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帝制，却未能根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帝王思想。中国漫长的历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中国当代的历史文学却深陷于"农民起义"与"帝王家史"的循环之中。九十年代以来，"帝王家史"复辟成为历史小说之主流，其中最为卖力地倡导"唯皇史观"的小说家是二月河。在前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二月河先后出版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三个长篇历史系列小说，这三部从篇幅上来看堪称"大书"的著作，总共五百多万字，使得二月河火爆文坛，红透荧屏，一度成为"中国大陆版税最高的作家"。据透露，目前其版权收入已超过一千万元之巨。二月河很谦虚，对记者表示说，这点收入根本微不足道："作家就是一种丐帮的形式，这比较切合实际。就算你是个头目，洪七公，你洪七公能有多少钱？"是的，靠吹捧皇帝赚点小钱，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总比那些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来得正当些吧？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让小皇帝坐龙庭成为一页翻过去了的历史。但是，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从孙中山到毛~zhe~东，想当皇帝的枭雄越来越多，土皇帝层出不穷；从辜鸿铭到二月河，怀念和赞美皇帝的文人以不绝于缕，皇帝赞歌余音绕梁。没有了皇帝，阿Q们凄凄惶惶，六神无主；毛~zhe~东死去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哭声，似乎时间都终结了。皇权意识不离开中国，民主自由便难以降临中国。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且还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二月河却在作品中为皇帝们招魂，他的所有作品都在传达此信息：谁比我更爱皇帝？
在二月河的笔下，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英明神武的"大帝"。责任编辑对他说："你一定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狡猾写出来。"他的回答是："我一定要把康熙的'大'写出来，康熙称之为'大帝'。"与之对应，"百姓"都称之为"小"。主子只有一个，奴才和奴隶则有千千万万。唯独"主子"可以有远大抱负，奴才和奴隶只能服从于主子的远大抱负，甚至为之而献出微不足道的生命。在康熙皇帝的丰功伟绩背后，有多少普通人的生命被剥夺、有多少普通人的家庭被拆散？这些"细节"，二月河是不会去关心的。当有记者反问"你特别强调贡献，所以出来后让人感觉这些皇帝都太完美了"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不讲贡献讲什么？就讲出身啊？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康熙成分不对，是地主阶级总代表，我们就千方百计丑化他，妖魔化他，那我认为是不公道的。"在这里，二月河从文革时代"成分论"的那个极端游移到另一个极端，即帝王是历史的中心，帝王是历史的主宰。
三百年前，思想家黄宗羲已经认识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三百年后，二月河却将百姓的生死存亡千钧一发系于一个"好皇帝"身上，皇帝强则国强，皇帝弱则国弱，皇帝富则国富，皇帝穷则国穷，这便是二月河所尊奉的"历史定律"。三百年前，黄宗羲即从中国朝代的历史中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他知道继承皇位的鲜有大贤大德之人，由于成长的环境和教育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几乎全是残忍冷酷的暴君。三百年后，二月河却用油彩将皇帝们个个都涂抹得"高"、"大"、"全"，这种写法是文革文学模式的继承，是一枚银币的两面。从黄宗羲到二月河，这是一条中国文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退化、萎缩、下降的可耻的曲线。
引起文学界和学术界更大争议的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系列。近一百多年来，雍正皇帝以从所未有的正面形象出现在二月河的小说中。二月河对雍正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回转去投身于那个由仁君统御天下的时代，他充满感情地说："我在图书馆见到《雍正朱批谕旨》，线装本装订足有半米厚。再看资料，这只是一少半——大部分在台湾故宫。雍正在位十三年，千余万言的政务批语，康熙、唐太宗上溯到秦始皇这些勤政的君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就是我们这些书生，谁又有过这么大的文字劳作？"如果用"工作勤奋"来判断统治者的好坏，那么雍正或许还比不上希特勒、斯大林、毛~zhe~东等现代独裁者。这些现代独裁者都喜欢通宵达旦，没日没夜地工作。既没有假期，也没有家庭生活，更是时时刻刻都将"人民"挂在口头上。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批阅过的文件档案，数量更是惊人。但是，他们的一句批语便决定千百万人的生死，数百万犹太人被希特勒送进集中营，数千万阶级敌人被斯大林送进古拉格群岛，数千万"地富反坏右"被毛~zhe~东送进劳改营。他们越是勤奋工作，老百姓便越要遭殃。同样道理，雍正皇帝之废寝忘食，与明朝万历皇帝之疏懒散漫，形成鲜明对比。但人民所受之侵犯、凌辱与"折腾"，前者的时代超过后者的时代千百倍。
