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与“城中村”
一
暑期去看大舅，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城中村改造”。
大舅住在昆明机场西头的向化村。在我印象里，向化村虽然不是山清水秀也没有鸟语花香，但还算干净整洁。村外有一条灌渠，村中还有几条小沟。村里大多是是两层小楼，布局得规规整整。村中道路平平整整，村头沟边是排列着老桉树。昆明市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多年以前还在郊区的机场现在被市区包围，向化及周围村庄也就成为城中村了。
找到大舅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问了十个人，其中九个是外地的。向化其实已经不是印象中传统意义的农村了。村里已经没有土地，原来村头的老桉树也没有了踪影。原来排列整齐的两层楼普遍长高了，房屋建筑似乎也没有什么规划，杂乱无章的样子；灌渠不见了，水沟消失了，村里到处堆积着垃圾，低洼处污水横流。感觉四下里乌烟瘴气，村子周围开了几家皮革加工厂以及家具厂，而最近村民们又在大量加盖楼层。找地方停车也颇费周章，在村里艰难转了一圈找不到地方，只能停到村外。
二
城中村的形成过程是城市对外扩张的过程，也是农村性质嬗变的过程。随着城市经济活动总量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演进，中心城区经济活动的成本在增加，相对优势原理作用的结果是将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推向城郊，也将越来越多的的农村纳入“城市”的经济活动版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相对劣势，城郊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逐步放弃农业用途，进入收益率更高的非农经济活动中。农村土地逐渐成为工厂、仓库、商场、医院、停车场、商品房，农民则转变身份成为工人、商人、包租公包租婆等等。郊区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自然和自发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机会随着比较优势变化不断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化和商品化逐步蚕食农村的过程。城中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态的形成完全是自然和自发的，没有规划，没有布局，一切都在适应需要而产生和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和城中村的形成，颇有点像斯密所说的“未曾预料的后果”的意味。斯密确信经济力量自发作用对于构建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比如他说乡绅和土地贵族的奢侈性消费虽然是恶的，但他们无意识行为的未曾预期的后果却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他还说，人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实现，这甚至比人们有意识追求社会利益所实现的结果更好。斯密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所看到的都是人们的无意识行为导致效率改进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后果。在斯密的观念里，市场本质上是促进效率提高和国民福利改善最有效的装置。只要预先设定市场充分有效运行的参数或者条件，比如信息的充分性，价格的灵活性以及经济活动参与者充分的理性，借助于市场自发作用的人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将是效率的改善和福利的增进。
斯密的“未曾预期的有益后果的实现”的基础，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力量。个体行为的未曾预期的有效后果的产生，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个体理性，即个体对人与人利益相互性的充分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斯密确实过于乐观了。关于个体行为的社会后果问题，斯密的乐观主义只是诸多思路中的一个。对于个人行为是否无条件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从来就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孟德维尔那里，虽然相信个人利益的恶之花可以结出社会利益实现的善之果，但他不相信这样的结果可以自然而自发地出现，他相信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将可能冲突的个人利益导向社会福利的关键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未曾预期的理想后果的实现，建立在市场充分和完善的基础上，而充分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又建立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充分理性之上。可是，上帝也不承认他所有的子民都是天使。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现实中的人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机会主义的个人更有可能利用信息或其他优势在谋取个人利益的时候损害他人利益。这可能成为市场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公共空间对于社区成员的公共生活是必须的，而热衷于扩建出租屋的城中村村民可能为了增加出租面积而侵蚀公共空间。再比如，建设规划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宜居的社区是必要的，而规划作为公共产品不仅要求公众的广泛参与，而且需要参与者在必要的条件下以个体利益适应整体利益。但是，对于城中村社会经济生活急剧变化中生活形态及心理状态都极不稳定的人们来说，眼前的个人利益才具有现实性。
三
城中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反映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限性。虽然众多的群体都从城中村发展中获得利益，但城中村自然发展的后果是形成一个不适于居住的畸形社区。
以向化村为例。农田被征用之后，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房屋出租。出租房面积决定收入水平，于是整个村子密密麻麻盖起了奇形怪状的房屋。农民盖楼，一开始可能受预算约束，盖的是两层或三层小楼；过上几年，又在原来楼顶上加盖。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加盖部分往往要向外延伸。于是，城中村的很多住房，都呈现出下面小上面大的蘑菇形状。这样，即使集体最初批宅基地的时候留下了公共空间，加盖楼层也将其吞噬了。向化村紧邻机场，对于楼层高度有着严格的航空管制，但村民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将房子向上拔高。各家各户住宅之间的缝隙，因为抢占空间的缘故，变得越来越小，致使采光很差。村民为了充分开发出租空间，又将天井封起来建起房间出租，于是出租屋的采光和通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为了将建筑面积充分转化为可以盈利的出租面积，很多村民家里都没有卫生间。
公共产品的匮乏，公共空间的狭隘，社会秩序的混乱，投资及消费行为的短期化，这就是城中村的社会经济图景。这是一幅城中村人们在巨大的现代化冲击下无所适从的图景。传统农村社会中，构建人与人关系的，是基于传统伦理道德及情感价值的持久而稳定的社会关联，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人们稳定且可预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城市化的迅速到来，农民猝不及防地卷入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及伦理联接被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而这样一种联接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随机性的特点。社会经济的急速流变和人与人关系的日益不确定性，使人们对长远价值及公共利益失去追求的能力，人们变得更加自利，更加现实，也更加短视。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抓住转瞬即逝的获利机会，没有人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也没有人能够看得更广一些。个人努力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没有带来斯密所 “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想后果。
城中村的发展充分显示了经济力量在推动旧秩序解体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伴随旧秩序解体的并不是新秩序自发和自然的形成。秩序总是某种利益结构的反应，旧秩序解体和新秩序构建不过是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而利益结构的调整，反应的是经济力量发展变化的结果。旧秩序的解体留下各种经济力量较量和斗争的空间，在胜负确定之前，利益格局将处于变动不居当中。从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建立之间，如果任由市场的自发作用，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一个长期过程可能存在着若干破坏效率和损害国民福利的因素。由此，政府干预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颇令各地官员头疼的城中村改造问题。
政府之所以头疼，因为城中村改造涉及对利益结构的调整，而人们在维持和实现自身利益中有着最充分的智慧，这种智慧可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同时，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工程，既然涉及利益分配，就具有设租的性质，从而势必引起广泛的寻租行为，这将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面临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2009-8-22