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价值是指档案对国家、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的有用性。它是主体（档案利用者及其利用需求）与客体（各不同时代产生的各种类型载体、内容的档案)之间的关系范畴。
档案价值概念具有以下内涵：第一，档案价值概念明确了档案价值的主体、客体以及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连接档案价值客体与主体的中介物——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档案价值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档案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它是通过档案与人们主体需要的关系得到体现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方面产生对档案的利用需要，另一方面又联结档案客体和主体及其需要，使两者相互作用，从而把潜在的价值关系转变为现实的价值关系。档案价值，即档案客体对主体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并且也最终是社会实践活动促成了档案价值的实现。第二，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和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档案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档案价值作为“意义”或“作用”，不是一种实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概念，表示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客体——档案及其属性，是档案价值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无所谓档案价值；主体及其利用需要，则是档案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因此，档案价值既不是单纯的档案客体的属性，也不是片面的主体的属性，而是档案客体的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体现为一种意义或作用。第三，档案价值是档案客体对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凭证和参考意义或作用。
一、档案的特性
（一）档案的原始记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对档案的定义表述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性信息记录，对以往社会活动具有直接的原始记录作用。所谓原始记录，其含义就是：（1）档案文件是某个特定单位或者某些个人，在从事某种公务活动的过程中于当时当地所形成的；（2）档案文件是直接记载和反映其立档单位或有关个人的历史活动过程的。档案的基本性质首先是它的原始性再而是它的记录性。
档案同时具备原始性和记录性，成为历史活动过程中的原始记录。这种原始记录性也是档案历史价值的基本性质。
由于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后人可以从档案的内容记述中考察当时当地的历史活动过程。这又是由于档案内在的有机历史联系决定的。
历史的原始记录和客观的有机联系，使档案能够如实反映立档单位社会活动过程的历史面貌，继而使档案对于工作查考、经验总结、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凭证或参考的作用，这种凭证或参考的作用，使得后人可以从档案里了解和查证某种历史事实，证实档案的历史价值。
（二）档案的客观性
档案的自然形成过程即是档案的客观性。具体表现在:
(1）档案是一定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即指它是不以日后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早已形成了的东西.对待档案，后人只能是整理历史上形成的文件，而不是在日后任凭主观意志臆造历史的文件。
(2)档案是立档单位社会活动过程的历史真迹。档案文件的形式与内容，不容许后人按照自己的观点和需要去改变，一旦改变则失去了它作为档案保存的原始性质和历史价值。
（3）档案是历史上的文件归宿。
档案的客观性确保了档案的可靠性和其历史价值的体现。
二、档案是史料的宝库
（一）史证考实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和客观性的特性使得档案在考证历史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机构）、过程（事由）等必要因素构成的。但由于个中原因，使得一些史学论著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论述和认识有所出入。这时档案的历史价值便凸现出来。
档案澄清史实，可以让我们看到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吹嘘他1924年在北京被捕的五个月中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但是1981年《历史档案》第二期杂志公布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篇题为《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的档案文件，证实了张国焘被捕后变节招供、出卖李大钊的史实，从而揭穿了张国焘的自我吹嘘。
史实考证，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98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情况报告》称法庭在调查中“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了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经过鉴定、验证的原始书证和物证651次.......被告不得不供认犯罪事实”。通过档案史料彻底否定林彪、江青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靠查证档案史料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昭雪了许多被诬陷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成为史实考证的重要依据，档案的历史价值逐渐在历史的考证中得到彰显。
（二）提供文学创作的素材
档案既是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又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重要素材。
文学创作往往反映人类社会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现象，需要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档案的历史价值曾经对作品的取材，情节构思起过重要的启迪作用，甚至是凭证作用。由于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它既要求反映历史和现实，又要艺术的虚构。因此这里的档案提供文学素材理解为（1）描写对象的历史依据（2）提供作家构思的历史背景材料。
世界著名小说《基督山伯爵》就是利用档案史料作为艺术构思的依据。大仲马从1838年整理出版的一册警察局选集中的一篇材料《精钢石和复仇》里提取了史实，经过一直点化，一书构思，使真实的任务由现实世界引入想象世界。小说里不少人物都是以真实的人物为模型，虽然事件的情节和背景与史实有一些出入但是都是有根据的。这不小说如果没有档案的史实作为依据，是很难以完成的。
外国许多作家经常从警察局的记录、法院的报告和监狱的大事记之类的档案史料中寻找小说的人物形象、构思艺术情节。直到现在，我国电影与文学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往往到公安部门或者历史档案馆去查证某些史实。
档案的历史价值不进体现在历史研究领域对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启迪或凭据作用。
（三）编史修志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占有反映客观事实的材料基础上步步深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与综合，揭示和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历史研究必须以史实为依据。
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只有立足于丰富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史著才能具有说服力。古今中外利用档案进行编史修志数不胜数。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两部史学著作，其中都大量利用了档案。司马迁在西汉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后来又做了中书令，使他有机会接触皇家秘籍及宫廷文书档案，所以在《史记》编写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宫廷的“石室金匮”专藏的档案文件及图书资料。
档案是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和最为可靠的原材料。档案的发现和提供，是促进历史研究工作繁荣的极为重要 的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朝统治者毁灭了它的文书文献，并在他们自己的官方记录和死人文集中，片段地歪曲的留存了这次运动的形象。太平天国本身的档案的失存严重阻碍了后人对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工作。直到二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三十年代起，国内才发现太平天国的文献。此后陆续出版了多种关于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的汇编，既有太平天国本身的文书告示，也有当时人的目睹口述。这些为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出现爱你了大批有关太平天国的论著。档案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史实来源，是吸引学者去研究和撰写历史著作的重要原因。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和客观性决定了档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不仅体现在促进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上也体现在编史修志，提供文学素材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