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具有终极挑战意味的学习或者思想家来说，任何既定的规范的思想都面临解构的危险，中国有陈丹青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幸运的。
今天的主题仿佛被解构掉了，在四个小时以前我进入会客厅和小平先生有一个交流，大家记得他谈到有一个山西师大的年轻的博士，我听的是汗不敢出，首先我来自同样的师范大学，其次我今年刚刚三十岁过三天，三十二岁过三天，而且我也是似乎是我那个单位最年轻的副教授，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也是博士毕业，更更可怕的是我没有留过学，结果你得出的结论是两个字，他完了。
但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小平先生在后面的话里面讲到，他还是学物理的，物理没留过学是不可以原谅的，幸亏我学的是中文，我个人来总结我被邀请到这儿来参加演讲，可能和我从事文学研究相关，如果今天的文学研究还有一定感染力的话，我愿意用我的专业所学来分享在陈丹青现在先生眼中及其宏大而且难以从事的命题。
讲到感染力，中国文化形象有什么样的感染力，首先要从历史开始回顾，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上是什么定位，我们请相对比较晚的例子，八十年代初，长城喜来登酒店在北京东郊开张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科学真言报记者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说这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典范，在宾馆大唐里面吃鱼子酱的时候别人问他，你能告诉我什么是中国的吗，他说这里除了窗台上的灰尘，一切都是外国的。
第二个日本曾经发过文章，他说中国的饭店服务员最不愿意做的工作是打扫房间，当时的导游最拒绝的事情是和外国人握手，怕他们有艾滋病，这还是二十二年前的事情，在二十二年前中国和历史这样遥远，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世界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国落后200年，第二次落后半个世纪，非常幸运的是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引导的第三次我们赶上了。
1996年中国第一个网吧在上海建立的时候，此时英国伦敦的网吧才成立两年，中国网吧只落后全世界最早的网吧两年时间，2001年911事件，中国网络在事后八分钟报道这条消息，我们比美国总统布什只晚了三分钟得知这个信息，从当初的冲撞到今天的同步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就有了感人力，我们经济的成就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有了感染力。
我们中国人在世界有不同层次，在十八世纪以前，也许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面是神秘的，是钦佩的，那么进入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判断是落后的、鄙意的、不屑的。上世纪中期以后一个红色的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是疏远的、孤立的。
在今天中国的物质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之后，你会发现中国的形象变得非常复杂，在西方人的文化定位当中，他们有畏惧、有惊讶，当然又附回了远古的神秘。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形象变得这么复杂呢，一会儿是中国落后，一会儿是中国崛起，一会儿是第三世界，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你会发现这种多元的对中国文化的定论关键不在于经济，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中国的文化身份，中国今天的文化身份在世界人的眼睛当中如何定夺呢，我想提一个数据。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奉行鲁迅的拿来主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的书籍有多少册，北京专家告诉我们的答案是十万六千八百册。那么回头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世界翻译的中国的作品有多少部，你们可以完全展开你们的联想，一千多册，这个数据是两年前统计的，十万和一千，我们发现经济和贸易和逆差，这里出现了文化的逆差，在这样的前提上面，西方人对中国的错读也许是没有足够多的方式了解中国，来认清中国的文化形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当中，我们是以什么形势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的呢，西方怎么了解中国人呢，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解读，他们了解中国也许通过印象、通过想象，也许通过一些媒介所制造的印象，这个联想到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电影，我们知道第五代电影人生产的东西是封闭的，第六代是封闭的、灰暗的生活形象，到了今天的大片，你会发现如果这些大片反而在制造文化产品的历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承担起了中国向西方输出文化形象的一种定位，你会发现我们从当中收获了什么呢，你们也许看到了英雄里面的犬儒主义，看到了英雄里面的强权世界观，看到了无极里面的漫无边际的想象，看到了十面埋伏当中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兽性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确立在世界眼中形象的方式，这构成了对中国世界的模糊。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把我的观点表述一下，回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西方应该确定什么新形象，第一，确立有国际感染力的和普世价值的中国经典文化精神，可能很多有留学经验的老师会反感，但是我想说的不是复古，而是以古建今，中国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阶段，现代性的逻辑观已经改变了，中国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无立场的折中主义，是在不偏不倚当中寻求解决之道。
我们中国可以用三合来对抗西方的三争，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来对抗个体斗争、集团斗争和国际战争。
刚才有老师提到和谐是官方发出的号召，我特别想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二三十年，我们如果从那么多的技术环节，包括实用主义的改革，慢慢转向心灵、传统文化层面，这恐怕算一种进步。
第二中国树立什么样的新形象，有本土消纳能力的国际眼光，中国人今天最大的情感痛恨是全球化不够彻底的忧虑。我们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面是如何把全球化的诉求进行本土化的消纳和吸收。
又回到徐小平东西的话题，我前不久在读书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叫做悲哀的外语族，我曾经奉劝我学中文的同学们不要学英语，也许会矫枉过正，我觉得中国为什么今天的本科、硕士博士，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英语学习中去，也许会帮人锻炼一种投入社会的技能，但更大的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来自两个原因，第一语言如果把它定位为纯粹的信息交流的功能，为什么用那么多时间放在纯技术交流层面，但是很多人说你从初中开始学英语一直到博士都学不好，那这个问题是学习本身的问题吗，恐怕是我们学习效率低下导致的问题。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放在纯技术操作上面。
第二，母语能力的匮乏成为了很多中国学生，这里包括本科硕士，也包括博士生，母语能力的匮乏成为他们的通病，他们熟悉了西方语言的同时，已经疏远了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我特别赞同陈丹青说的，语言贫乏和文化贫乏相关的，如果有了能被世界认同的语言，它的思想一定能发出夺目的光亮。
我今天听到的是什么语词呢，我在很多冠冕堂皇的学术刊物当中有很多堆砌的语词和理论，这是否来自于我们本真的体会。
第三点，深思多样的问题并存，1978年北京街上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理发店，他们理鸡窝头，到了八十年代中前期最流行的裤子是喇叭裤，我们发现喇叭裤不姓资也不姓社，后来延伸到股票市场同样不姓资不姓社，我觉得意识形态立场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多样态的文化形态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社会个体能不能有幸福感。
今天我们说的竞争的压力，升迁的压力不足以抵消生活带来的幸福感，中国幸福指数高吗？当然不高，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样，很丰富，比如我们马上就要召开的国庆阅兵，同样在离长安街这么近的地方有这样的高端思想交流平台，有超女、快男，我们的大学生可以从政从商，遗憾的是我们也有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丰富，类似于今天依然有炒房团，看到床底下有上亿元钱的处级干部，这恐怕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丰富。
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想要实现高层次的丰富有很多的壁垒要去突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文知识分子最大的能力和能耐只能用改变思维来改变世界，用文化重新书写中国形象，从我个体出发，每个试图让自己的思想有感染力的人，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从行为到思想有感染力，不光感染自己，感染身边，也感染世界的人。
自 价值中国网合作单位——欧美同学会 “国家形象与具有国家感染力”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