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贵族和主教同英国国王签订了一个协议，史称《大宪章》。这个《大宪章》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多西方历史书都以相当的篇幅描述这个法律文件。的确，对于西方历史，尤其对于英国来说，这个法律文件是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历史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法律，它关系到贵族的权利，贵族妇女的权利，法庭审判方式，一些简单的财产权利等。《大宪章》因为它的内容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被西方人看得很重，这很容易理解。
但是，一些中国人也顺着西方人的结论，将《英国大宪章》说得神乎其神，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的中国学者把《大宪章》称为“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基本上属于“拿着鸡毛当令箭”。之所以在某些中国学者那里会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历史严重缺乏了解，也缺乏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横向比较。《英国大宪章》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南宋宁宗时期。因此，用宋朝的法律与《英国大宪章》相比较，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在很多法律问题上，到底谁先进，谁落后。
例如《英国大宪章》第七条规定，丈夫死后，寡妇应获得她原先的嫁妆和遗产。这个规定的现实基础是，贵族只能与贵族通婚，贵族女性嫁给贵族男性时，会带来值钱的嫁妆，比方说土地。因此，这个规定的意思是说，丈夫死后，女性贵族成了寡妇，她原先带来的土地之类的嫁妆，依然归她自己。类似这样的规定，在宋朝的法律条文中要彻底得多。依宋朝法律，女性对于嫁妆的权利，遍及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女性贵族。甚至在丈夫未死时，嫁妆的处置权依然在女性手里。就在比《英国大宪章》稍早一点的时间，南宋有一个妇女三次改嫁，其嫁妆依然在自己手里。
再比如，《英国大宪章》规定，不得强迫拥有土地的自由人“服额外之役”。在这里，英国所谓拥有土地的自由人，是指贵族和武士。而当时大多数英国农民，都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与领主之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关系。在宋朝，绝大多数农民都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宋朝没有土地的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也不是像当时英国那样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租佃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英国大宪章》所谓不得强迫“服额外之役”，意思就是国王要求的各种差役。在我以前的文章中讲到《水浒》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北宋中期以前，中国百姓也有很多差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把义务性的“差役”，变成有报酬的“募役”。一个国家总有很多公共性的事物，强迫人们义务劳动来完成公共事务就是“差役”。王安石变法，以法律形式将“差役”改为“募役”，成为全世界公务员制度的雏形，比《大宪章》至少早150年左右。而且，《大宪章》里只有一句空话，根本没有具体措施，其具体措施在几百年后由中国引进。
再比如，《大宪章》要求审判须有证人和证物，而不能采取教会的“神判法”。看过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人都应该知道，宋慈被誉为全世界法医学之父，他的所有判案，都极其重视证据。而且，宋朝的法律对于证人、证物有着详细而系统的规定。比方说，宋朝法律的证物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书证”，包括各种契约。“契约精神”经常被崇洋媚外者誉为西方的特色。而在宋朝，由于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契约精神”几乎在每个老百姓那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英国，纸张和印刷术还只是天方夜谭，听都没听说过，因此，即便有所谓“契约精神”，也只在少数贵族那里，与普通百姓毫无关系。关于证人与证物，《大宪章》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完成这个概念，基本上要到18世纪，也就是500年以后。但在宋朝已经非常完备了。
《大宪章》还对法庭审判做了简单的规定，其第十七条说：“一般诉讼应在一定地方审问，无需追随国王法庭请求处理。”当时英国的情况是，除了教会“神判法”外，世俗社会除了首都，只有流动法庭，没有固定法庭。宋朝的法庭怎样呢？对于基层来说，每一个县衙门都是法庭，每一个州府都是高一级法庭，州政府还有两个法庭，目的是同一个案件由两个法庭互判，以防止徇私舞弊。宋朝的中央政府还有各类法庭，甚至包括今天的军事法庭，朝廷还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随时组成或派出临时法庭。因此，宋朝的法庭审判制度比《大宪章》不知要先进多少倍。