于是，在二月河的笔下，雍正摇身一变成了"改革皇帝"，这是一个弘扬"改革"主旋律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这样一位雍正皇帝。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二月河这里，历史则成为他在现实中谋求金钱和权力的跳板。批评家李悦指出："在唯皇史观的指导下，二月河与时俱进地联系到今日改革之现实，创造出一位'改革皇帝'——雍正。……一位大胆革新政治、励精图治、勤政廉洁、礼贤下士、忧国忧民、勇于自省、正大光明、机智果敢、关爱臣民的好皇帝跃然纸上。残暴的苛政成了为推行'改革'而'不得已'实行的新政，宫廷血腥争夺皇权的恶斗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路线斗争，靠屠刀和'密扎'驾驭臣民的专制君王成了承上启下创建康乾盛世的伟大的千古一帝。"学者秦晖则进一步分析说："（由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青胜于蓝地强化了'雍正思想'，它不仅把知识分子勇于讲真话的一面视为大恶之尤，而且连传统文化中也作为正面价值的士大夫清操自守、犯言直谏的精神也加以百般嘲弄与攻击，而把目不识丁的皇家奴才塑造为盖世英雄。这样的价值观真叫人目瞪口呆！……像《雍正王朝》这样连东林、海瑞式的书生意气都不能容忍而赤裸裸地宣扬家奴意识的作品还真少见，这样咒骂清流而崇尚趋炎附势的作品比五十年代的《海瑞罢官》都差远了。"
一向宣称从不用历史小说来"影射现实"、从不企图通过写作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二月河，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历史与现实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当然知道吴晗当年因为写了《海瑞罢官》而枉送卿卿性命的下场，他当然不愿犯同样的错误。他在谈及《雍正皇帝》的写作时，如此娴熟地"讲政治"："中国历史上，解决贱民阶层，我认为解决的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雍正，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个彻底的'一风吹'，'地富反坏右'，阶级成分一下就没了。"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语策略：只要将雍正与邓``小``平注册上了亲戚关系，我便顺带也鲤鱼跳龙门，身价百倍。你们批评我便是批评雍正皇帝，批评雍正皇帝便是批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既然"打狗还看主人面"，那么谁还敢开口非议之呢？
与贾平凹一样，二月河的着装打扮、语言方式和生活习惯都非常农民化，他们以此来显示其"朴实"的一面。实际上，这是他们最狡谲的伪装，正如当年的"农民总理"陈永贵一样，虽然陈永贵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其政治权谋却远远高于那些博学古今的笔杆子——"伴君如伴虎"，田家英死于非命，陈伯达锒铛入狱，有汉奸劣迹的陈永贵却能平步青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在心者"的典型。有谁比二月河更热爱皇帝呢？有谁比二月河更拥戴党国领袖呢？作为党代表之一，二月河曾经在党代会上痛哭流涕地挽留江泽民继续留任，大声疾呼："没有了'江核心'，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作为人大代表之一，二月河故意当着记者的面，将那只填写过选票的签字笔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并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党心民心共一心。有这样意气风发的气概，任何艰难险阻也拦不住我们迎风疾行的步伐。"也不枉他通读数千万字的清宫密档，方练就此种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的"大内武功"。
历史可以成为奴才向主子献媚时可资利用的佐料，也可以成为自由人反抗暴政时取之不尽的源泉。二月河曾经说过，他不能接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进去。"他反问说："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能给出答案。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才是真正的诗史，在这部诗史当中，主人公是那些热爱自由并为自由而献身的贵族与平民，沙皇反倒成了配角。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之中，沙皇都是以小丑和暴徒的模样粉墨登场的，托翁对装腔作势的沙皇们从来都是鞭挞与嘲讽。虽然他本人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但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这样的信念显然超越了二月河所能理解的范畴。奴才无法领略自由的滋味，正如夏虫不足以语冰。所以，二月河才会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忍卒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中国无托尔斯泰及《战争与和平》，二月河及其帝王小说遂窃取了"诗史"的名份。而有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才孕育出什么样的作者，奴才与奴隶是互动的。只有奴隶普遍觉醒了，二月河式的奴才作家才可能销声匿迹。（YJ）
(文/惜辉)
——转载自《凯迪社区·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