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没见得多盖了几套，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担心它被穷人的不文明行为“糟蹋”了，于是他们借鉴据说是香港的“先进公共管理经验”，规定申请居住者吐7次口香糖，管理部门就有权收回保障房。这只是一项严苛的不着边际的保障房新政的基本内容之一。按照广州市的新规，居民如有随地吐痰大小便、搭棚种菜种花、违规停车或在栅栏上晾晒衣物等行为将被扣除3分，在两年时间内扣除20分以上的居民将被要求交出住房。
    在我们平凡的逻辑和想象中，是很难把吐口香糖之类的无伤大雅、有碍观瞻的个人生活不文明习惯和穷人有没有权利住上保障房等人生大事联系起来的。但这样的事情在广州市保障房新政制定者那里居然是“风马牛正相关”的，而且是先进的公共管理经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我猜想，广州市是想通过这样的保障房新政一举两得，既能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又能提高穷人的文明程度，可也免不了舆论“以穷人的素质为幌子，拿穷人的居住权开玩笑”的讥讽。我们当然不能说广州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初衷就是“拿穷人开玩笑”，但我们确实要说，这样的讥讽非常严肃，值得认真对待。
   当我们承认居者有其屋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时，我们却因为吐口香糖之类的事情剥夺了某些居民的基本人权，我们实际上赋予了口香糖“杀人”的权力。这样的事情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都是相当匪夷所思的。因为它一开始就假定穷人是需要教化的，公共政策不是为公民提供住房保障，而是施展给予和夺取的魔术；还因为它一开始就把保障房的取得者变成被施舍者，给，不是因为你有权利获取，而是因为我们看着你“顺眼”。即便是施舍，这样的新政也未免苛刻。要想象它有多么不合理，你不妨设想，基督教佛教在给穷人施粥时规定，穿着脏差不能吃饭一样。
    为什么需要保障房政策呢？让我们来追本溯源。土地和住房从根本上都是稀缺的，现在政府把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并且自己也从中获利（很多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超过当地财政的三分之一）时，房地产的繁荣也就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之一，它带动了很多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中国金融业稳定的利润来源，并且给政府和开发商带来可观的税费和利润，富人们也拥有了远不止一套舒适的住房。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光辉一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人也因此失去了土地和住房，被蜗居着，被迁移着，或者根本无力获取住房。基本的社会学逻辑是，政府要用从市场化赚来的钱去解决这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无论你把它理解成政府的义务还是政府的福利，它都是某种必须去做的事情。当某种必须去做的事情变成某种你必须先按我的条件去做某些事情，我才给你做一些事情时，它就已经变味了。
    再说点文明的话题。中国人的卫生习惯相比西方是整体上差点，富人比穷人相对干净些，这些也许都是客观事实。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生活文明方面的进步不能靠强迫和威胁来拔高，我们也必须承认，文明进步是一个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事情，并不是某些人比某些人天生高贵的佐证。华尔街的银行家是不随地吐痰或者口香糖的，但他们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贪婪和欺诈其本质上是野蛮的，何以我们仅凭一个人吐不吐口香糖就决定是否剥夺他居住的权利？
     遗憾的是，在广州市的保障房新政里，我们看不到责任，看不到福利，只看到施舍和歧视，只看到公共政策中权力无处不在（想想一个人基本的居住权会被一个社区的卫生监督员生杀予夺的场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州市相关部门试图把一个全国性保障房建设因严重滞后而饱受非议的话题变成一个穷人因不够文明而不能承受保障房之宝贵的话题，我不知道是该赞扬这样的新政在转移矛盾方面的高明，还是批评他们在拟定草案时候的傲慢和不谨慎。唯一能想见的是，靠着这样“被文明”的新政，广州市想建设和谐的保障房社区的初衷是注定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