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不少，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个名叫子产的人物，如果要说中国的改革史上的那些人物，子产虽然可以算一个，但是他却绝对不会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与商鞅、刘晏、杨炎、范仲淹、王安石以及张居正这些著名的改革派人物相比，子产实属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并不算起眼的改革人物，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第一，这两个第一也就奠定了子产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以与上面所说的那些改革大家相提并论。

其一，他开启了中国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公元前５３６年，子产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的鼎上，向全国公布。这是第一个“第一”。依法治国这在今天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可在那个时代可就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了。

其二，就是子产在主持郑国的改革时，以罕见的魄力和过人的胆识，不仅不禁止社会舆论的监督，反而是大力支持社会舆论的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政府的批评。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仅此一例，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此为第二个“第一”。

如果说第一个不值得大书特书的话，因为这件事，不由子产去做，也会有别人去做，而第二件事却是绝对我们高度关注的。

举凡改革，总是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难免会触犯到一些利益集团、甚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子产的改革也不例外。其改革之初，阻力也非常之大，当时有歌谣说“……谁能够杀死子产？我一定跟他一起去！”（……孰杀之产，吾其与之！）而三年之后，郑国人却歌颂道：“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一正一反，我们可以看出子产在郑国人心目中的变化。而这一切，又都与子产不毁乡校有关。

据说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特别喜欢到乡镇里的学堂里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针砭时弊等等。对于子产的改革，当初人们也很有意见（看看上面的诗歌就知道），而且批评得很尖锐。因此，子产的手下就向子产提出，为了防止这些的非议阻挠了改革的推进，干脆把乡校给封闭起来或者干脆毁掉得了。

然而，子产却做出了出乎意料的选择。不仅不毁这些乡校，还专门派人去倾听人们的议论，特别是要把那些批评的议论带回来。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那些乡校啊？老百姓早晚到那里去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继续实行；他们不高兴、反对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够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你们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子，可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到那时候再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政治家能有如此有胸襟，不由得我们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可惜，洋洋中华文明史上仅此一例。倒弄得现在有一些专家说什么舆论监督是舶来品，孰不知其源头在老祖宗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