从各个方面说，《大宪章》的进步意义，只在于英国或欧洲当时的社会状况，与同时期的中国宋朝比较，《大宪章》显得很小儿科，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就是这样一个小儿科的《英国大宪章》，后来也因英王反悔，贵族与国王之间爆发了战争，类似汉朝的诸王叛乱，或者唐朝末年藩镇造反。因此，《大宪章》的实际效果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体现，在当时只具有字面意义。西方人为他们当时的那一点文字意义上的进步而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目光短浅，不知道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比他们先进无数倍的宋朝。中国人如果也像西方人一样，把《英国大宪章》奉为划时代的标志，就比较可笑。一是像西方人一样，同样犯了目光短浅、孤陋寡闻的毛病，二是落入了西方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
《英国大宪章》最为人称道的是限制了英国国王的权利，这一点也被称为“民主”的先声。在我看来，少数贵族限制国王权利，与民主毫无关系。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比当时的英国要彻底得多。宋朝有一个名叫赵子砥的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六世孙。北宋末年金兵攻占开封后，赵子砥与宋徽宗等一起被俘，在金人管辖的燕山被囚禁三年，后来逃回南宋。赵子砥将其在金国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书，名叫《燕云录》，其中有一个关于金太宗吴乞买的记载。
金太宗吴乞买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弟弟，继位于金朝初年，还带有一些部落民主色彩。女真人原先没有什么赋税，这种情况似乎很难称其为先进，只能称为部落经济的落后。但是，由于要向辽国和宋朝发动战争，没有赋税就很难，于是，女真人部落首领达成了一个盟约。据《燕云录》记载，这个盟约的核心是，国库收敛的赋税，只能用来发动战争。金太宗吴乞买即位后，发生了一个情况，说他“私用过度”，我们不知道“私用”的具体的内容，但显然金太宗不是把国库的钱用来发动战争，于是，便违背了与部落首领们共同制定的盟约精神，有“违誓约之罪”。如何处罚呢？女真人部落首领们把金太宗扶下国王宝座，当庭杖打金太宗二十下屁股。打完之后，再把国王扶上宝座，大家向金太宗道个歉。
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英国大宪章》要早约100年。女真人部落首领盟约对首席军事长官的制约，在我看来，与英国贵族对于国王权利的限制是一样的，甚至更彻底。因此，也有人将金太宗被当众打屁股称为“原始军事民主制度”，带上了“民主”这个字眼。那么，这种“民主”代表先进吗？这种贵族限制国王权利的做法代表先进吗？我们知道，当时的女真人还实行奴隶制，女真人贵族出发打仗的时候，也会带着奴隶随行，奴隶替贵族们照管马匹、日常生活等。女真人在金国初期因为没有赋税，也就没有军俸，武器粮草都是自带。奴隶的作用之一是，在粮草用完，仗却没有打完时，贵族可以吃奴隶，充当粮食。
因此，打国王屁股这种“民主”，这种限制国王权利的方式，并不具有本质上的先进性。这也是我一贯主张的观点，民主只是一个工具，本身不具有道德价值。民主是否产生好的效果，只在于使用民主这一工具的人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对于女真人来说，他们的确具有“民主”精神，但是，他们依然是落后的，依然是采取歧视性的社会等级制度。宋朝百姓反抗金人，就是拒绝被等级制度奴役。《英国大宪章》所代表的民主，同样是落后的，同样没有改变英国农奴的地位，这里的“民”与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关系。民主这一工具只被少数贵族掌握，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未必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因此，放在全人类的大视野中，《英国大宪章》并没有多少先进的成分，它的划时代意义，只在于当时欧洲封闭情况下的一个小角落，只因为其孤陋寡闻的封闭，才在那个封闭的小岛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状况用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来表示，就是“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西方人因为自己的“欧洲中心观”而妄自尊大地将《大宪章》视为多么先进的一个法律文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和结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对照一下自己的历史，就会发现，《英国大宪章》并不值得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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