者产生的诸多问题会加速贫富差距。如果权力集中问题不解决，谈反腐败、缩小贫富差距都是空话。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对深化改革的热情不高，想方设法要维持既得利益。最常看见的就是一些人用影响稳定来作为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殊不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稳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要实现民主与法治，执政党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否则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腐蚀。
此外，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就要求分配格局的合理、公平、公正。因此，各级政府不能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政策环境为加快农民收入增长和缩小差距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深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的体制改革，将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改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借助政府和市场之间相互增进，实现城乡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能够在提高劳动力技能的同时，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进而通过利用劳动力市场机制改善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市场化的制度条件。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朝着建立全国统一的、竞争性的要素市场，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翻一番的政策目标，而且还可以迎来收入差距由扩大变为缩小的转折点。
总之，要确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最主要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这是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过大，甚至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办法。只要国家下决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可以遏制住两极分化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支持这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